“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即“两山”理念是中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提出的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它以生动、形象的语言，号召和推动了全国各族人民保护人类居住环境、建设美丽中国的伟大实践。以“两山”理念为代表的生态文明思想已经载入《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人类面临环境危机的清醒认识，以及维护地球生态安全、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坚定决心和意志。

依照这一指导思想，中国向世界宣布，在2030年以前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并启动了化石能源向绿色能源转变的革命性措施，制定了以高品质的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的经济社会发展等战略。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实现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对人类修复地球生态圈、实现可持续发展发挥了引领和示范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表述蕴含着遵循自然规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它植根于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土壤，蕴含着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万物和谐、仁民爱物、天人互益等思想。“两山”理念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应用，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

“两山”理念的形成发展和践行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两千多年前《论语》记载的“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孟子》记载的“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等合理有节制地取用、利用自然资源的行为，及浙江湖州南浔留传至今的桑基鱼塘农耕生态系统，说明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生态保护的理念和传统。“两山”理念的形成和实践标志着经过历史的循环反复，我们对生态保护认识进入更加自觉的阶段。人类的经验和学术的研究证明，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重塑人类文明秩序、应对人类生态危机的巨大价值。深入阐释“两山”理念所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对人类社会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形成和完善一种具有全球共识的生态伦理，激发全社会保护生态环境的内生动力具有重要启示。

一、“天人合一”的生态文明观

“天人合一”是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体系中的最根本的思想，构成了中国人的宇宙观和思维方式。这种观念来自古代中国人“仰观天文，俯察地理”，长期对宇宙自然、人类社会和人自身的整体观察认识，强调通过体悟、类比、效法等方式，把握自然规律和人类社会变化规律。这在中国文化元典《周易》中表述为“《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两之，故六”（《周易·系辞下》），“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周易·乾传》）；在道家《庄子》中表述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佛学思想中贯穿着“梵我合一”的观念。“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主体儒释道的共同认识，在人类对宇宙的认识史上独树一帜。钱穆先生感悟到：“中国文化过去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对‘天’‘人’关系的研究。⋯⋯中国古人，认为一切人文演进都顺从天道来。违背了天命，即无人文可言。‘天命’‘人生’和合为一，这一观念，中国古人早有认识。我以为‘天人合一’观，是中国古代文化最古老最有贡献的一种主张。” “天人合一”思想的核心就是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中国人“究天人之际”的结晶。它在中国主流文化中“一以贯之”，蕴含着生态文明的核心观念和深厚的宇宙共同体意识，为我们正确认识自然、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奠定了基础，是我们研究、践行以“两山”理念为代表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哲学基础。

一是整体观。“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将自然和人类社会统一起来认识。区别于在古希腊哲学、基督教神学基础上形成的西方文化，“天人合一”宇宙观没有上帝创世、外力推动和宇宙存在单一来源的终极概念。在“天人合一”的视域下，世界是一个无始无终、不断变化、协调生成、旁通统贯、广大和谐的有机整体。现代科学许多领域的研究也呈现出向整体、统一回归的趋势。系统论的研究认为宇宙是一个自组织演化系统。西方后现代哲学家怀特海的过程哲学也把环境、资源、人类视为互相联系的生命共同体。这些观念与“天人合一”的观念是相合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有“社会人同自然界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的表述，这与中国哲学的整体思维在本质上是相通的。

二是互系观。“天人合一”宇宙观视域下，世界万物都是互相联系的、互为依存的对立统一的存在。与西方近代以来的二元对立、机械论的宇宙观相比，“天人合一”更强调事物之间的连续、动态、互系的整体性质，而不是用静止、孤立、主客二分的观点去看待事物。从这种有机整体认识出发，宇宙的一切都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每一事物都是在与他者的关系中显现自己的存在价值。儒家思想中把天地视作人类的父母，认为所有的生命都与自己相通，故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应该建立和谐共生的关系。这种万物互系的思想，已被现代科学的发展证实，也被人类的生产生活实践反复证明。

三是和谐共生观。“天人合一”宇宙观将人与自然、精神与物质作为一个整体认识，确定了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这一点王夫之在《张子正蒙注·乾称上》中的说法很有代表性：“然濂溪周子首为《太极图说》以究天人合一之原，所以明夫人之生也，皆天命流行之实，而以其神化之粹精为性，乃以为日用事物当然之理，无非阴阳变化自然之秩叙，而不可违。”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人来自于自然，是自然的一部分，是集宇宙之精华、具有自我反省意识和主观能动性的生物，但人应该遵循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与自然共同演化。在这种视域下，人既不是负有“原罪”的上帝的造物，也不是在科学工具理性支配之下可以戡天役物、无限制地向自然索取、以人类为中心的极端的人，从而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持一种“中道”的看法，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观念。以人民为中心的协调发展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四是天人互益观。在“天人合一”的视域下，人类与自然的互动应该是一个互相促进、共同演化的过程。饶宗颐根据《周易》“益卦”原理，将其概括为“天人互益”的观念。天（自然）是人类物质生活的来源，也是精神生活的来源。作为行为主体的人，不但要承认人和人类社会的价值，也要承认包括其他生物在内的自然的价值。自然在满足人类衣、食、住、行等一般生物属性所需的物质需求的同时，也满足了人类理想信仰、伦理道德、科学知识、审美艺术等精神层面的需求。同时，人的行为亦会深刻影响自然系统的运行。历史与科学研究表明，地球生物圈的形成与演化离不开生命的参与，生命在推动自然界演进的同时也依赖自然提供的条件。人类由智人向现代人的进化过程中积累的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且又显示出“善”与“恶”两种倾向。在这种情况下，“天人合一”思想中彰显的“天人互益”观就尤为可贵，它时时提醒人类要尽到保护自然环境的责任和义务。

二、“生生不息”的人与自然共存之道

儒家对宇宙万物观察的结论就是“生生不息”。这是一种自然之道，也是人类生存发展之道。在“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方法论下，中国人从自然（天道）中领悟到创生人类和万物的力量及“生生不息”和谐共生的原理。由此以“道”“仁”“德”“易”等范畴形成了以“生”为根本的“生生”思想。《周易·系辞》中的“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中庸》中的“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都是这种思想的体现。儒家学者在此基础上建构了涉及本体论、宇宙论、伦理学的有利于人类生存发展的“生生哲学”。这种哲学揭示的是一种“生生不息”的人类生存发展之道。

首先，儒家“生生”原理认为宇宙演化的最高目的意义就是创生万物，为人类的生存发展指明方向。由此，把人的生命，包括万物生命的产生、发育（化育）、成长、繁衍，看成是天地（宇宙）中最根本的事情。霍金等在《大设计》中也对这种宇宙生命产生的力量进行过描述，赞叹生命的出现是“世界的善待人类的设计”，此观点与儒家强调生命本体价值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儒家认为“生生”乃天地之道、天地之德，反映了宇宙变化的规律，也是人类的生存发展价值意义所在。一切违背阻碍“生生”的行为都被视为违背天道、违背宇宙变化的规律。

其次，“生生”哲学肯定了天道和人类生命的创造力，为人类应对生态危机提供了精神动力。方东美认为：“儒家形上学具有两大特色：第一、肯定天道之创造力，充塞宇宙，流衍变化，万物由之而出。第二、强调人性之内在价值，翕含辟弘，发扬光大，妙与宇宙秩序，合德无间。此两大特色构成全部儒家思想体系之骨干。”儒家思想中这种创进不息的生命精神，是从天道自然的实际体验而来。“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中庸》），人道要遵循天道，即人类的行为要遵循自然的规律，实现与宇宙一体同流、共同演化的目的。这种天地之道的创造力，形成了中华文明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内核。同时，它也具有普遍的意义，可以为全人类应对生态危机、实现可持续发展注入精神动力。

第三，以“仁”为核心的儒家伦理道德体系蕴含着深刻的生态伦理思想。天道生生，天地具有“大生广生”之德。天地的这种创生行为就是“仁”。朱熹说：“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故语心之德，虽其总摄贯通，无所不备，然一言以蔽之，则曰仁而已矣。⋯⋯盖仁之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朱熹文集·仁说》）“仁”作为儒家的核心价值辐射其整个学术体系，形成了由“生”到“仁”的一系列伦理道德规范，用以引导人类生存发展。这种指引之于社会领域，是通过实现理想的“仁道政治”和建立理想的“道德人格”两个途径展开，使以“仁”为核心的道德伦理成为全社会普遍原则，以推动社会进步。之于自然，就是“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朱熹文集·记林黄中辨易西铭》），从对亲人、对百姓的爱，推广到对草木禽兽等万物的爱，把人际伦理推向生态伦理。正如孔子在《论语·雍也》中所言：“知者乐水，仁者乐山。”

第四，“生生不息”的生存发展观蕴含着顾及子孙后代的代际伦理思想。“生生不息”的生存发展观就是一种持续发展之道。哲学家安乐哲将“道”定义为人类进步的一种路径，“道”在一代代的继往开来的传承者中展现开来。我们在人与自然的协同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处理好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发展关系。解决好代际之间的公平正义，就要为子孙后代的发展留有余地，为他们留下一个清新美丽的世界。这是儒家思想对我们建立代际伦理的重要启示。

儒家哲学中“生生”思想，揭示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同一性和在“生生不息”的变化中协同演化的本质。通过将“天”之“生生”大德赋予人之“仁心”，儒家形成了尊重自然、遵循自然、保护自然的观念，为当代社会完善生态伦理、构建全球伦理提供了思想根基。

三、“中和位育”的协调发展理念

在“天人合一”的视域中，宇宙是一个包容并育的和谐系统。儒家哲学将其作为事物存在变化的规律加以认识。《周易》中的“保合大和，乃利贞”（《周易·乾传》）思想，将万物永久的和谐作为天道的自然属性；《中庸》中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阐述了宇宙和谐共存的普遍原理，“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进一步阐释了“中”“和”之间的“体”“用”关系，“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中和位育”思想蕴含着不同事物通过“中和”协同发展达到和谐的理念。这些极为深刻的思想为当代生态治理和生态保护提供了多方面启示。

第一，事物通过协调发展以致“中”。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表明中庸是一种最高的道德。同时中庸也是一种思维方式与方法论。“中”就是一种适宜（合理）的状态、和谐的状态，或者说将事物把握在一种适宜（合理）的状态。这个标准就是“中”。随着事物在时间、空间维度的变化，而加以动态地把握，就是“时中”的观念。我们可以说地球生物圈就是一种“中”的体现。绿水青山就是“中”的状态，一种调节的标准。通过人类的努力把破坏了的自然生态恢复到一种适宜人类生存的、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的状态。

第二，事物通过“和”以致“中”。“和”与“和而不同”的观念蕴含着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思想，实现“和”的过程蕴含着深刻的协调发展的思想。周代史官史伯言“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它平它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生之”（《国语·郑语》），阐释了实现“和”的途径：认为和谐才是事物不断生成、不断丰富、不断发展的原则，同一则不能维持事物的长久，正是个体的不同与差异，各归其位，互相配合，构成了事物整体的存在，事物的多样性是构成整体和谐的基础。“和”在中国文化中既是一种状态，也是一个动态过程，事物的发展在阴阳互动、刚柔相济中共生、共荣、共进，形成整体的和谐。这些观念构成“和而不同”理论的基础，也是中国人“致中和”的追求。

第三，中道思想认为，人既可以普遍关爱万物，也可以合理取用万物。在遵循自然规律前提下，有节制地使用自然资源以致“中”，成为中国文化中长久传承的生态原则。中国古代早在周朝时就提出了“时禁”思想，周文王告诫人们要加强对山林川泽的管理。《礼记·月令》已有孟春之月“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麛，毋卵”等记载。《论语·述而》记载的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有节制取用自然资源的故事，孟子提出的“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孟子·梁惠王上》），以及《孟子·告子上》对“牛山之木”美与不美、“得养”不“得养”的评论，都彰显了这种人与环境协调发展的传统。学者张学智认为，王阳明对万物价值一视同仁，“一体之仁”的精神境界，与“良知上自然的条理”在经验事物层面应用的辩证关系，为仁爱万物与合理取用万物的做法提供了合理性。儒家既肯定了人对自然环境进行索取以延续和发展自己的合法性，又强调保持人与自然环境的平衡，把人与自然的和谐从人生境界推进到生态意识。中道哲学思想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它的标准就是“中”，就是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就是人类与自然协调发展，从而可以导出一种更加合理的生态理论。

四、“德合天地”的生态责任意识

儒家通过“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以天为则”来构建人类社会的行为规范，认为天地最伟大的德性就是化生万物。《礼记》说“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孔子在《论语·阳货》中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都揭示了天德无言而成的本质。《周易·乾传》提出“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的“天人合德”思想。《中庸》进一步指出：“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人道是从天道而来的，天道是诚，人道也要诚。人类要依自然天道行事，让人和人类社会的行为符合天道生生的规律，这是对人的道德要求，也在如何对待自然生态的问题上给予我们多方面的启示。

面对生态危机，人类应该进行深刻的反思。“两河文明”“玛雅文明”等因生态不可持续导致文明毁灭的教训历历在目。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工业化在工具理性驱动下导致的地球生态圈恶化，几乎每个人都能感觉到，环境变化导致生态的突变也随时可能发生。孟子提出：“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孟子·离娄上》）造成地球环境的恶化，并不是什么外在的原因，也不是其他物种，而是人类自己的不善行为。面对这种局面，人类应该发扬“天人合德，德配天地”的精神，承担起人类对地球生态环境的责任。楼宇烈先生说，天人关系实际上就是人自身的关系，“天人合一”的思想实际上强调管好自己、尊重自己，把自己当人来看，处理好自己跟自己的关系。人类对环境的尊敬就是对人类自身的尊敬，人类对环境的责任也就是对人类自己的责任。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深刻的道德依据和道德的约束力。人不仅对社会的发展负有道德责任，而且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负有义务。

人类必须实现哲学意志和价值观的变革以应对困境。应对环境危机是一个超越国界、超越种族的全球性问题，曾主导人类文明几百年的西方价值观已经不足以指引人类走向未来。美国哲学家安乐哲指出，面对前所未有的人类困境，各种问题的叠加效应，最终即使不会导致整个人类灭亡，也将从根本上迫使我们改变习惯的生活方式。当前所有的问题都连接在一起，没有边界，涉及每一个人，国际社会必须合作才能解决。解决这些问题仅靠科学、技术是不够的，需要全息整体性思维，需要哲学意志和价值观的根本变革。为此，他呼吁人类进行第二次启蒙，使全球人类的意志、价值观实现根本转变。解决全球生态问题的关键就是人类要改变过去狭隘的思维方式，树立起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重建人类的价值观念系统，彻底转变对生态观念的认识；重新界定人类的伦理价值坐标，建立人类共同遵守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体系，形成一种全球性的生态伦理。

地球上每个公民都应承担起对环境的责任。儒家文化中“天道生生”“天人合德”“天人互益”的思想中，蕴含着对人类行为的道德规范：要求人类发挥本具的善端，与天看齐，约束自己的行为，使自己的行为符合自然的规律；要求每个人在社会生活中要努力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准和精神水准，以社会利益为重，发挥“天下为公”“集体主义”的精神，承担起对自然、社会、家庭的责任。儒家伦理具有丰富的人际伦理资源，同时也包含着深刻的生态伦理，要求人类延伸、扩展道德责任的范围，承担起保护地球生态安全的责任，并把它代代传承下去。这种责任要求人类必须树立起一种共识的生态伦理、全球伦理来约束规范自己的行为，既尊重人的发展权利也尊重自然的发展权利，既关照当代人的利益也要考虑到后代人的福祉。

五、“参赞化育”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境界

地球是全人类居住的地球，我们每个公民时时都在与环境进行着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人类的活动影响着我们赖以生存的生物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讲到外部约束力量和内生动力关系时指出：“要激发起全社会共同呵护生态环境的内生动力。”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应对全球环境危机更为根本的问题，即如何将人类对自然环境的责任，进一步转化为每一个人内心的自觉意识、道德意识，并落实在日常的行动中。这方面儒家“参赞化育”的思想可以给人类提供诸多的启示。

第一，弘扬“参赞化育”的社会实践精神，促进人与自然协同发展。《中庸》曰：“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与天地参矣。”这是一种恢宏壮丽的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境界：“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周易·系辞上》）儒家思想非常强调要体会“天地生物之心”，倡导发扬天道赋予人的生命精神，人类要按照自己的本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与天地合其德”，积极参与人类社会的伟大实践。在使人类的一切思想行为符合宇宙“生生”目的和宇宙演化自然规律的同时，促进人类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相互适应、共同进化，保证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这一根本目的。

第二，学以成人，将生态意识内化为人类内在的道德意识。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中庸》给出的答案就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就是通过教化，通过全球的文明教育，使人类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整个人类进化的历史长河中，人类文明史还只是短暂的一瞬间。在这种视角下，人类文明尚处在幼年时期。彭林先生认为，人类的进化包括体质的进化和心灵的进化两个方面。我们还仍然处在知识、道德等并不完整的“半人时代”。因此，人类需要不断地自我反省、自我学习，向天学习。2018年在中国召开的世界哲学大会的主题就是“学以成人”，《大学》中倡导的三纲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我们指明了这种学以成人、参与社会实践的道路。安乐哲先生用“儒家成人理论”（Human Becoming）阐释了这个过程。他认为人不是脱离具体境域抽象的人，人类的生存发展相互依赖，是一个着眼当下、不断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中需要教育、培养、奋斗及机运。这个过程是“人性”发展形成的过程，是一个“成人”的过程，是趋向完善的过程。他给我们的启示是：要在社会层面发挥教化功能，进行生态文明的教育；在个体层面就是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个人不断地学习、修身为基点，将生态保护意识内化为个人自觉的道德意识，使其成为人类自然而然的意识。

第三，加强人格修养，将生态意识转化为人生境界。在儒家的思想中，对自然的爱是一种崇高的道德境界。王阳明在《大学问》中表述为：“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这种状态，把外部环境包括人在内看成一体：“是故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是其仁之与孺子而为一体也。孺子犹同类者也，见鸟兽之哀鸣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与鸟兽而为一体也。鸟兽犹有知觉者也，见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悯恤之心焉，是其仁之与草木而为一体也。草木犹有生意者也，见瓦石之毁坏，而必有顾惜之心焉，是其仁之与瓦石而为一体也。”在这种境界下，人生境界与生态境界融为一体。如何获得这种境界？《中庸》指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通过人格的自我修养，从而达到对万物平等的爱，对万物价值一视同仁。这是一种崇高的道德境界，这时对万物的爱就脱离了个人的功利和外力的约束，达到自觉的程度，将生态意识作为一种价值和信仰，默化为崇高的人生境界，也因此在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中体悟到生命的终极意义。

六、发挥中华文明核心价值在地球生态保护中的作用

从一定意义上说，思想的高度决定了时代的高度，全人类的自觉生态意识将决定自己的命运。孔子说“知天命”。今天我们说“知天命”，就是要了解我们赖以生存的生物圈的运行状况和发展趋势。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写道：“中国人所称的‘天命’，正是要解决全人类的问题。而现代的天命，也真的就是得解决天上的问题，像臭氧层破洞和温室气体的累积。”这句话可谓正中其的。珍惜地球母亲，保护生物圈的安全，就是全人类的“天命”。“两山”理论指引的行动就是这样一种影响人类命运的伟大实践。

旷观历史，人类从原始社会进入农业文明，再迈向工业文明的过程中，对生态的影响呈几何级的增长，直到今天已经掌握了影响地球生物圈存亡的能力。地球生态问题已经不只是人与自然的问题，也是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人与科学技术之间的关系问题。解决地球生态问题必须同时协同处理好这几方面的关系。中华文明中很早就有了系统化、理论化地处理人际关系、天人关系的理论与实践。特别是它所具有的人文精神，在追求人类进步的终极目的意义上不是靠征服，而是通过“人文化成”“参赞化育”的途径。我们要向世界弘扬“两山”理念中所蕴含的这种中华文明特质，让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一道，在重塑人类文明秩序、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中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