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9月9日至10日，笔者有幸参加了清华大学举办的“中国主体，世界眼光”——清华国学院的百年历程与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发展学术研讨会。此次会议适逢清华国学院百年华诞，会聚了中国哲学、思想史、国学等领域的众多知名学者，会议以“中国主体，世界眼光”为核心主题，引发了广泛而热烈的学术讨论。这场深入的学术交流促使笔者对一系列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其中尤为引人深思的是：在中国哲学语境中，“主体性”应该如何理解与确立？中国哲学如何回应现代性的问题，如何与其他国家进行跨文化交流？通过对清华国学院百年历程的回溯与反思，笔者对这些问题有了更为清晰和深刻的认识。

“中国主体，世界眼光——清华国学院的百年历程与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发展学术研讨会”开幕式

一、清华国学院的历史传承

清华国学院创立于1925年，此时正值国家风雨飘摇之际，同时这又是一个新旧交替、中西碰撞的时代。20世纪初，各种外来思想文化涌入中国，中国社会与思想界处于剧烈震荡之中，中国的传统文化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具体而言，传统文化如何适应现代性，已成为当代学术界无法回避的核心议题。现代性的推进伴随着理性主体的觉醒，科学、民主等现代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并对传统知识体系构成强烈冲击。在这一背景下，如何理解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不仅关涉文化认同的重建，更直接影响着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对此，学界提出了不同的进路：陈独秀等人创办《新青年》杂志，他们对传统的儒家思想展开激烈的批判，认为其不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这种观念往往强调现代与传统的绝对断裂，传统是阻碍进步的沉重负担，唯有彻底破旧才能立新，由此在中国建立起新的知识体系与制度模式。此外，亦有学者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传统并非亟待摆脱的负担，而是连接过去与当下的精神纽带，是文化连续性与认同感的来源。所以，传统与现代性不是必然对立的，现代性的建立未必要以摧毁传统为其代价。相反，应该通过对传统的重新阐释，使其在现代语境中焕发新的生命力。如何重新认识和评估本国传统文化，使之在现代世界焕发新生，成为有识之士共同关注的焦点。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清华国学研究院应运而生，其创办理念绝非复古守成，而是要以科学的方法论整理国故，以此创立一种新的国学。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四位导师秉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术理念，融贯古今中西的治学方法，贡献了一系列卓越的学术成果。不仅如此，清华国学院还培养了一大批国学研究的一流学者，造就了近代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可以说，清华国学院的历史承载着中国近代人文学术从传统赓续到现代转型的变化过程。

虽然清华国学院一度停办，但是其学术精神与理念并未中止，其治学原则与方法散播至全国各大高校与研究机构，深刻影响了20世纪中国的国学研究和人文教育。时隔数十年，于2009年，清华大学决定重建国学研究院。国学院的重建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老国学院精神的继承与发扬，不仅是要整理国故，更是要确立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性，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文明的责任意识。

2009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正式恢复重建。在陈来教授的带领下，国学院不仅迅速重建起学术架构，更在短短十六年间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陈来教授深耕中国哲学研究，出版了《仁学本体论》等重要著作，提出具有原创性的哲学理论，为中国哲学的当代发展奠定了新的理论基石。《仁学本体论》植根于儒学传统，同时以鲜明的文化主体意识对西方哲学所提出的关键问题作出了富有创见的回应。“仁体”为新时期道德哲学的建设提供了重要资源，对回应当代价值认同与信仰危机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尤为重要的是，这一体系致力于从中国自身的哲学传统中提炼核心范畴与研究方法，为构建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这反映了中国哲学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主体性自觉，是在全球化语境中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努力。这些成果不仅在学界引起广泛反响，也深刻影响了国学院的整体研究方向与品格塑造。清华国学研究院创办《清华国学》刊物，力求打造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平台，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学术人才。可以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不仅延续了老国学研究院的学术命脉，更在新时代背景下将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参加“中国主体，世界眼光”——清华国学院的百年历程与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发展学术研讨会，于笔者而言，不仅仅是一场学术盛宴，更是一次思想的激荡与交锋。通过对前辈学人的学习，笔者深切感受到，我们不仅是要守护传统，而且要在新的历史语境中承故启新。清华国学院的百年历程告诉我们，学术的辉煌绝非偶然，它源于一代代学人对文化使命的自觉担当与不懈求索。

《清华国学》第一辑书影

二、“中国主体，世界眼光”

回顾清华国学院的百年历史，笔者体会到“中国主体，世界眼光”这一理念的深意所在，加深了对中国哲学主体性这一问题的理解。中国哲学的研究的确经历了一个漫长且曲折的发展阶段。辛亥革命后，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取消了经学科，经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消失于历史之中。随后按照现代学科的划分方式，将传统的经学划分为文学、哲学、历史等学科。哲学本质上是起源于西方的一门学科，其原意是爱智之学，以追求真理与知识为根本宗旨。关于中国古代思想中是否存在哲学，始终是中国近现代学人不断探索与争论的重要问题。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是较早为中国哲学建立系统学科脉络与理论框架的开拓性著作，但两部作品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以西学为依据来研究中国的古代思想，颜炳罡先生便认为“冯友兰是沿着胡适开出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路向，进一步完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在研究方式与研究理路上，他完全继承了胡适依傍西方哲学研究中国哲学的理路”（颜炳罡：《从“依傍”走向主体自觉——中国哲学史研究何以回归其自身》，《文史哲》2005年第3期）。这种研究方法本质是以西方哲学为标准，对中国的思想典籍进行裁剪，选取符合西方哲学的内容。例如，冯友兰先生便说过，“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这种做法虽在早期为中国思想研究提供了现代化的叙述框架，但也带来一大困境：将中国哲学置于西方哲学的从属地位，中国哲学的研究成为一种在自身传统中寻找西哲对应物的知识活动。其结果是中国哲学的学科合法性屡遭质疑，其主体性也难以真正建立。

更为重要的是，在这种以西方哲学范式为主导的划分标准下，中国古代思想中许多关键部分往往被系统性忽视。例如，原本处于传统经学体系核心的三礼和《春秋》三传的研究，在哲学史的叙事中往往得不到足够重视。因为这些文本侧重于具体时空中礼制秩序、人伦道德的诠释，其问题意识与诠释方法同西方哲学有较大差异，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些内容往往被划归为历史学、文献学的研究对象。这种选择性的阐释，不仅忽视了传统文化的整体性与复杂性，还使我们难以真正把握其理论内核，其结果将是学术视野的狭窄与思想资源的贫瘠。

因此，对中国哲学主体性的反思实际指向了一个问题：是否只有契合西方哲学范式的思想才可被称为哲学？是否应该建立一种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回归自身语境与问题意识的叙事方式？近年来，已经有一些学者提出“汉语哲学”等主张，试图从经典自身的诠释传统出发，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这并不是要排斥西方哲学，而是追求一种平等的对话姿态，在跨文化交流中求同存异，以此超越“中西之争”。

欲实现这种文化主体性的重建，需要我们在学术实践中坚持正确的学术理念与多元的研究方法。对此，我们首先要坚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术理念与品格，这要求研究者始终保持思想的自主性与批判性，以真理作为最终追求。其次，我们应保持一种融贯古今中外的学术视野。“中国主体”不是盲目排外，而是要确立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世界眼光”是以开放包容的态度，主动吸收、借鉴国外的优秀文化与研究方法，并将中国文化置于世界文明中进行反思，力求在中外对话中，对时代问题作出自己的阐释。

清华园“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石刻与陈寅恪夫妇纪念碑

具体而言，我们需要更新研究范式，特别是问题意识、话语体系以及评价标准的自主性建构。本次清华国学院研讨会议中的诸多学者在经学理论、理学范畴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尝试跳出西方哲学的范式，用中国文化自身的概念、思维方式来诠释传统思想。我们在具体的研究中，应该致力于从传统经典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性的概念与理论，以此参与世界性的哲学对话。此外，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也为人文学术的研究提供了许多新的可能性，我们还可以利用这些先进的技术工具与平台来辅助自身的学术研究。例如，利用数据库分析思想概念的流变，通过比较哲学深化文明互鉴。

作为一名行走在学术道路上的青年学人，此次研讨会让笔者更加明晰了自己的定位与方向。笔者将努力以内心的“独立”抵御外界的喧嚣，以开放的眼光避免思维的僵化。笔者的研究将力求扎根中国文化的深厚土壤，从原典出发，精读深研。同时，保持对学术前沿的敏感，积极运用新方法，探索新角度，致力于在中国哲学的阐释上做出一点微薄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