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我们要“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文化繁荣兴盛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积累和文化底蕴之中。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文化建设必须自觉塑造并充分彰显具有鲜明民族特征的文化形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中，我们“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这一“新的文化生命体”由文化价值观念、文化载体体系、人民实践共同构成，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有机融合，成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强大精神力量。而“新的文化生命体”的“生命”特质，除了具有不断吐故纳新、蓬勃发展的活力之外，还在于其更新和代谢的任何一个环节都与人民实践深度结合。人民是“新的文化生命体”的真正活力源泉，而文化载体是文化与人民相互连接的桥梁，也是文化传承创新的依凭。站在新的时代坐标上，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文化载体对“新的文化生命体”与人民实践的连接作用，结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使命，积极推动文化载体的创新发展。

文化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人能动地改造世界的实践产物。从人类社会长期发展的历史进程出发，文化与人的发展进程在总体上是相互适应的，文化不能脱离人本身去讨论。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人民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文化作为人类创造性实践的产物，无论是其各个组成部分的生成，还是其自身发展演变的完整过程，都深深植根于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之中。在“两个结合”中诞生的“新的文化生命体”深刻体现了人民的首创精神，人民是“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活力源泉。

（一）“新的文化生命体”生成的基础是人民的历史实践

人民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马克思指出：“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人通过生产、实践改造对象世界，一方面是将外部世界作为直接生活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另一方面是在精神世界中根据自身需要对外部世界进行投映和改造。在这一过程中，物质世界的改造和精神世界的改造相互促进，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也相互依存，共同构成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社会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活动的主体必然是人类自身，在社会物质财富生产方面，是从古至今的一代代人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创造和积累物质资料；在社会精神财富创造方面，任何理论的产生和发展都建立在前人积累的思想材料的基础上，一定程度地反映前人的思想成果。人类历史上任何一种伟大精神财富诞生的背后都有千千万万个无名生产者的默默付出。我国古代诗词文化繁荣，千古传诵的佳作浩如烟海，然而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每种文明成果在凝结了各个名家的创造之外，也汇聚了无数无名创作者的汗水，诸多文明瑰宝中内含的人文情怀早已蕴藏在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实践之中，这恰恰是人类精神财富是由人民集体创造的最好证明。在历史长河中，无论是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的科学家，还是创作不朽名篇的文人墨客，都是人民整体的一分子，人民才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真正源泉，其物质生产生活实践是人类文明生成和发展的根基。

人民的物质生产生活实践是“新的文化生命体”的不竭源泉。“新的文化生命体”在内容上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有机融合，其各个组成部分的生成都离不开广大人民的生活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想、价值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重要内容无不源于我国古代人民的生活实践，其中的很多宝贵精神文化财富至今都能对当代的实践发挥重要指导作用。例如在思想价值层面，“以民为本”“天下为公”与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相契合；在民俗方面，节日之喜、文字之美、中医之效传承至今，深刻融入了人民的现代生活。百余年来，中国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也同样源于人民的物质生产生活实践——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以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推翻了三座大山，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并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同时，不断创造出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相适应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继续在党的引领下，不断深化文化创新创造实践，推动“新的文化生命体”的生成与发展，进一步丰富了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的内涵。

（二）“新的文化生命体”存在的基础是人民的精神世界

人民的精神世界提供容纳文化的空间。文化广义上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上则特指社会的意识形态。广义的文化是一种兼具物质性与意识性的存在，尽管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其中不乏物质性的外在表现，但文化自身一定程度上是在人民精神世界中孕育、存在和成长的一种意识性的存在。从作为意识性存在的维度看，文化在人类社会交往中由一个群体共同创造、发展和传承，具有广泛的社会性。人民社会交往涵盖到哪些领域，文化便在哪些领域生根发芽，进而通过文化认同影响和塑造人们的精神世界，再通过实践这种物质力量转化为现实生活。从日常生活的维度看，人们往往通过某种生活文化确定自身的行为偏好，一方面这种文化有实实在在的物质性依托，另一方面它又以精神符号的形式存在于人们心中，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当人们面临选择时，这种文化便在精神层面发挥引导作用，推动人们按照文化导向进行行动。反之，如果不经过人民精神活动，生活选择便成为纯粹的个人选择，不能够形成广泛的社会共识，失去了文化的引导和浸润作用。为了与文化决定论区分开，这里必须强调的是，人民精神世界并非个体的精神世界，而是全体人民精神生活的集体呈现，内蕴着群体共同的文化认同、价值共识和情感归属。如同节庆仪式等民俗活动，虽然具备直观的物质性载体，但其首先源于群体共同的文化认同和情感共鸣，如此形成了在某一特定的时间节点应该作出何种行动的共识，再通过实践使得文化在群体活动中不断传承发展。

文化只有与现实的人相结合才能成为“生命体”。在生物学中，生命体是有生命形态的、能对外界刺激作出相应反应的独立个体，而“新的文化生命体”被冠以“生命体”的隐喻，意味着文化具备能动的生长、进化能力，强调了文化的动态性和内生活力。但不同于生命体自身的自然属性，文化的生命力来源于人民的实践，人民不仅是文化的创造者，更是其传承和发展的动力。首先，文化的传承需要人民的认同和实践，如同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发展，文化的延续也应遵循“文化认同—人民实践—文化认同”的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既有认同主体的肯定性意识得到进一步强化，而潜在认同主体则通过参与性实践逐渐实现认同的内化与建构。20世纪革命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就是如此，从一小部分先进分子的意识觉醒开始，通过广泛的群众实践逐渐形成越来越普遍的社会共识。其次，文化的创新发展需要人民的参与和智慧。随着时代的变迁，人民在物质生产生活实践中最先感受到外部条件的变化发展，形成新的感性经验和理性认识等思想素材，为文化创新创造注入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再次，文化的自我保护需要人民的自觉认可。人民作为推动文化发展的主体，是应对外部挑战的主体力量。抵御外来文化的冲击，避免成为他者的文化附庸，需要人民具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最后，“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本质确证需要人民的主体意识觉醒。“新的文化生命体”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共同构成，人民性是其灵魂所在，其本质的确证在实践中的体现就是人的主体意识觉醒。通过主体意识觉醒，人民在生产生活实践中不断确证自身，进一步形成体现人民性的文化表达并不断推动“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新陈代谢。总而言之，文化的生命力源于人民的实践和创造，通过与现实的人相结合，文化才能展现出如同生命体般自然演化的能力。人民不仅是文化传承的基石，更是文化创新和自我保护的关键力量。在新时代背景下，“新的文化生命体”内含的强大人民力量正在焕发出越来越鲜活的生命力。

（三）“新的文化生命体”发展的基础是人民的主观能动性

文化力量的确证依靠人民的实践。习近平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文化具有强大的无形力量，影响着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塑造着人们的行为方式，既是推动国家和民族向前发展的重要精神力量，又是维护国家和民族主体性的根本保证。文化想要生发和确证这种力量，就需要人民将存在于精神世界的文化基因转化为现实动力，推动国家和民族不断向前发展。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文化之所以能够从观念形态转化为推动国家民族发展的强大动力，关键在于人民的实践使文化观念外化为具体的物质产品、社会制度与行为模式，文化越能够转化为可感的外部形式就越能够强化人民的文化自信，人民越是深切认同和践行本国文化就越能丰富和发展本国的文化。优秀的文化不仅是历史的积淀，更能深刻地结合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能够满足人民在物质生产生活实践中各种需求的文化才是具有生命力的文化，只有这样的文化才能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行动。脱离了人民实践的文化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难以持久维系。因此，充分发挥人民主观能动性的实践是文化力量的唯一确证，也是文化生命力得以延续的根本保证。

文化的创新发展需要激发人民的文化创造力。文化是人类活动的产物，也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人民文化创造的对象和人民自身是内在统一的。人民不仅是文化的传播者，也是文化的创造者，只有人民在实践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才能推动文化的发展。发展是前进上升的运动，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筛选淘汰文化中不符合新时代需求的部分，积极探索建构符合时代需要的新文化，归根到底要发挥人民的主观能动性：在人民实践中自发淘汰旧的落后的文化，不断形成新的先进的文化，从这一角度就能充分理解习近平多次阐述的“以文化人”理念。“新的文化生命体”发展需要“以文化人”，就是通过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产物去引导人民，再由强化了精神力量的人民在实践中进一步推动文化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在充分掌握世情、国情、党情、民情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基础上所创造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可以充分引导人民超越现有局限，实现自我革新。然而，依据唯物辩证法的质量互变规律，在新的实践推动文化发展的过程中也不断会有新的文化要素出现，这就需要不断激发人民的文化创造力，在量变中为质变奠定基础，从而实现文化的持续进步和飞跃。

内容与形式是辩证法的一对基本范畴，内容与形式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内容决定形式的呈现，形式反过来又对内容产生一定的影响。文化载体就是文化内容得以展示的具体依凭，它既是文化内涵的外在表现，也是人民接触感知、传承发展文化的重要平台。人和文化在本质上是统一的，文化的发展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也是统一的，文化载体是文化与人有机统一的重要体现，文化载体在文化与人民之间搭建起的桥梁是“新的文化生命体”得以成为“生命体”的关键，“新的文化生命体”要通过合适的载体才能有效与人民结合。

（一）文化载体是“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外在表现形式

文化载体以可感性为第一属性，是文化从抽象走向具体的重要凭借。“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在《道德经》中启示我们，可以用语言表达清楚的道不是永恒不变的道，能够用名称界定的名字也不是恒久不变的名字。老子所言的抽象的宇宙本体的“道”与我们所谈的文化有异曲同工之妙，其内核都是抽象的存在，它能被我们所理解也需要具体的载体。总的来看，文化的内容要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演变。人类自身需要“闻道”，哪怕不用语言去传递，也需要其他的载体去感知和理解。文化载体如同桥梁，一方面反映文化的精神内核，另一方面关联人们的文化体验。从人类本体价值的视角出发，可感性就是文化载体的第一属性，可感性即能够通过视觉、听觉、触觉等多种感官通道被人类直接感知的特性。文化载体为理解文化内涵而生，脱离这一功能即不构成文化载体。语言文字是最基本的文化载体，以符号的形式承载文化内涵，通过视觉和听觉为人类所感所知并在人脑中生成信息，进而影响人的行为。除语言文字之外，文化还有各种各样的载体，如艺术作品、建筑、音乐、服饰、民俗节庆等，它们都以各自的方式将文化的内涵和精髓转化为具体的、可感的形态，使人们在物质生产生活实践中通过直观感知各类文化要素和符号形成对文化的理解。如果没有文化载体的中介作用，文化将难以传承和传播，即便中国古代哲学社会科学有“言不尽意”“得意忘言”的尊道重悟传统，脱离了具体的文化载体，所谓文化的传承就变成凌空蹈虚的妄言。无论科技如何发展，文化载体的作用都无可替代，即便在未来科技高度发达，脑机接口能够直接传达思想，思想的内涵也需要转化为具体可感的电信号才能被接收和理解；或者到更加发达的虚拟现实阶段，人直接在虚拟世界中体验文化，但本质仍旧是需要通过某种载体才能实现文化的传递与感知，到那时载体也只是以一种更加发展了的形式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其本质功能不会发生变化。只要人类群体存在，人类社会交往不断绝，人类实践对文化与文化载体的依赖就不会消失，文化载体始终是文化从抽象走向具体的重要桥梁。

“新的文化生命体”需要通过文化载体实现与人的结合。“新的文化生命体”作为一种有机的动态的存在，其活力与价值需要通过文化载体与人相结合才能体现。“新的文化生命体”决不能是纯粹抽象的理念形态，它必须有可感知的、具体的载体作为其存在的依托，通过这些载体，文化可以将自身的精神内核传递给社会的每一个成员，影响着人们改造现实世界的实践。而文化载体在此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节庆文化为例，中秋节的赏月习俗、除夕夜的团聚守夜，并非是简单的仪式传承，而是通过这些具体的活动承载背后蕴含的民族精神和文化情感——中秋节赏月盼的是阖家团圆，除夕夜守夜是对来年美好生活的期盼，这些习俗在一代代人的传承中深刻烙入了民族的血脉，成为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精神纽带。“新的文化生命体”内在包含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其中有已经广为大众所熟知和接受的内容，也有尚待传播和转化的部分。已被接受的部分要接续传承，尚待普及的部分也需要强化推广，这一切都离不开文化载体的支持，“新的文化生命体”需要通过多种形式的文化载体走向人民，真正融入人民的日常生活，逐渐成为人民日用而不觉的文化习惯。

具体的文化载体提供了人民参与文化建设的可能与路径。文化的生成、传承和发展离不开人的实践，然而文化作为抽象的精神性存在，必须借助具体的文化载体来实现人与文化的互动。文化载体有物质载体、行为载体、制度载体、语言载体等多种存在方式，这些载体为人民参与文化建设提供了广阔的平台。物质载体是物质形态的文化载体，是文化载体中最直观可感的形式，诸如建筑、文物、书籍等，均可为人的感官直接感知，也易于在实践中被调整和改造。我们在研究古建筑、古代文物、古代典籍的过程中，既可以选择以保护和修复的方式让古代文化在载体中得以延续，也可以吸纳其中的优秀元素融入现代设计，在新的物质载体中创造新的文化形态。行为载体与人类的实践活动联系最为密切，是文化在人类社会交往中的动态展现。人民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有文化行为载体的体现——生活中的言谈举止、劳动中的行为规范、教育中的师生传承、文明交流中的互动互鉴，都是文化行为载体的生动表现。行为载体的动态性和实践性让人们在物质生产生活中不断感知和践行文化，同时也让人们以自身的实践行为促进文化的创新发展。制度载体则强调规范性和系统性，通过制度载体的规范和约束，将文化理念内化为社会行为准则，使人们在遵循制度的同时，自觉践行文化精神，形成稳定的文化秩序。制度载体营造了一个文化传承发展的场域，在其中引导规范人们的文化实践，如学校的教育制度、企业的管理规范、社区的行为准则，人们也在遵循制度规范的实践中不断发展文化和制度自身。语言载体最能体现人民当下的生活状态和思想情感，是当下文化最直接的反映，近些年网络语言的流行和换代反映了社会文化潮流的变迁。语言载体的变化既是社会文化发展的一部分，也深刻塑造了社会文化的风貌。在几种文化载体与人的互动中，文化得以生动呈现，同时人民也参与其中，不断为文化注入新的活力。

“新的文化生命体”需要通过文化载体引入人的参与和建设。“新的文化生命体”作为动态的生命有机体，其生命力的延续高度依赖人的实践活动。人的参与不仅是文化传承的必要条件，更是文化创新的源泉动力。“新的文化生命体”需要人民的积极参与和能动创造，例如我们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不是仅仅做一些浮于表面的展示和记录，而是要让人们以亲身体验的方式投入其中，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人民日常生活中活过来。在“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培育过程中，我们必须注重具体路径的设计，让人们切身感受到文化力量。以发扬新时代民主精神为例，必须有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载体，有公民在各渠道和机制参与的行为载体，有表达民意诉求的语言载体，人民才能以此感受到民主的文化，也只有通过这些载体人民才能在实践中涵养民主精神、发展民主文化。以制度载体为骨，以行为载体为肉，以语言载体为脉，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新的文化生命体”的载体系统，支撑起人民参与“新的文化生命体”成长的空间，有力推动“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持续健康发展。

（三）文化载体是“创新文化”与“人民智慧”的关键交互空间

文化载体要符合“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未来发展方向。坚持“两个结合”是把握文化载体的方法论原则，对此，习近平指出，这种“‘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这其中就蕴含了以新的实践和新的文化载体对中华传统文化加以激活的要求。“新的文化生命体”的自我更新和代谢也恰恰是通过这一过程实现的，其根本创新源泉仍是人民实践。人与文化的协同发展是“新的文化生命体”的生命力的重要体现，也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内在规定的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而文化载体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关键交互空间。文化载体的发展决不能滞后于“人—文化”这一统一整体的发展，否则便会成为制约二者发展的阻碍，而文化载体的发展如果领先于“人—文化”统一体的发展，就可以成为人文同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使文化在人民的参与中不断发展，让人民在文化的滋养中不断提升。

“新的文化生命体”需要通过文化载体实现价值和实践的融合。马克思指出，文化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从而使人类“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内在蕴含着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是对自身文化价值的深刻认同，文化自觉是对文化发展一般规律的深刻把握，人们需要通过文化自信强化本国本民族文化的主体性，通过增强文化自觉深入挖掘传承文化精髓并在实践中创新发展，从而在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的相互促进中推动“新的文化生命体”不断发展。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意识[dasBewußtsein]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dasbewußteSein]，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文化只有在人类实践中加以体现才有自身存在的意义，脱离了人类实践的文化只能是空洞的符号。人类发展和文化发展的最终结果一定是文化这一人的本质对象化的产物与人自身的统一，文化载体正是实现这一统一的桥梁，承载着人民智慧与创新精神，使文化真正融入人民实践，并在人民的实践中根据人民需求、人民智慧不断发展，焕发新的生命力。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离不开文化的支撑与引领。只有“新的文化生命体”在人民中成功扎根并不断成长才能真正在实践中发挥出文化应有的引领作用。文化载体是实现人与文化有机结合、充分互动的关键纽带。通过以人民性为引领构建多层次、多形态的文化载体，使文化在形式上更加贴近人民生活，真正激发出人民参与文化创新的热情与智慧，让“新的文化生命体”成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

（一）文化载体创新发展要注重人民性、时代性、系统性、开放性

文化的创新必须体现人民实践的时代发展和鲜明特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文化载体作为文化的外在体现形式和内在组成部分，其创新发展也必须围绕人民实践的特点和需求展开。人民实践是系统的、时代的、开放的，文化载体创新必须兼顾这些特点，以人民为中心，紧跟时代步伐，构建系统化、开放性的载体形式，使“新的文化生命体”在人民实践中不断走向成熟和完善。

文化载体创新发展要注重人民性。“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始终在于满足人民的需求和期待，它的载体创新必须以人民性为首要的条件，这是确保文化发展不走偏的根本保障。人民是文化创新的真正主体和动力源泉，只有维护好人民利益，满足好人民需要，文化载体才能真正发挥桥梁作用。以人民性为核心的文化载体创新需要强化人民在文化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做到最广泛的覆盖、最深入的参与，让人民的每一分子都能在普惠的文化平台上感受文化的滋养，让文化这一人民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真正走向人民的生活，让文化创新成果惠及更多人民群众，让文化创新的浪潮不断涌动、深入人心。

文化载体创新发展要注重时代性。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实践的主体，面对时代的变化发展，人民群众往往能第一时间发现和反应，人民实践也随之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新的文化生命体”要表现出“生命体”对外部环境的适应性，就必须紧跟时代发展和人民实践的脚步，不断生成符合时代特征的、具有先进性的内容和表现形式，满足新时代人民群众的广泛需要，保障文化发展时代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当今时代，数字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为文化载体创新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可能。传统文化载体的数字化赋能已成为一种潮流，数字阅读、虚拟展览等新型载体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传播与转化开辟了新的路径，这种文化载体时代性的发展，极大提升了文化传播效率的同时，大大增强了人民的文化自信，人民越来越自觉成为“新的文化生命体”的传播者和推动者。

文化载体创新发展要注重系统性。孙中山先生曾言：“物质文明与心性文明相待，而后能进步。”人类社会的全面发展离不开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同推进。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人民生产生活的实践已经是涉猎广泛的多领域、多层次的复杂的系统性实践，对应人的生产生活现实这一复杂的整体，“新的文化生命体”也应该是一个多层次、多领域的整体性、系统性的存在。这绝不是简单的叠加和拼凑，而是要在深刻理解文化内涵、深入把握人民需求、精准洞察时代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有机地整合与创新，形成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文化载体形式。

文化载体创新发展要注重开放性。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在全球化的今天，人民的生产生活早已不再局限于一地一域，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各民族的文明交流互鉴深入推进，文化自身的开放交流已经成为必然趋势。文化载体是文化交流的桥梁和窗口，没有对应的文化载体，文化是无法有效传播和交流的。例如我们近些年一直致力于向世界传播中国故事、中国理论和中华文化，涉及到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构建既符合中国思想本意又能够为国际社会所准确理解和接受的话语体系。这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问题，而是需要深刻把握中西方文化的精髓，深度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从而在文化载体的构建中实现跨文化的有效沟通。已有的文化需要传承与弘扬，创新的文化也需要对应的载体，我们要做好开放性文化载体的构建，以新兴数智化载体为桥梁，突破地域限制，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二）文化载体创新发展要统筹好四对关系

文化载体创新发展有人民性、时代性、系统性、开放性四大特点，需要统筹兼顾，确保各层次、各维度协同发力。满足人民需求，体现时代精神，彰显系统优势，拥抱开放世界，才能以文化载体的创新发展推动人民实践和“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完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必须处理好文化载体创新发展中的几对重要关系。

文化载体创新发展要统筹好传播与教化的关系。“新的文化生命体”与人民相结合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走进人民精神世界，因此要处理好传播和教化的关系。传播是手段，教化是目的，二者必须协同发展，只重传播而忽视价值引领，文化对人民实践的影响和引导就会流于表面；反之，只重价值引领而忽视传播手段，文化于人民而言就成为了难以接受的说教和高高在上的训谕。此外，科学技术在发展，人民生产生活都有新的变化，文化载体也需要与时俱进。随着短视频等新时代传播工具的兴起，互联网上有一批具有影响力的文化创作者通过记录自身的生活点滴，以生动活泼的形式向人民大众展现新时代的文化发展成就，将深奥的文化理念转化为易于理解的日常语言，悄然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我们要用好这一工具，以人民喜闻乐见的、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将文化观念融入人民的日常生活，让文化成为人民美好生活建构中日用而不觉的重要部分。

文化载体创新发展要统筹好守正与创新的关系。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文化载体创新的关键环节，这在本质上是要处理好守正与创新的关系。守正是中华民族保持自身文化主体性和满足自身先进文化需要的必然要求，创新是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适应时代变化发展的必然选择，守正与创新同等重要、不可偏废。只守正不创新，就会让文化僵化停滞，失去对人民新的实践的指引作用和参考价值；只创新不守正，就会迷失文化根基，失去本民族的特色和文化主体性。我们要兼顾守正与创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仍符合时代精神内核的部分进行丰富发展，以新的时代精神为其注入新的生机活力。

文化载体创新发展要统筹好挖掘与整合的关系。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过去我们一直注重挖掘而忽视整合，尤其忽视对传统文化内涵的深入系统性解读，这就让各类传统文化成为孤立、片面的存在，在传承和传播方面显得势单力薄。基于此，我们应加强各类文化的梳理整合，深入挖掘传统文化背后的哲学思想、精神符号和价值观念，以一套可以为人们所理解的话语体系将分散的文化元素串联起来，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呈现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这样既能够避免文化碎片化而脱离人民生活的问题，又能够解决文化传承片面化而失去文化价值内核的问题，使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命力。

文化载体创新发展要统筹好引领与共建的关系。引领与共建是推动文化发展的重要动能，引领确保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与价值高度，共建则赋予其社会基础与创造源泉。新时代文化建设要进一步发挥引领和共建的耦合作用，使其协同增效，形成国家引领、人民共建的良好局面，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在人民实践中发展起来的创新文化合流，创造底蕴深厚、活力充沛的文化新生态。除此之外，在全球化的今天，世界范围内的共同文化元素不断涌现，我们应该凝聚文化共识，积极推动世界范围内文化的广泛交流，形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基石。

人民是文化创新的主体和动力，“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健康持续发展离不开人民实践。我们要以人民为中心，建设起具有人民性、时代性、系统性、开放性的文化载体形式，为人民参与文化创新提供广阔平台，让“新的文化生命体”在人民实践中不断走向成熟和完善，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引用格式：韩喜平,刘峻宗.以人民为中心推动“新的文化生命体”的载体创新[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26,(01):16-24+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