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具有思想引领力，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首要标识性特征。马克思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它是文明的活的灵魂”[2]121。这意味着思想是一个时代和一种文明的核心。因此，是否具有思想引领力是评价一种文化是否具有先进性的关键标识。

（一）思想引领力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首要标识

所谓思想引领力是指文化对于思想来说所具有的引领力。思想是有方向的，如果失去方向，便会陷入混乱，这就需要对其加以引领。通常所谓的“思想工作”“思想教育”也是以承认思想具有方向性为前提的，本质上是在对思想加以引领和教育。思想是行为的理论指导，思想的方向也规定着行为的方向。这种能够对行为提供方向的思想，我们一般就称其为指导思想。当我们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指导思想的时候，这实际上表明‌，思想的方向从根本上引领并决定着实践的方向。可见，思想的方向性是至关重要的。思想自身的真理性是其作为指导思想的客观依据。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要通过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来推进文化强国建设。这就表明，文化强国一定是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作为该文化生命体的根本性质。一种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会有很多特征，但只有能体现其本质差异的特征，才能称为标识性特征。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诸多特征中，思想引领力处在核心地位，能够鲜明且本质性地体现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性质，因而成为标识性特征。

（二）思想引领力作为标识性特征的内涵

首先，思想引领力是文化强国的首要标识性判断根据。一个国家是否是文化强国，首要看该国家的文化是否具有强大的思想引领力。对于当代中国来说，文化强国建设最集中地体现在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上。诚然，文化建设的内容十分丰富，既包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包括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化作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创新和发展，还要继承革命文化传统，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但是，这些文化建设的内容都需要在“两个结合”[3]483的基础上，生成“新的文化生命体”[4]，而这一新的文化生命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就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其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精神标识。文化本身包含着意识形态属性，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核心，不仅要通过理论的形式加以确立，还要以文化的形式得到巩固。文化的内核是思想，思想则是文化的理论形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其核心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文化形态所具有的思想引领力，本质上来说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发挥的引领力。

最后，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是建设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指导思想，同时也构成了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自觉。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总结了中华文化的本质特征，形成了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诸多规律性认识，提出了一系列文化建设的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论断，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文化繁荣发展的标识性概念，比如文化主体性、新的文化生命体、全人类共同价值、人类文明新形态、“两个结合”等，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阐明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科学内涵和本质特征，以理论的方式彰显了新时代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因而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精神标识。

（三）思想引领力集中表现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力

建设什么样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其首要的标识性判断根据就是，该文化是否具有能够引领思想的力量。文化建设本身就需要用文化思想来指导，因此这种文化便彰显思想自身的引领力。比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建设了强大的革命文化，诞生了一大批红色题材的文艺作品，而这些作为革命文化的文艺作品反过来也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载体。因此，一个规律性认识在于，用什么文化思想来指导文化建设，则文化建设反过来也会对该思想起着宣传和引领作用。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取得的最为重大的历史性成就就是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思想深刻回答了“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5]48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要引导每个个体、各个层级的社会共同体深刻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科学内涵和实践伟力，旗帜鲜明地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巩固文化主体性、增强文化自信，积极投身于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中。

马克思主义历来重视精神的能动性。但由于个体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利益诉求、生活经历的多样性，因而容易产生在思想和精神上的分散状态。因此，无论是国家共同体还是民族共同体，确立精神凝聚力至关重要。

（一）精神凝聚力根植于人的精神生命本性

马克思指出，“人是类存在物”[6]161。这里的“类存在物”指的就是人的精神生命。精神凝聚力要从精神说起。精神是和物质相对应的概念。与此相应，人的生命包括自然生命和精神生命两个维度。自然生命是物质基础，精神生命则体现为对生存目的、生存意义的追求和实现。正因为人是有精神生命的存在，因而需要把人的生命与动物的生命区别开来。精神生命总是以经济、政治、宗教、伦理、艺术等各种具体形式呈现出来，这些精神生命的存在方式统称为文化，因而也可以说人是文化的存在。进一步讲，具有怎样的文化也就表明具有怎样的精神生活和精神世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要发挥其精神凝聚力作用，不断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凝聚是指因为某一目标和中心任务的客观真理性而能够吸引每个个体对其向往并形成共同体的统一行动。在这一形成共同体的统一行动中，精神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正是因为每个个体具有趋向于真理的相同目标的精神力量，所以才能够凝聚在一起。比如，通常所说的“人心向背”“凝聚人心”等就是精神凝聚力。由是观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精神凝聚力也就体现为个体因为具有共同的精神追求而团结起来形成共同体，从而形成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精神凝聚力就是向着具有客观真理性的民族大义而形成共同体的知情意行的统一力量。

（二）精神凝聚力标识性特征的内涵

精神凝聚力在何种意义上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标识性特征？首先，因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蕴含独特的精神内涵。中华文明具有悠久的人文精神，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形成了包含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基因和文化血脉的民族精神。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救亡图存的时代命运中，这种民族精神被马克思主义“魂脉”激活，进而具体地体现为伟大建党精神的创生，并以此为开端，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这些精神具有客观真理性，因而每个个体都对这些精神怀有崇高的敬意。因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精神凝聚力，集中体现为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传承。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精华，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的中国精神和时代精神，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纽带，把各族人民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强大的精神凝聚力。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显著特征，体现在这一文化具有强大的精神凝聚力。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所蕴含的独特精神内涵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之上的，因而是对利益共同体的客观反映。物质生产关系的公有制性质既决定了利益共同体，同时也决定了精神家园的共同体。正是因为具有共同的精神家园，所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才具有了强大的精神凝聚力。相反，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之上，是对私有制生产关系的反映。在私有制中每个人都因为具有自己的私人利益而成为彼此“独立”的，这便是马克思所说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7]52。这种独立性充分彰显了精神上的个体性，而这种个体至上精神无法形成精神凝聚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蕴含着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血脉、精神品格和精神家园，因而具有强大的精神凝聚力，这种精神凝聚力便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标识性特征。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精神凝聚力的实践导向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通过不断巩固文化主体性而发挥其精神凝聚力。文化主体性是精神凝聚力的逻辑前提，一个民族如果失去文化主体性就无法形成精神凝聚力。也就是说，凝聚的前提是成为文化主体。这也是习近平所强调的“巩固文化主体性”[4]的重大意义所在。文化主体性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有着自己本民族独特的文化；其二，能够对本民族的独特文化形成高度的理论自觉，建立文化自我，从而更好地发展和建设自己民族的文化。前者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本体，后者则是关于本民族文化本体的自我意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确立，一方面，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以新时代内涵，这便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思想内涵，以此思想内涵为基础形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另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创立，集中阐明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性质、文化特征、文化属性，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自觉，为新时代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增强文化自信提供了强大的思想理论支撑。可见，通过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能够使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具有强大的精神凝聚力。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精神凝聚力这一标识性特征，还体现在这一精神凝聚力能够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提供动力。比如，维护社会团结稳定、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热爱社会主义制度、激发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等，但上述功能还只是发生在认识领域或观念领域。按照马克思的“改变世界”[6]506的原理，精神凝聚力归根到底是为了变成物质的力量。具体来说，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需要全国各族人民充分发挥历史主动精神，形成强大的精神凝聚力，进而形成创造历史的“合力”，这一点构成了精神凝聚力的实践导向。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标识性特征，恰恰体现了它所具有的以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为实践导向的精神凝聚力。

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基于某种价值而形成的，因为文化表达的是人类对生命价值的追求。只有具有价值感召力的文化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充分彰显了价值感召力，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文化强国提供了价值基础。

（一）价值感召力是文化生命体对自身生命情感的直观表达

价值感召力首先是价值问题。而价值问题要从马克思提出的人类自由和解放说起，因为它们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指向，而这只有通过共产主义才能得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目的在于回答“世界向何处去”以及“人类向何处去”两个重大问题，马克思给出的答案便是：世界向共产主义去，而人类则向着自由和解放去，“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来说是必然的环节”[6]197。马克思为人类的生命活动确立了最高的价值目标。共产主义和人类自由解放这两个重大问题在马克思看来既是合规律的，又是合目的的。前者是事实判断问题，后者则是价值判断问题，因而是事实与价值相统一的问题。结果是，作为价值的应然理想的共产主义，就不仅仅是人类的主观期待，而且同时是作为符合历史规律的客观事实，这样马克思就完成了事实与价值的统一。其中，自由和解放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目标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因为它不仅仅是某一部分人或者少数人的自由和解放，而是全人类的自由和解放，因而这一价值才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正因为它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马克思主义才具有强大的价值感召力。

其次是感召力问题。所谓感召力是指，由于某一价值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因而它先行感染、感化、感动和召唤着以其为目标的人们向着它而行动的力量。这里的感召是对感染、感化、感动并召唤的简称。区别于引领力和凝聚力，感召力更加突出的是感染、感化和感动的直观性。也就是说，一种价值观由于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而符合“善”的原则，因而首先使人产生的是感染、感化和感动。而这3种认识状态本质上是促动了情感。在人的认知结构中，情感是最为直接和直观的，它不同于理性思维需要论证和推理才能被接受。因此，价值感召力这一标识性特征就在于它突出了情感力量。此外，召唤的意思表明价值目标的先行性，比如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仿佛在前方先行存在而召唤着为之付出行动的人们。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因其蕴含的普遍价值共识和客观真理力量，能够激发人民群众的情感共鸣，进而形成强大的价值感召力。

（二）价值感召力标识性特征的内涵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经由“两个结合”而生成的文化生命体。马克思主义始终是这一文化生命体的“魂脉”。所谓“魂脉”，也就是这一文化生命体的根本性质。马克思为人类指明了自由和解放的价值归宿，因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性质就是社会主义文化，这是由马克思主义这一“魂脉”所决定的。马克思之前的西方哲学家都在探讨自由问题，包括道德学、伦理学、法学、哲学、美学等无一例外把“自由”作为其价值观照。但是，在马克思看来，“什么是人的自由”这一问题绝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以往的哲学家都是在解释世界，换句话说都是在解释自由，而马克思则在此基础上前进了一大步，而且是本质性地前进了一大步，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回答“什么是自由”这一问题上实现了“质的飞跃”。这些都可以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最后一条作出如下推论：自由的问题首先不是道德、伦理、法律、宗教问题，而是社会生产关系问题。因此，实现人的自由必须以改变社会生产关系为前提，而建立公有制的生产关系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必要条件。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立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础之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人民创造历史的主体性力量，表达了对人民美好生活的关切，充分彰显了强大的价值感召力。相比之下，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是不具有价值感召力的，原因是这种价值观只是在解释世界并且是在唯心主义地解释世界中的存在。所谓解释世界包含两层含义：其一，世界是不能被改变的而只能被“解释”，而且是只能在世界历史发生之后才能对其加以事后思索；其二，世界向何处去是由上帝安排的，因而不需要人主观地为之努力，使人类走向“宿命论”。正是因为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上述两大消极特征，导致它失去了对人类行动的作用力。人们只需要被动地接受上帝的安排即可，因此，《国际歌》中明确批判道：“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而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说，是以承认人是世界的主体并且有能力改变世界为前提的，因而价值观与人的行动不仅密切相关，而且对行动发生直接的感召作用，这就使价值感召力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标识性特征。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何以具有价值感召力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所具有的价值感召力，集中体现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感召力。价值观的本质是善恶问题，是对事物所作出的评判。前文提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由和解放价值观的普遍性与客观性，由此可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样也具有普遍性与客观性。这就需要打破一个认识误区：价值虽然是以人为中心而存在的，但却不都是主观的。因此，要破除价值是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满足这一信条，原因是这一对价值的界定只是提供了价值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因为，需要具有主观性，比如萝卜青菜各有所爱，这反映了人们的个体偏好，而个体偏好赋予商品不同的效用感知，这就把价值引向了主观性的维度，这里的价值特指使用价值意义上的价值，但忽略了价值的客观性维度‌。而作为价值观中的价值，则是精神性价值。这种精神性价值说明，价值观是有主观性和客观性之分的。比如，资产阶级的自由观和民主观就不具有客观性，而马克思提出的人类自由和解放则是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的价值观。正是因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所以它才具有强大的价值感召力。

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背景下，每个民族国家的文化都不可避免地与其他民族国家的文化发生交流，并在互鉴中共同创造了人类文明。正所谓：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而这就需要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具有国际影响力。国际影响力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标识性特征。

（一）国际影响力是跨越世界各国文化主体间性的能动力量

国际影响力是指一种文化在世界各国中所产生的积极影响的力度，因而是跨越国家文化主体间性的能动力量。这里所说的国际影响力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它特指积极影响而不是消极影响。纵观古今中外的世界历史形成了多种文化。一方面，并非所有的文化都产生了强大影响力，部分文化随着历史的发展而逐渐消失，或因丧失文化主体性而被其他民族国家的文化所取代，但与此同时，有些文化则产生了重大国际影响力，比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亚洲地区产生了重大影响，一个有力的例证就是形成了涵盖日本、朝鲜、韩国以及东南亚部分国家的儒家文化圈。另一方面，有些文化虽然产生了强大的国际影响力，但却是消极影响力。比如，资本主义殖民文化，尽管随着资本扩张而成为世界性的文化，但它所带来的影响却是消极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的扩张导致世界“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8]32。可见，这种文化具有消极影响力。相比之下，由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的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人类的文化形态则对世界产生了积极影响。

国际影响力之所以被视为是一个世界历史问题，是因为其影响力不仅是对某一个或某几个国家的影响，更是对整个世界历史发展趋势产生的重大影响。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背景下，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领域联系日益紧密，这意味着国家之间进入了普遍交往的阶段。因此，一种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应该趋向于代表人类的普遍利益，而只有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的文化才容易产生强大的国际影响力。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国际影响力。仅以《共产党宣言》被翻译成多种语言这一历史事实就能够充分证明，有力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文化所具有的强大的国际影响力。今天，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旨在推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并促进世界各民族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国际影响力标识性特征的内涵

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虽然影响力很大，但是却给人类带来了诸多消极影响，比如剥削、侵略、战争、贫富差距、生态危机等。但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基于“两个结合”而生成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始终着眼于全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因此确立了世界历史的道义制高点。这一文化不仅批判和克服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消极影响，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为世界历史指明了文明发展的方向，对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产生了积极影响。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9]49。这一“十字路口”的比喻揭示了两种文化之间的本质区别。因此，国际影响力不是指消极的国际影响力，而是指能够引领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积极的国际影响力。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国际影响力集中体现在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感召力之中。习近平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世界历史的重大论断和命题，特别是提出了“弘扬和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9]51的重大命题。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对马克思提出的人的自由和解放价值的继承性和创新性发展，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因而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基于此，习近平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议，主张世界各国文明交流互鉴，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10]283，不同文明应和谐共生、共同发展。这一倡议写进了联合国多个文件之中，得到了世界各国的高度认同，体现出强大的价值感召力，这种感召力是世界性的，因而国际影响力也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标识性特征。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国际影响力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指向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具有国际影响力，这一国际影响力的功能是什么？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是为了助力资本扩张和侵略，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无疑是引导人类走向持久和平的影响力。这是由社会主义这一文化的根本性质决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同于西方意义上的国强必霸的逻辑，相反，是能够引领世界各国走向和平的共生逻辑。习近平提出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9]104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国际影响力的一个典型例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承认每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主体性，尊重世界各国文化的多样性，正是这样的文化观赋予了这一文化生命体以强大的价值感召力，因而才产生了强大的国际影响力。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旨在推动世界各国一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不能完全自发地形成，特别是在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产生深远影响的背景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革命性变革。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坚守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魂脉”，开创了人类走向持久和平的道路。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确立了丛林法则，这种资本主义文化倡导以西方文明为中心，推行文化霸权主义，凭借西方发达的科学技术和先进武器，强行把世界各国作为资本剥削的对象，形成了霸权主义，并把各个民族国家带入到了生存竞争直至战争的冲突当中，使世界各国之间无法和平共处。正是为了摆脱人类的阶级和阶级冲突，马克思才提出了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共产主义主张，“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8]45。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继承了马克思的人类情怀，提出尊重世界各国文化多样性，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成了该文化生命体的国际影响力的根本指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具有国际影响力，就是要发挥它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世界历史行动中的影响力，引导世界各国形成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认同，最终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前行。

新时代建设文化强国要紧紧围绕上述四重标识性特征，不断提升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四重标识性特征的理解，对于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进而建设文化强国奠定了基础，进一步彰显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真理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