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不懈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这一历史进程与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变迁演变是一个相辅相成、同向而行的互动过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从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迷失中觉醒过来，作出了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新选择。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在事实上提出了重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双重任务。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围绕“中国式的现代化”命题，中国共产党重思如何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问题，强调“两手抓”，中华文化主体性得到新的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领导人民成功推进和不断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巩固了中华文化主体性。总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长期探索中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包含上述四个历史时期的现代化探索进程相伴随的，是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觉醒—重建—发展—巩固”的演进过程。

现代化；“两个建设高潮”；中国式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文化主体性；“第二个结合”

杨振闻，男，湖南宁乡人，哲学博士，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湖南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价值哲学；陈瑶姬，女，湖南邵阳人，中共长沙市委党校（长沙行政学院）马列主义理论教研部讲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25年第5期，注释和参考文献从略。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明确提出了“文化主体性”的科学范畴，强调“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如何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必答题。中华文化主体性并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而是一个历史性范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历史上曾经拥有无可置疑的文化主体性，并不意味着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就一定会永远拥有文化主体性。中外历史一再表明，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会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历史命运。在重大历史转折时期，曾经充满文化自信、拥有文化主体性的民族，会因为跟不上时代潮流，落后于世界现代化进程，而面临落后挨打的被动局面，陷入文化主体性迷失的困境。

在当今多元文化相互交融的全球化时代，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之所以能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中国人民之所以会表现出坚定的文化自信，是因为一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成功走出了一条引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与包含上述四个历史时期的现代化探索进程相伴随的，是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觉醒—重建—发展—巩固”的演进过程。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为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提供了实践基础和底气来源，同时，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巩固又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精神支撑和精神动能。本文试对这一互动过程作一历史性回溯，进而系统阐释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辩证关系。

“中国式现代化”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的重大命题。这是深刻总结中国现代化艰辛探索历程后得出的科学结论。在近代中国陷入文明蒙尘境地、中华文化主体性迷失之际，寻找中国出路、实现民族复兴、重焕文明荣光、重构文化主体性，成为当时先进的中国人的孜孜追求，他们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艰辛探索历程。

为更好理解这一“探索”是如何启动的，有必要对中华文化的发展史和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历史命运，作一简要回顾。

中华民族是一个创造了辉煌灿烂文化的伟大民族，“具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从夏商周到春秋战国和秦汉，从三国两晋南北朝到隋唐，从北宋南宋到元明，乃至到清朝前期，中华民族一直都保有强大的文化主体性。但鸦片战争以后，由于晚清政府在列强发动的侵略战争中屡战屡败，被迫一次次割地赔款，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下，“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国人猛然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惊醒过来，却又陷入中华文化主体性迷失的困境之中。面对当时深刻复杂的历史变局，有人选择抱残守缺，有人陷入彷徨迷茫，有人主张全盘西化。胡适就是全盘西化论的代表人物。他认为，我们必须老老实实承认“自己百事不如人”。从“天朝上国”的“俯视”世界，到“百事不如人”的“仰视”世界，中国人文化心理上的这一骤变背后所折射的，是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迷失。西洋文化的强势介入，给中国固有的自成体系的文化传统带来严峻挑战。而文脉深厚的中国，自然不会对西洋形上之道与形下之器照单全收，而是作出了尝试改变命运的种种努力。但这种种努力，无论是效法西方器物的洋务运动，还是效法西方制度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抑或是主张引入“德先生”和“赛先生”（民主和科学）的新文化运动，都没有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人们在精神上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迷茫和彷徨，即“无家可归”的迷失状态。这表明，中华文化主体性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陷入迷失困境之中。

而之所以会出现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迷失，从根本上讲，是因为当时落后的中国没有跟上世界现代化的浪潮。这种落后并不仅仅只是在某个方面的落后，比如在器物上的落后，而是整体性的落后，落后于资产阶级开辟的资本主义时代。换言之，这种落后的集中表现，就是当我们还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时候，西方已经经由工业革命走上了现代化之路。走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迷失困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然要求我们成功走出一条现代化的追赶和超越之路。

由此可见，中华民族的复兴梦是在世界现代化的宏大历史背景下展开的。如何正确看待资产阶级开辟的西方现代化道路，我们究竟该走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才能跟上时代进而引领时代，成为先进的中国人必须回答的紧迫现实问题。而最为关键的是，先进的中国人要准确掌握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从而辩证地看待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辩证地认识西方现代化道路。一方面，马克思充分肯定，资本主义社会相比封建社会具有历史的进步性，强调“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他们“开拓了世界市场”，“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另一方面，马克思又深刻反思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局限性，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推崇的丛林法则、资本至上以及反复出现的经济危机都充分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太狭隘了，无法容纳其本身创造的财富了，而且已经产生了自己的掘墓人，即作为无产者的现代工人。正如有学者所言，“只要有西方现代性进来，就会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对现代性进程的一支解毒剂，它既是理解和支持现代性的，同时又是批判和反思现代性的”。这表明，作为现代化的“后来者”的中国，要实现现代化，摆脱“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命运，重建中华文化主体性，就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现代化模式，而必须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现代化是有方向之别的，并非“自古华山一条路”。

正当中华文化主体性陷入迷失困境，中国人为摆脱困境而进行现代化艰辛探索的时候，“十月革命”一声惊雷，影响了世界，改变了中国。先进的中国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由此摆脱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开启了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艰辛探索之路。而要真正走上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首先就要推翻“三座大山”，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中国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创造前提条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压迫势力相互勾结。如果不从根本上推翻“三座大山”，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也就无从谈起。正是基于对中国国情的深刻洞察，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不能不做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之后，党又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从而完成了推翻“三座大山”的历史使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这就为中国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提供了根本前提、开辟了现实道路。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不仅为中国推进现代化提供了根本前提，也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重建创造了必要条件。“从文化视角考察中国近代史，会发现中国近代史既是一部为推动现代化而不断引进西方现代文化的历史，也是一部推动中国文化主体性自我更新的历史。”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事实已经证明，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马克思主义“激活了支撑中国现代化的现实历史的伟力”，使中国现代化事业迎来曙光。中国人的精神面貌也因此焕然一新，初步实现了精神上的独立自主。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不同阶段，中国共产党一直都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思想文化建设工作。比如，在北伐战争时期，党领导开展了“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政治宣传；在土地革命时期，党领导了左翼文化运动；在抗日战争时期，党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思想在党的七大上被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在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的文化建设如火如荼，《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等一大批马克思主义新文艺作品相继问世。正是由于卓有成效地开展了一系列的思想文化建设工作，中国人民在马克思主义这面新的精神旗帜的指引下，大大增强了文化自信。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指出：“被艾奇逊们傲视为‘高度文化’的那种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一遇见中国人民学会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文化，即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就要打败仗。”“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毛泽东的这些重要论述充分表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选择马克思主义，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从而走上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对中国人走出文化自卑、对中华文化主体性走出迷失困境，进而重燃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心、重建中华文化主体性，具有极端的重要性。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不但为中国推进现代化事业提供了根本前提，而且也大大增强了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心，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中华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彻底完成，而只意味着有了一个新起点。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致开幕词，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并指出“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

毛泽东的上述重要论述，虽然并没有明确提出“中华文化主体性”这一概念，但有着极为丰富的文化主体性内蕴：既道出了“站立起来了”的文化主体性意蕴，也道出了重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双重现代化建设任务。一方面，毛泽东关于“站立起来了”的庄严宣告，意味着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所遭受的屈辱历史被彻底终结，中国人民不仅在政治上获得了真正解放，翻身当家作主人，还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先进思想的指引而有了文化自信，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挺直了精神脊梁，中华文化主体性也因此实现了强势回归。另一方面，毛泽东关于“两个建设高潮”（经济建设高潮与文化建设高潮）将要到来的科学论断，则进一步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与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辩证关系：重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任务是双重的，即不仅需要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使中国人摆脱物质上的贫穷落后，实现经济现代化，也需要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丰富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实现文化现代化。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两个建设高潮”方面作出了巨大努力。

就经济现代化而言，这一时期，党明确提出并努力推进“四个现代化”，构建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经济现代化建设的成就，会积极作用于人们的文化心理活动，增强人们的文化自信，进而有利于重建中华文化主体性。“四个现代化”发展目标的提出是一个不懈探索的过程。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明确提出，革命胜利后要努力完成“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新的历史使命。党之所以在革命即将胜利之际，就明确提出建设工业国的新使命，是因为深刻汲取了历史教训。导致近代中国落后以及由此引发的中华文化主体性迷失的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工业化水平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根本内容，毛泽东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探讨实际上就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讨。”在工业化具体道路的选择上，毛泽东强调要走自己的路，既不能走西方侵略掠夺和殖民扩张的老路，也不能走牺牲农业（以工业品和农副产品的剪刀差实现高积累）的苏联道路，而要走工业、农业“同时并举”的新路，处理好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比例关系。1954年9月，周恩来首次提出“四个现代化”，即“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随着中国工业现代化的推进，“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被纳入“现代化的工业”范畴之中。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准确把握科学技术在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提出建设“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要求。1959年，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又进一步对“四个现代化”作出新表述，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推进，我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党领导人民在这一时期取得的巨大成就表明，“中国人民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也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的自信心、自豪感大大增强，中华文化主体性也随之大大增强。

就文化现代化而言，这一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在“以文化人”的过程中，重建了中华文化主体性。具体而言，这一过程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重要内容。

一是毛泽东强调在文化现代化建设全过程中，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就明确提出了“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重大课题，强调文艺工作者“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文艺必须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服务。1957年，毛泽东在与文艺界代表的谈话中，再次重申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是不错的”这一观点。只有站稳人民立场，文化现代化建设才能让人民产生精神上的共鸣。这就为重建中华文化主体性指明了正确的政治方向。

二是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作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批示，为重建中华文化主体性提供了宽松的文化政策环境。为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鼓励不同思想观点的碰撞和交流，1956年4月，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他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第二年，毛泽东又进一步拓展“双百”方针的适应范围，将其视为“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双百”方针的提出，为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探索文化发展的自主性发展路径指明了方向。重建中华文化主体性，需要“双百”方针在文化建设上的“放”，否则中华文化主体性会因为自我束缚而陷入封闭保守。在科学对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问题上，毛泽东于1964年作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重要批示。1956年在同音乐工作者谈话时，毛泽东强调：“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这样道理才能讲通，也才不会丧失民族信心。”毛泽东这里所讲的民族信心问题，实际上就是要通过“洋为中用”，来增强中华文化主体性。

三是大量优秀的文艺作品应运而生，成为激励中国人民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从而为重建中华文化主体性提供强大精神支撑。这一时期，涌现了一大批优秀文艺作品，如电影和舞台剧《红色娘子军》《英雄儿女》，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经典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以及优秀小说《青春之歌》，等等。它们在人民群众中产生巨大反响，成为引导人们树立正确人生观、价值观的生动教材。同时，诞生于这一时期的红旗渠精神、大庆精神、北大荒精神、焦裕禄精神、雷锋精神等，成为激励人民改造山河、奋发图强的强大精神动力。所有这些，都大大增强了中国人民实现现代化的信心，中华文化主体性也随之得以重建。正如毛泽东所言，“过去说中国是‘老大帝国’，‘东亚病夫’，经济落后，文化也落后”，经过努力，“我们把中国的面貌改变了。我们的成绩是谁也否认不了的”。

综上，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两个建设高潮”的推进，党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并开始了初步实践，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也蓬勃发展。站起来的中国人以饱满的激情投入到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之中，表现出强烈的主人翁精神和民族自豪感。这种主人翁精神和民族自豪感，实际上就是文化主体性的彰显。然而，由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是一项全新的事业，还有很多建设规律需要我们在实践中去探索和认识，党在领导推进这一伟大事业的过程中，走了一些弯路，出现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失误，在一些地方连温饱问题都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这严重影响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刚刚重建起来的中华文化主体性再次面临严峻的挑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实行改革开放，缘于邓小平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现实问题和严峻挑战的深刻反思。当时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和严峻挑战就在于，国民经济发展因“文化大革命”而遭遇重大挫折，如何才能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如何才能真正彰显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直面新的历史课题，邓小平严肃指出：“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既是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的追问，文化主体性的思考。因为我们所讲的“中华文化主体性”中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魂的，而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首先就要体现在更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体现在能够更好推进现代化建设事业上。

正是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课题作出深刻回答，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中华文化主体性得到新的发展。这可以从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方面得到说明。

就物质文明建设而言，中华文化主体性在这一时期的发展，不是建立在简单灌输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的抽象说教上，而是奠基于中国人民逐步“富起来”的现实，人民群众有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马克思指出：“‘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因此，中国人民要在内心深处真正从对西方现代化的迷信中解放出来，增强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信心，进而增强中华文化主体性，就必须依靠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实实在在的成就，首先是物质上的成就。

1980年1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严肃指出：“现在，特别是在青年当中，有人怀疑社会主义制度，说什么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这种思想一定要大力纠正。”这种对我国制度和所走道路产生怀疑的思想，实际上就是中华文化主体性弱化的一种表现。如何纠正这种错误思想呢？不能靠简单的思想灌输。因为单凭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无法真正说服人们的。邓小平强调：“我们一定要、也一定能拿今后的大量事实来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这要表现在许多方面，但首先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没有这一条，再吹牛也没有用。”大道至简，邓小平的上述朴实论述清楚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并不是抽象的，也不是靠吹牛皮就能体现出来的。彰显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最根本的东西，只能是更高水平的社会生产力，更富足的物质财富，更坚实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这一道理，同样适用于发展中华文化主体性。中华文化主体性也不是凭空出现的抽象的东西，它必须奠基于在这一文化引领下的国家现代化建设取得的丰硕成果之上，首先是巨大的物质成果的基础之上。正是基于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的深刻思考，邓小平特别强调，现代化建设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认为“四个现代化，集中起来讲就是经济建设”。

在新的历史时期，接续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关于“四个现代化”目标的探索，基于我国人口多、底子薄，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上还存在明显差距的现实国情，邓小平明确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的重大命题，强调要“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在这里，“中国式的”所强调的，就是推进中国现代化绝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现代化的目标和模式，而必须符合中国国情、彰显中国特色。关于现代化发展的阶段目标，1979年12月邓小平在与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谈话时，就明确指出：“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之后，邓小平又进一步提出现代化发展的“三步走”战略，即解决温饱、实现小康和基本实现现代化。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动力，在于改革开放。得益于实行改革开放，2010年我国经济总量首次超过日本，位列世界第二。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极大增强了逐步“富起来”的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信心，中华文化主体性也随之大大增强。

就精神文明建设而言，中华文化主体性在这一时期的发展，不仅建立在物质文明建设取得丰硕成果的基础上，还建立在精神文明建设持续发力的基础上，党始终强调坚持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

只有“两个文明”建设都搞好了，才能发展好中华文化主体性。邓小平提出的“中国式的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邓小平指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忽视了发展生产力，所以现在我们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物质文明建设为精神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创造条件，因而是一种基础性建设，同时精神文明具有巨大反作用，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

“两个文明”建设能否都取得成就，直接关乎能否在新的历史时期发展好中华文化主体性。因此，在强调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邓小平又十分注重精神文明建设。他深刻指出：“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发展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题中之义。如果不重视精神文明建设，“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若现实真的变成了这样的世界，人们就会对中华文化（包括作为中华文化的魂脉的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中国共产党失去信心，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无从谈起，中华文化主体性也无从谈起。

为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邓小平要求大力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强调“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培育“四有”新人是发挥文化现代化建设之“化人”核心功能的题中之义，也是发展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必然要求。“‘三个面向’不仅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而且为我国文化建设提供了全新大视野”，要求我们大胆吸收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更加自信地与世界各国打交道。

在邓小平关于坚持“两个文明”建设“两手抓”的基础上，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而胡锦涛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始终坚持“两手抓”，在取得经济建设成就的同时，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提高了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主体性得到了新发展。

进入新时代，在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四个现代化”、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命题。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要坚定不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并且精辟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五个方面的中国特色。党的二十大报告在阐述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时提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从“中国式的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不只是文字上的差异、词法上的不同。“中国式的现代化”是一个由“修饰词＋中心词”构成的偏正短语，“中国式现代化”则是一个专有名词。“中国式”不再只是一个修饰的定语，而是直接融入到“现代化”之中，“中国式现代化”也由此成为一个专有名词。这种构词法的变化，其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内涵，即党在长期不懈、独立自主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实践基础上，在关于现代化的观念上彻底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构建了关于现代化的自主知识体系，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表明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等方面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从而巩固和发展了中华文化主体性。

具体而言，在“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战略命题的引领下，新时代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巩固、中国人民文化自信的增强，主要缘于以下五方面的作为。

一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指导思想上实现了与时俱进，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时代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即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就有了根本依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就是新时代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在党的历史上，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再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指导思想的每一次与时俱进，都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取得新的标志性成果，也意味着中国现代化发展不断取得新的突破，还意味着中国人在文化上的自信更加坚定、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性不断增强。新时代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就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新时代伟大实践，特别是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形成，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让世界知道“理论中的中国”，也使中国人不再盲从“现代化＝西方化”的教条，不再照搬国外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新时代为实现中国梦而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的强大思想武器。有了这一思想武器，中国人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中华文化主体性就能不断得到巩固。

二是中国式现代化在经济现代化上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既坚定了我们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信心，也夯实了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根基。这一历史性成就，就是如期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打赢脱贫攻坚战，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突破百万亿元大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一万美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解决了困扰中国人几千年的“穷怕了”的老大难问题，从而为巩固文化主体性提供了底气来源。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巩固，不仅需要文化本身具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和辐射力，有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而且需要卓有成效地开展现代化事业各方面工作并取得辉煌成就，从而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增强文化自信的底气。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五大文明”协调发展，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我国也由此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目标迈进。这极大增强了我们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信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践证明，中国式现代化走得通、行得稳，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知所从来，方明所往。文化主体性其来有自，道路自信就是中华文化主体性得以巩固的源头活水。

三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文化现代化上自觉坚持“两个结合”，造就了一个新的文化生命体，巩固了中华文化主体性。从实践历程来说，中国共产党一直重视“两个结合”的工作。但“两个结合”作为一个重大命题，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正式提出来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文化现代化建设问题上，始终坚持守正创新，坚持“两个结合”，特别是更加自觉地运用“第二个结合”，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中华文化主体性得到进一步巩固。文化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推动文化现代化，离不开“两个结合”。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满足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需要。”“两个结合”有效破解了“古今中西之争”，实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了红色革命文化和红色基因，发展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同时在开放包容中吸收借鉴了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造就了一个新的文化生命体，从而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有效解决了中国人的精神独立性问题，巩固了中华文化主体性。

四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文明形态上内生出人类文明新形态，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担当，巩固了中华文化主体性。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华文明为其深厚的文明底蕴，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在“两个结合”的实践中，又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而且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种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新”，就在于其“超越性”，既超越了中华传统伦理型文明，也超越了资本至上型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同时还超越了苏联式传统社会主义文明。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彰显了中国人民在文明创造上的贡献，“体现了基于中华民族主体性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越发自信的精神状态和奋斗姿态”，因而大大巩固了中华文化主体性。

五是中国式现代化在精神品格上蕴含的“六观”，为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提供了精神滋养。“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充分诠释和全面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独特的精神品格和深层的价值追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坚定道路自信、保持战略定力的根本所在。”这种“道路自信”和“战略定力”在文化上的表现，就是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有了文化认同中的自我文化身份意识，以及在文化交融背景下的文化自主建构能力和求同存异能力。

还应该指出，我们说新时代巩固了中华文化主体性，绝不是说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巩固就已经大功告成，不需要再巩固了。事实上，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巩固，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我们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引下，作出不懈努力，不断回答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践中提出的新课题，包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如何丰富精神世界、全球化条件下如何应对西方文化渗透和文明冲突，等等。

“新世纪国学热兴起和持续的根本原因，在于199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快速和成功的发展，及其所引致的国民文化心理的改变。……在现代化受挫期，更容易全盘否定自己的文化传统，反映了追求现代化而不得成功的集体焦虑；当现代化进程驶入快速发展的轨道、经济发展取得成功之后，国民的文化自信便会逐渐恢复，文化认同也随之增强。”这一洞见，深刻揭示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与中华文化主体性演变的相辅相成、同向而行的辩证关系。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建构和巩固，是中国式现代化所肩负的文化使命的重要内容。

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奋斗史，既是党领导人民艰难探索、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也是中华文化主体性变迁演进的历史。就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进程来说，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为推进中国现代化提供了根本前提；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四个现代化”奋斗目标正式提出；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明确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新命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命题，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就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变迁来说，与包含上述四个历史时期的现代化进程相伴随的，是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觉醒—重建—发展—巩固”的演进过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成功推进和不断拓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成就斐然，为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和过硬的底气来源。同时，中华文化主体性的不断发展和巩固，又反过来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精神支撑和精神动能，“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