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舜粤 周东娜 | 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 增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力影响力

章舜粤 周东娜
2026-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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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长期演进过程中凝练了众多文明标识，集中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特性，不仅是区别于其他文明的重要标识，也为铸就文化自信提供了重要文化资源。要深入研究宣传阐释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发挥其重要作用，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力影响力。

科学把握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丰富内涵

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具有原创性、标识性意义的新概念、新话语。围绕中华文明标识相关概念，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为我们理解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丰富内涵提供了科学指引。2014年2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就提出了“精神标识”的概念，指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显著的精神标识”等，使这一概念逐步成熟并深入人心。2018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首次将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写入中央文件；2024年召开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提出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要求；2025年召开的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重申了“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目标要求。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成为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完成这一目标任务，我们必须深入理解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概念及内涵。
中华文明标识从字面上看，就是指能够象征中华文明的标识，即能突出地体现和反映中华文化特征、中华民族精神、中国国家形象的标志性思想成果、精神标识、制度精髓、文化遗产等。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则是在此基础上提炼出的一整套的符号象征系统，它要求对中华文明标识按照一定标准分类把握，使中华文明标识既有具体的承载者，又相互关联，形成一个有机整体。总体来看，这一体系既包括具象的物质符号，如建筑、器物、艺术作品等，也包括抽象的精神符号，如思想理念、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等；既有历史传承下来的传统标识，也有在新时代发展中形成的当代标识。
对中华文明标识的判断和选择，需要把握以下几个关键点。第一，能够鲜明体现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文明标识内蕴着中华文明所具有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大突出特性。例如，“汉字”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内涵，体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泰山”作为五岳之首，象征着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而“以和为贵”“亲仁善邻”等传统理念，则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和平性。第二，能够突出反映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展现中华文明民族性与现代性的统一。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得到彰显，这些文明标识既是历史的，又是现代的。例如，“中国式现代化”“自我革命”“全过程人民民主”“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党的创新理论提出的重要原创性、标识性概念，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也是中华文明在新时代的创新表达，深刻体现了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对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第三，能够深刻揭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中华文明是由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相互交融、相互影响，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因此，中华文明标识不仅包括汉族创造的文明成果，也应包含各少数民族的杰出贡献。例如，《格萨尔王传》《玛纳斯》《江格尔》等少数民族英雄史诗，以其宏大的叙事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成为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坎儿井等伟大的建筑工程，见证了藏族、维吾尔族等民族的智慧和创造力；成吉思汗、松赞干布等历史人物，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些都与汉族创造的各种文明标识一起，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丰富内涵。
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是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符号象征系统，它是由中华文明的具体标识按照一定的秩序或类别组合起来的，大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层次去认识和理解。
从文化形态看，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涵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的典型标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例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天下为公”“天下大同”“民为邦本”“大一统”“礼制”“黄帝陵”等文明标识；革命文化中有“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陕北窑洞”等文明标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改革开放精神”“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英雄纪念碑”等文明标识。它们共同熔铸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滋养，成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表现形式看，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可以划分为器物、制度、精神三个层次，不同层次内部还可以分为多重维度。例如，从器物层面看，红山文化玉龙、大克鼎、何尊等文物遗产和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医药、民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探源中华文明、展现中华文明发展史的重要标识。从制度层面看，监察制度、礼制、协商民主制度等在悠久的历史演进和现代以来的实践探索中所形成的独具中华文明特色的制度精髓，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识。从精神层面看，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构建起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等精神标识，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文明标识的重要表现形式。
从结构层次看，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是一个由核心标识、重要标识和基本标识组成的文化系统。核心标识是最能代表中华文明本质特征的标志性元素，如“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仁义礼智信”的价值体系、“大一统”的政治理念、“和而不同”的文化观念等，这些核心标识构成了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根本特质。重要标识是承载和表达核心理念的文化形式，包括汉字书写系统、儒释道思想体系、传统节日习俗、戏曲曲艺、传统医学、饮食文化等。基本标识是对核心标识和重要标识的具体呈现，是人们最容易感知和接触的文化符号，如长城、故宫、兵马俑等物质文化遗产，大熊猫、龙凤图腾等文化符号，春节、中秋等传统节日，京剧、剪纸等艺术形式，他们是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中的最小单元。

推动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实践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强调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他指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我们要深入挖掘中华文明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明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一是深化对中华文明认知的必然要求。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在五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文明形态和丰富的文化内涵。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就是要通过科学的理论梳理和体系建构，提炼出最能代表中华文明本质特征的核心要素，形成对中华文明的系统性认知。二是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深层基础，在全球化、信息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多元文化的交流碰撞对传统文化认同形成了新的挑战。构建清晰、系统的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可以更好地保护、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让全体中华儿女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增强对中华文化的情感认同和价值认同，筑牢文化自信的历史根基。三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日益增长，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和热爱不断增强。从《中国诗词大会》《典籍里的中国》等节目的火爆，到故宫文创、汉服文化的流行，都反映了人民群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强烈需求。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系统挖掘和展示中华文明的精华，能够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全民族的文化素养。四是有助于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在当前国际思想文化交流中，西方话语仍占据主导地位，中国的国际话语权需要不断加强。通过系统梳理和凝练中华文明的核心标识，可以形成一套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这些标识不仅是文化符号，更承载着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精神追求，是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话语讲述中国故事的重要支撑。
不过，当前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构建仍面临一些风险挑战，需要我们科学辨识、谨慎应对。一是防止泛化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中华文明标识应该是集中体现中华文明特性，反映中华民族深沉的精神追求，具有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不能随意提炼总结，导致中华文明标识过多过滥，失去其标识性。同时还要警惕一些鱼目混珠，打着文化传承的旗号，将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中的糟粕装扮成中华文明标识进行兜售的错误做法。二是防止窄化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的共同文化，是在中华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中，以及与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中形成的伟大文明。要谨防文化狭隘主义，例如偏重将汉族文化或儒家文化等文明标识作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主体内容，淡化乃至忽视了从少数民族文化中提炼文明标识。三是防止庸俗化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必须要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要谨防有人在构建和宣传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过程中过度重视经济效益，为了发展文化产业而庸俗化、娱乐化某些中华文明标识，使其失去应有的庄严性。四是防止污名化中华文明标识体系。要防止文化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者和境外敌对势力恶意解读中华文明标识，解构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例如，刻意制造海洋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对立，将“黄河”“黄土地”等文明标识解读为落后保守、不思进取的象征，将“兵马俑”“长城”等文明标识解读为封建专制、闭关自守的符号，将“龙”等文明标识解读为侵略性、封建性的象征，等等。
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久久为功的战略性文化工程，在推进过程中，必须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通过深入系统的理论研究和扎实有效的实践探索，形成科学完善、切实可行的实现路径。第一，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推进文化强国建设、担负新的文化使命的根本遵循。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必须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将其贯穿于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坚持党对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确保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建设不偏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第二，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深入推进“两个结合”。要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既充分展现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和价值追求，又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吸收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在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深入推进“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契合性，在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中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的深度融合，展现中华文明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第三，加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夯实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学术根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建设涉及多个学科领域，需要打破学科壁垒，开展跨学科协同研究。运用科学的理论方法和分析工具，系统梳理、提炼和甄别最能代表中华文明本质特征的核心要素，揭示标识的形成机制、演进规律、功能作用和传播机制，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总结提炼标识体系建设的基本原则、主要方法和实施路径，为实践提供理论指导。第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中华文明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明，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应充分展现各民族文化的丰富多彩和有机统一。要充分认识各少数民族文明标识在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和独特价值，系统梳理和挖掘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将《格萨尔王传》《玛纳斯》《江格尔》等壮丽史诗，布达拉宫、坎儿井等伟大工程，成吉思汗、松赞干布等历史人物，以及各民族的传统节日、民俗习惯、手工技艺等纳入中华文明标识体系，让各民族文明标识在体系中得到充分展现和有机融合。通过文化交流、文化活动、文化产品等多种方式，促进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切实加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国际传播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背景下，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交流日益频繁，构建清晰的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是中华文明参与国际文明对话、开展文明交流互鉴的前提和基础，对于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文明标识体系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基础。文明标识是一个文明最具代表性、最具识别度的符号与象征，是该文明核心价值理念、思想智慧和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由诸多标识性元素构成的文明标识体系，不仅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化身份的重要表征，更是不同文明之间相互认知、相互欣赏、相互理解、相互借鉴的重要媒介和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曾引述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在华访问期间参观秦始皇陵兵马俑后的感言：“不看金字塔，不算真正到过埃及；不看秦俑，不算真正到过中国。”这一重要论述生动地诠释了文明标识在文明认知中的核心地位。金字塔作为古埃及文明的重要标识，承载着古埃及人民的智慧结晶和文明成就；秦始皇陵兵马俑作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展现了中华民族在两千多年前就已达到的高度文明水平。这些标志性文明符号，成为世界各国人民认识和理解相应文明的重要窗口。通过系统构建和有效传播文明标识体系，能够使全人类更加全面深入地认识不同文明的丰富多样性，便于各国人民了解各种文明的真谛和精髓，深刻认识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差异性、独特性和互补性。这种基于文明标识的认知和理解，有助于超越文明的表象差异，把握文明的本质特征，从而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基础上，实现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文明交流互鉴理想境界。
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是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重要载体。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不仅有助于展现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更有利于挖掘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文化支撑和精神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全人类共同价值是超越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传统的价值共识，是各国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价值理念和价值追求。这些价值不是某一文明所独有，而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成果，是不同文明都能够认同和追求的价值目标。中华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五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丰富的价值理念和思想智慧，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相互呼应、高度契合。例如，“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体现了中华民族对公平正义的不懈追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准则，蕴含着尊重他人、平等相待的价值理念，“协和万邦”的天下观，主张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谐共处、共同发展。这些承载着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中华文明标识，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人类文明的共同遗产。通过系统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深入挖掘这些标识所蕴含的思想内涵和价值理念，创新表达和传播方式，能够让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华文明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独特贡献和深刻阐释。
近年来我们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国际传播不断扩大，但仍面临不少挑战，中华文明标识的影响力和感召力与中国国际地位不相匹配。在传播渠道建设上，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强大的媒体网络、文化产业和传播平台，在国际文化传播中占据主导地位，中华文明标识的国际传播渠道相对有限。在传播内容上，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国际传播存在“一刀切”的问题，没有充分考虑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受众的文化背景和认知特点，传播内容的针对性和精准性不够。另外，在传播方式上仍然较多依赖政府主导、媒体传播等传统方式，对社交媒体、文化产品、民间交流等新型传播方式的运用还不够充分，特别是在数字化、网络化时代，如何利用互联网平台、社交媒体、短视频等新兴传播渠道，还缺乏系统的策略和有效的实践。
这要求我们进一步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提升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国际影响力。一要创新国际传播策略，改变宏大叙事主导的传统传播模式，通过生动具体的故事、鲜活真实的人物、细腻感人的情节，展现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和价值追求。要注重挖掘中外文化的共通点和契合点，寻找不同文明之间的共同价值追求，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受众群体的特点，采用差异化的传播内容和传播方式，实现精准传播。二要丰富传播形式，将中华文明标识融入多样化的文化产品和传播载体，拓展传播渠道，扩大传播覆盖面。可以打造数字化、沉浸式的文化体验产品，运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让国际受众身临其境地感受中华文明的魅力。借助标识体系的年轻化、时尚化、生动化表达，推动中华文明标识融入大众文化、国际体育赛事、电影电视、网络文学、电子游戏等国际化程度高、受众面广的文化产品和活动。三要搭建全球性的文明标识研究交流平台，邀请世界各国文化机构、学术机构、博物馆、高校等加入，促进不同文明标识之间的对话交流。例如，定期举办“全球文明标识论坛”，邀请各国专家学者、文化官员、文化从业者参加，就文明标识的保护传承、创新发展、国际传播等议题开展深入研讨，分享经验做法，推动形成国际共识。
（作者分别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来源：《兵团日报》2026年3月9日0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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