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是“古今中西之争”的核心议题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第二个结合”这一重大命题，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现代定位，而国外学界依旧存在着“文化工具主义”“文化民族主义”的错误解读。原因在于西方理论界对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理解在底层逻辑上存在着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相关理论表现为三种类型——文化生成说、文化断裂说与文化工具说。这三种理论均否定非西方社会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文化因素并不是现代化的决定因素，文化本身不具备历史性与独立性，文化作用的发挥归根结底要以现实的人的历史实践活动为基础。资本主义现代化并非现代化的最终形态，资本主义文化也不是文化的最终形态。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所展现出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并不具有普遍性。“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让中国式现代化有了更加宏阔的历史纵深，在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定向与“人的现代化”的立场上，明确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作用；以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明确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实坐标；以契合为前提，以实践为基础，阐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何以现代，从而为破解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

自中国探索现代化道路开始，人们围绕“古今中西之争”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不论是“五四”时期的东西方文化的论战，还是改革开放以来对于传统与现代关系的探讨，其核心议题终究离不开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这一论述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阐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但是，其蕴含的深刻学理却被国外学界曲解为“文化工具主义”“文化民族主义”。这是因为，西方理论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解读均受制于“西方中心主义”这一底层逻辑。因此，如何把握“第二个结合”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这一命题，如何理解其对于破解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重要学理意义，不能仅仅聚焦中国的语境，还需要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厘清争论的焦点，破解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难题。

一、西方理论中关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三种类型

总的来看，西方学界对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问题的探讨表现为三种类型：一是西方现代化形成视域下的“文化生成说”，二是后现代化理论视域下的“文化断裂说”，三是世界文化碰撞与交流视域下的“文化工具说”。

（一）

“文化生成说”

在研究西方现代化的内在动力时，马克斯·韦伯在20世纪初期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非西方社会为什么没有发展出现代资本主义？之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韦伯发现，“资本主义”就其经济属性而言，并不仅仅出现在现代社会当中，其在传统社会也是存在的：“资本主义的计算达到了相当程度理性化的情形，在世间所有文明国家中也都是早已存在的，因为经济文献允许我们作出这样的判断。在中国、印度……在中世纪以及直至现时代，莫不如此。”既然在不同的民族传统中，同样存在着资本、存在着理性的经济活动，为什么只有西方文明发展出了资本主义的现代文明形态？

△马克斯·韦伯

在韦伯看来，问题的根源在于西方文明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不在于经济制度、科学、法律等理性的实在因素，而是在于西方传统文化中独有的一种“虚实相生”的“精神气质”（ethos）。虽然在现实生活中“直接支配人类行为的是物质上与精神上的利益”，但这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共性。西方文明的特质在于其独特文化所展现出的“由‘理念’所创造出来的‘世界图像’”，它决定了人类行为的方向。所以，韦伯构建出了一种文明比较的方法，这种方法在人类文明整体的意义上，以经济生活的普遍追求作为整体维度，以融入经济生活的“精神气质”为特殊维度，致力于发现每一种文化结构中使自身有别于其他文明的要素。那么，导致东西方文明差异的关键要素是什么呢？在韦伯看来，这涉及“西方文化特有的理性主义问题”，它之所以独特，就在于这种“理性主义”是与一种神秘的“非理性主义”结合在一起的。这种双重维度结合的要素，就是宗教。它既是“理念”创造出来的世界图像，又是能够融入现实生活的一种精神气质。从宗教精神出发，韦伯论证了西方现代经济生活的精神是与禁欲的新教理性伦理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并生成了基于新教的资本主义精神。这种精神气质随着新教改革获得一种普遍的形式，并展现出一种经济理性主义的趋势。它并不排斥世俗资本主义的获利行为，而是将支配生活的宗教信念与资本主义商业意识结合在一起，表现为“刻苦工作，积极进取的精神”。这种独特的资本主义精神气质就是：个人有责任依靠自身的诚信、节俭和勤劳获得资本及其利润，并将资本增殖视为最终的目的。所以，韦伯认为：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宗教的世俗化使新教不再受限于修道院式的禁欲生活，而是持在理性的统治下清醒的生活态度，“社会关系之理性的切事化与组织化，是为西方现世内的禁欲——与世界其他所有宗教相对照的——之特殊的成果”。宗教伦理融入现实生活的过程促进资本增殖成为人的“天职”，西方现代社会以资本主义精神为理念创造出独一无二的“世界图像”。基于此，韦伯得出这样的结论：正是西方文化的特殊性催生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

韦伯命题的提出，催生了对现代化理解的单线生成维度，同时也衍生出对非西方国家现代化理解的文化否定维度，即非西方社会的传统文化内在蕴含着对现代化的抑制，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需要抛弃本民族文化，通过西方化而实现现代化。比如，福泽谕吉主张“脱亚入欧”，建立一个“纯西方化的国家”；“五四”时期的东西方文化论战中也出现了“全盘西化”的声音。“就西方学术界而言，自韦伯以后大都集中注意于中国文化的消极与落后方面。”

（二）

“文化断裂说”

随着西方现代化进入20世纪中后期，资本主义现代性问题的显现以及当代资本主义文化形态的新变化，使西方重新审视韦伯命题，主张所谓的文化生成只不过是传统向现代转化的残留表象，从深层本质上来看，传统与现代是二元对立的关系，传统文化无法真正实现现代的转化，因为传统与现代在文化层面存在着如下断裂。

一方面，传统与现代存在着价值层面的冲突。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着一种耐人寻味的现象，即很多现代化的狂热倡行者在晚年都转变为反现代化的思想者。他们用二分法来阐释传统与现代价值体系的断裂，比如：传统的感性、道德的直觉，对应着现代的理性、自私的计算；传统的温情的道德关系，对应着现代的冰冷的金钱关系；传统的人性价值、道德精神与伦理操守，对应着现代的金钱价值、利益至上与市场准则。艾恺在反思世界范围内反现代化思潮时总结道：现代化之于传统文化而言，是一个悲剧，因为它所创造的每一个价值都需要以传统中仍具有价值的东西作为代价。现代化象征和表现了人性本身中最深邃的矛盾，人类基于物质欲望作出选择，牺牲了传统中值得珍视之物，他们痛心疾首却又无能为力，因为“传统与现代化是水火不相容的，前者代表着人性，而后者代表着非人性。现代化与反现代化思潮间的冲突正好代表着人性与非人性的冲突，不易解消”。

另一方面，现代化意味着传统文化的消解。西方传统文化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宗教，现代化摧毁了西方传统文化中最普遍的信仰形式。继尼采喊出“上帝死了”并预言未来文化是“虚无主义的降临”之后，丹尼尔·贝尔根据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的具体表现提出了“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简单来说，就是在当代资本主义文化形态中，并不存在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气质，新教伦理是苍白的，剩下的只不过是以物质享乐为核心的“消费伦理”。现代化非但没有对传统文化中的优质部分加以延续，反而摧毁了规范人的行为的神圣准则：“现代主义文化不是如宗教的期待那样驯服魔鬼，而是接受它，探索它，着迷于它，把它（正确地）看作某种创造力的源泉。”

西方学界关于文化断裂的论调，是对西方现代化发展的文化反思，它展现出对西方现代化文化价值丧失的批判，否定了西方传统文化价值现代转化的可能性，同时也在理论层面上引发了人们对于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能否进行、是否有必要进行现代化转化的反思。

（三）

“文化工具说”

随着世界范围内现代化进程在不同民族国家展现出不同的面貌，以及西方文化自身所面临的现代性问题的彰显，早期西方现代化所建立的普世文明观念遭到了质疑与挑战。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总结的非西方社会对待现代化与西方化的三种不同模式：拒绝现代化和西方化；接受现代化和西方化；接受现代化，拒绝西方化。他给出的结论是：在最初条件下，非西方社会都是在学习西方化的过程中走向现代化，取得了显著进展；然而，当非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加快时，西方化的比率开始下降，本土文化获得了复兴。基于此，亨廷顿认为西方提出的普世文明观念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它引起了世界性的文化冲突。西方不应该致力于自身文化的输出，而是保护与维护西方文明的特殊性，以维护西方国家的利益和价值观。从表面上看，这一论调是对非西方国家现代化模式的肯定，实则隐含着西方中心主义立场的文化民族主义倾向。比如，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存在一些非西方社会，其中本土文化为现代化所造成的障碍如此之大，以至于如果要实现现代化，该文化必须实质上为西方文化所取代？”并且，他隐晦地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从理论上讲，就终极文化而言而不是工具文化而言可能更是如此。工具文化的‘特点是有很大部分的中间目标，它们分离于并独立于最终目标’。这些系统‘可以轻易地通过用旧瓶装新酒的方式来革新自身’……更具有工具性的日本社会和印度社会比儒教社会和伊斯兰社会更早也更容易地进入了现代化。”也就是说，非西方国家本土文化的复兴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工具主义，从现代化的最终结果来看，非西方国家最终依旧面对的是文化的同质化，只不过他们现阶段为了拒绝传统遗留下来的阻力，必须采取与自身文化相适应、相结合的手段，稳步推进现代化的革新。非西方国家自身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是以工具的形式出现的，其目的是减少现代化的阻力。

西方理论关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关系的三种类型，第一种以文化作为现代化生成的动力，否定了非西方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第二种从现代化的结果出发，批判了西方现代文化形态，同时也形成了现代化就是否定传统、走向文化虚无的理论倾向；第三种在形式的意义上肯定了非西方社会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却在本质意义上否定了非西方社会传统文化的最终价值。这些论断产生的理论反响，给非西方国家如何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带来了挑战。非西方社会的传统文化能否现代？现代化是否意味着对传统文化的消解？现代化的最终走向是否是文化的同质化？对于这些问题的破解，要求我们跳脱出西方文化的特殊性视域，在普遍的历史的维度上，理解文化的本质以及文化在现代化中的作用。

二、马克思恩格斯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阐释

19世纪的欧洲，英、法率先步入现代化，两国文化给德国带来启蒙的同时也展现出现代性的冲突，德国的理论界也面对着民族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建构问题。德国的历史文化境遇与寻求现代化解决方案的迫切需要，定下了德国学界的意识形态论基调。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用一个比喻深刻地反映了“现代德国革命哲学家”的意图：“有一个好汉忽然想到，人们之所以溺死，是因为他们被重力思想迷住了。如果他们从头脑中抛掉这个观念，比方说，宣称它是迷信观念，是宗教观念，他们就会避免任何溺死的危险。”可见，德国哲学理论界最初在面对民族现代化的困境时，亦是把一切都归咎于传统文化的束缚，并试图通过观念、思想的变革，来促成德国的现代化转型。从表面上看，现代化初期的德国理论界与韦伯的理论是相互矛盾的，前者把民族发展归咎于信仰的枷锁、宗教的束缚，后者把宗教理性化的精神理解为现代化变革的动力。但两者的理论逻辑实则是一致的：夸大文化的作用，把抽象的、形而上的文化因素理解为社会变革的内在动力，赋予宗教、形而上学以独立的外观，并从精神、观念、思想出发去理解人的行为动机，而不去考察这些因素产生的原因。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这种立足精神文化领域并赋予其内在独立性的考察方式，“把意识看作是有生命的个人”，而不是“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作是他们的意识”。然而，文化从其本质上看，并不具备独立外观，它是人们现实生活及其物质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下的观念表达和精神体现。传统文化本身，不论是道德的、宗教的还是其他意识形态的要素，“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应该从观念的文化出发，去解释实践，去考察社会变革的动力。恰好相反，应该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追溯它们（宗教、哲学、道德等等）产生的过程。比如，被资本主义现代社会奉为自然规律一般的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精神，也并不是自人类历史产生便存在的客观事实。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传统的氏族制度中并不存在这类精神样态，而只有当分工出现之后，这样的演化才逐渐产生。伴随着商品的生产与个人土地所有制的产生，血族制度的各种机关“下降为私人性质的团体和宗教社团”，“旧氏族时代的道德影响、传统观点和思想方式也逐渐消亡下去”，货币的出现创造了一种新的社会力量，个人的利益取代共同的利益，利己的精神逐渐产生。所以，对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考察，不应该把文化理解为本体，文化不是社会变革与现代化的根本动力，亦不是民族国家现代化的决定性因素。相反，对于现代化本身的动力，却是要从人们“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的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中去寻求。

那么，传统文化中的诸多因素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究竟发挥着怎样的作用？或者说，现代化是否意味着对传统文化的切割与否定？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似乎能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中发现一种“对立”。比如，《共产党宣言》中的“彻底决裂说”——“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指出的“传统阻力说”——“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所以一定要被摧毁”。然而，他们创立的唯物史观又强调历史的过程性、发展性以及精神文化的传承性：“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这些看似对立的论述不仅在理论上并不矛盾，反而说明了传统文化本身既有积极的成分，也有消极的成分。如何让传统文化发挥积极作用，对传统文化进行怎样的传承，这是需要鉴别和选择的。

第一，传统文化中渗透着不易察觉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它以宗教的或者是合乎理性的普遍的形式存在，并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把统治阶级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这些观念与统治阶级的法权结合在一起，在长期的教化过程中，以观念和思想的形式普遍存在着。它在传统向现代转化的过程中表现为消极的因素，即便其虚幻性被揭露出来，由于惯性力，它的消极成分产生的阻力依旧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够被消除。传统文化中的这些消极成分，是必须要被否定的。

第二，传统文化中存在着优秀的成分，它在现代变革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用“召唤亡灵的行动”比喻现代资产阶级革命借用传统的语言来完成当代的任务，进行现代的创造。马克思揭示了西方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在民族进步过程中的精神引领作用。但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现代创造并非对传统中优秀成分的真正传承，而仅仅是借用它们作为“人的文化”的普遍形式来掩盖资产阶级斗争的狭隘内容，使其沦为虚假的号召。一旦完成了自身革命的任务，在确立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关系后，以往那些高尚的精神便被视为同现代社会不兼容的事实：“新的社会形态一形成，远古的巨人连同复活的罗马古董……就都消失不见了……竟忘记了古罗马的幽灵曾经守护过它的摇篮。”从马克思的批判中，我们发现，如果真想要理解传统文化工具化，在资产阶级主导的从传统向现代变革的过程中倒是可以窥探一二。

第三，传统文化中的哪些成分能够起到如此革命的作用？如何理解“远古的巨人”“古罗马的幽灵”？从革命本身来看，它绝不是某种个人主义或利己主义的思想，而是真正具有普遍性的、属人的、一般的文化精神。何谓一般的文化精神？如何理解与把握一般的文化精神？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以“道德”为例给出了明确回答：“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只有在不仅消灭了阶级对立，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忘却了这种对立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超越阶级对立和超越对这种对立的回忆的、真正人的道德才成为可能。”所以，挑选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并不是复兴传统中某种产生过普遍影响的文化形态，亦不是在传统的、过去的每一种阶级社会中寻找文化的共性特征，而是要发现真正的、属人的文化。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致力于对古代社会的研究，就是要在人类文化学的意义上，回到不存在阶级对立的地方，跳脱出阶级的道德、阶级的文化，寻找属人的一般文化的最原始的种子。比如，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指出：“自由、平等、博爱，虽然从来没有明确表达出来，却是氏族的根本原则。”它在现代社会虽然以统治阶级虚假的意识形态形式出现，但是跳脱出阶级属性，它依旧是属人的一般性的文化特征。同时，对传统文化中优秀成分的继承并非意味着传统文化的复兴或历史的倒退，正如马克思所说：“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让革命的幽灵重行游荡。”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文化因素并不是现代化的决定因素，文化本身不具备历史性与独立性，文化作用的发挥，以“每个个人和每一代所遇到的现成的东西：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为其现实基础，以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为其形式。在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为对抗封建统治、宗教束缚，人文精神作为一种古老的文化传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种文化在资本主义现代社会中逐渐消失，并不是因为现代化意味着割裂传统，而是因为“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在资本主义现代社会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下，“资本的文化”取代了“人的文化”。资产阶级作为“人格化的资本”展现出以资本增殖为目的的文化形态，把人的价值转化为交换价值，从而与人的文化形成鲜明的对立，表现出对传统文化中属人的一般文化的割裂。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本身具有一种单向度的维度：“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因此，马克思开启了对西方现代化进程的本质批判。在这种物质文明的单向度进程中，西方现代化实质上是资本的现代化，资本获得了现代主体性。真、善、美等品质不再被视为价值目标，而是只有在其作为资本增殖工具时，才具有意义。西方现代化的独特精神气质、资本主义精神的真实写照被归结为：个人有责任依靠自身的诚信、节俭和勤劳获得资本及其利润，并将资本增殖视为最终的目的。资本主义现代社会中，所谓的“理性的统治下清醒的生活态度”，实质是由资本所统摄的“私利的战场”。但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并非现代化的最终形态，资本主义文化也不是文化的最终形态。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所展现出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并不具有普遍性。马克思恩格斯对古代文化的考察，不仅给出了抛开阶级对立去定位属人的一般文化的原则，同时也表现出对优秀传统文化在更高级别社会形态复兴的期待。这也为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创新提供了方向指引。

三、“第二个结合”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实践破解

在文明蒙尘的近代，在西方现代化的外部挑战与中国传统思想的内部回应中，中国最初的现代化探索表现为不破除传统的、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宗旨的自强运动，其与维新变法等的相继失败，曾经一度使中国的仁人志士认为中国现代化最大的阻力在于累积数千年的传统文化根基。这一看法在新文化运动中得到强化，出现了“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的口号。这一时期所提倡的新文化，实质上就是西方的现代文化。但是，随着对西方思想认识的深入或亲身体验西方现代“新文化”之后，众多中国学者对于本土传统文化的态度发生了巨大转变。比如，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提出了中西互补论，甚至主张以“孔化”代替“西化”；梁漱溟、牟宗三等现代新儒家通过比较中西方文化的精神特质，重新思考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拒斥了将中国的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思考方向。但是，在面对西方的现代性问题时，中国学界表现出的文化保守主义立场，并不能真正地处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最终陷入一味“返本”以至于无法“开新”的僵局。最初的诸多探索之所以均以失败告终，关键在于其对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理解，重心始终放在了文化领域。正如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破解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而是现实的实践问题。文化因素并不是现代化的决定因素，文化作用的发挥，关键在于其作用的现实基础，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发挥作用的现实基础，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现代化实践本身。

△马克思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并在不断探索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解答了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这一难题。这个过程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过程。“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直面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在充分尊重现代化发展客观规律的同时，突出了文化传承与创造的现实实践性与主体选择性，让中国式现代化有了更加宏阔的历史纵深。区别于西方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理解为一种无法抗拒的客观进程，“第二个结合”强调了作为社会主义文化主体的“大写的人”所具有的历史主动精神，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提供了中国智慧。

其一，“第二个结合”在“第一个结合”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中国要实现人的现代化，而非单向度的物的现代化。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为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注入了“魂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区别于西方现代化，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模式。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作出过明确阐释：“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区别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模式，中国的现代化并不是建立在剥削制度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无法克服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其核心是资本至上，把一切都“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用现代的商业、金钱关系取代了其他关系，把利益至上融入人的生活模式、行为准则、价值标准当中。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西方早期的现代化，一边是财富的积累，一边是信仰缺失、物欲横流。今天，西方国家日渐陷入困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无法遏制资本贪婪的本性，无法解决物质主义膨胀、精神贫乏等痼疾。”西方的现代化所呈现出的文化断裂之所以让人们难以接受，本质上并不在于人们缅怀于传统，而在于西方现代化的本质是物的现代化，其构建的价值体系是见物而不见人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发挥人民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主体力量，始终把实现人的价值目标作为检验历史成果的重要标准。在人的现代化的维度上，中国式现代化不单单是追求物质文明，而是指向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这样，传统文化中属人的一般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就不是资本增殖自身的工具，也不是现代文化形态不得不抛弃的过时的成分，而是人的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素。

其二，“第二个结合”作为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的重大理论创造，明确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根脉”的重要作用。一个民族的现代化离不开自身的文化根基，这既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践总结出来的经验，也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建设中始终秉持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遵循。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民族形式与民族特色，已经蕴含在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实践中。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政治报告中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并提出了“第一个结合”——“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2021年7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第二个结合”。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进一步强调了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其中，对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把握，正是要把传统文化中具有现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明的活的灵魂”提炼出来。“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存在方式、思维方式与精神气质等方面与马克思主义高度契合，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必然会被激活，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生成正是赓续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必然结果。

其三，“第二个结合”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导向，明确了传统文化优之所在的“定位”原则。确定什么是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关键问题之一。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精华和糟粕的部分，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如何判断与选择，确定秉持的标准至关重要。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特殊性论调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影响了非西方国家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以至于非西方国家致力于在自身文化中寻找西方文化的相似之处以找寻自身现代化的依据。然而，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形态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阐释，说明资本主义现代化并不是历史的最终形态，从而否定了西方现代化的一般性。在超越资本主义的定向上，马克思主义理论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构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为中华传统文化何者为优提供了原则和坐标。区别于西方把文化的特殊性作为现代化的一般性因素，“第二个结合”把中国自身的传统文化作为现代化的特色因素，要求在现代化实践中辩证处理文明的共性与个性的关系，用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激活中华文明基因。比如传统文化中的尚“道”、重“民”、敬“德”、贵“和”等价值理念就与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相通。正如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两者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它们的结合并非偶然。在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原则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并不是生搬硬套的文化工具主义，亦不是刻意排他的文化民族主义，而是根源于对自身文化的深刻理解与未来文化形态的深刻洞察。

其四，“第二个结合”以契合为前提，以实践为基础，推动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与创新发展，创造新的文化生命体。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契合性是中国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问题所具有的独特优势。“结合”不是硬凑在一起的，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结合也不是自发的结合，要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推进才能真正结合。以中国传统的伦理关系为例，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建立在伦理本位的人际关系之上，始终没有脱离人的维度。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关系理性精神，奠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文明的独特根基。在人的生存状态与生活的共同体之间的关系的意义上，传统伦理关系思想与马克思对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论断相契合。然而，传统文化对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理解，仅仅局限在伦理关系的共同体，并未触及真正的社会关系。关键的原因在于，传统社会历史条件下人与人之间劳动关系隐而不彰。所以，即使相互契合，没有现实实践层面的推动，也是无法结合的。梁漱溟曾说：“中国之伦理只看见此一人与彼一人之相互关系，而忽视社会与个人相互间的关系……伦理本位者，关系本位也……若以此理应用于社会与个人之间，岂不甚妙！”中国式现代化对中华传统伦理关系的创造性传承转化，即是在现代化建设中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注重家这一连接方式，避免使人沦为被冰冷金钱关系、极端利己主义计算所束缚的原子化个体；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传承传统共同体精神与高尚道德要求，以和谐共生思维为导向，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总的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进程中的“两个结合”，在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上，既要求超越自身传统的朴素性，又需要对抗西方现代性的狭隘性，在构建新的文化生命体的过程中继承文明基因，实现对自身传统文化的“否定之否定”。

四、结语

如何让优秀的传统文化实现现代转化，是人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诉求。人在物质文明高速发展的现代化境遇中，仍需要传统“根脉”的滋养。“第二个结合”蕴含着对传统文化、现代化及其二者之间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反思。它基于马克思主义对现代化发展进程的科学把握，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同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灿烂文明联系起来，使优秀的传统文化融入现代，不仅仅是价值上的应然，而且是符合现代化进程规律的必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总而言之，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秉持了精神的独立自主，从而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破解提供了中国范式。

END

因微信格式限制，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如需全文请查阅原刊。

来源：杨乔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何以现代？——基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探析[J].理论月刊，2026（2）：5-13.

作者：杨乔乔，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