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纪70年代以来，地下出土的与《论语》相关的简牍材料，为《论语》研究带来了新曙光，推动《论语》研究持续前进。到目前为止，出土简牍材料与《论语》文本研究最为密切相关者，主要有四批，分别是：① 1973年在河北定州八角廊村西汉中山怀王刘修墓中出土的定州汉简本《论语》，存简620多枚，残简居多。② 2015年7月在江西南昌西汉废帝海昏侯刘贺墓中出土的海昏竹书《论语》，现存竹简500多枚；据其中保存有“智（知）道”篇题和一些不见于今本的简文，符合《汉书·艺文志》所谓的“齐《论》”的某些特征，学者多将此本称为“齐论语”；目前这批材料正在整理中，仅公布了少数几支简文。③ 2022年公布的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仲尼曰》，学界简称为“安大简《仲尼曰》”，共十三支简，已经全部公布。④ 2021年于湖北荆州洪圣村王家嘴楚墓M798出土的战国楚简《孔子曰》，室内揭取编号约1000个（不计小碎片），整理者初步判断这批材料原为330支简左右，残损严重，其中保存较完整的约110支；目前，这批材料只公布了少部分简支。

以上四批《论语》材料中，前两批都是西汉时期的抄本；后两批应该是战国时期《论语》尚未完全定型时的传抄本或者《论语》材料的摘抄选编本。其中定州汉简本应该是《论语》基本定型之后的抄本，和今传本《论语》在章节内容上总体差别不是太大。定州汉简本《论语》释文公布以来，学界进行了诸多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海昏竹书《论语》尚未全部公布，仅根据已经公布的少数几支简文，学界就有一些新发现。其文本全部公布后将给学界带来新认识，值得期待。安大简《仲尼曰》已经全部公布，虽然总量只有十三支简，但是为今人研究《论语》提供了很多新知。王家嘴楚简《孔子曰》，目前已公布的部分材料，同样也给我们带来很多启发。下面我们围绕21 世纪新出土的与《论语》相关的三批简牍材料：海昏竹书《论语》、安大简《仲尼曰》、王家嘴楚简《孔子曰》，谈谈新出简牍材料对于当前《论语》研究的重要价值。

一、新出简牍材料促进《论语》文本的深入解读

《论语》流传至今，各章节的文本已经趋于定型。然而，历史上那些不同于《论语》原文的表述以及有明确记载的重要异文，依然可以给后人解读文本内容提供重要线索，并由此拓展文本的研究深度，甚至解决一些疑难问题。如《论语·述而》：“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史记·孔子世家》记载此事：“孔子晚而喜《易》。…… 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朱熹《论语集注》云：“刘聘君见元城刘忠定公自言尝读他《论》，‘加’作假，‘五十’作卒。盖加、假声相近而误读，卒与五十字相似而误分也。愚按：此章之言，《史记》作‘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加正作假，而无五十字。盖是时，孔子年已几七十矣，五十字误无疑也。”今传本《论语》此章原文不容易理解，由于有了其他古书提供的不同表述与异文，就为校读此章文本提供了极富价值的材料。根据古文字学界当前对早期字形的认识，朱熹认为“五十”为“卒”字之误的看法应该是正确的。古文字材料中“五十”常常写成合文形式，整体上看来就与隶书“卒”字的形体笔势极为接近，自然存在讹误的可能性。

类似以上这种见于传世典籍的不同表述与重要异文，古人几乎都关注到了。可以说，在简牍材料大量发现之前，材料的拓展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严重影响到《论语》研究的进程。伴随着地下简牍材料“井喷式”出土，与《论语》相关的出土材料越来越多，这种局面终于迎来了转机。新出简牍中，即使并非《论语》类材料，仅是某些与《论语》相关的文句，仍然可以为今天的研究提供重要线索。如郭店楚简《语丛三》第50— 51 简：“志于道，狎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显然对应《论语·述而》：“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二者当是同源材料。今传本的“据”，简本写作战国楚简文字中读为“甲”之字，在此句简文中学界一般将其读为“狎”。“据”字右部的声符“豦”和战国楚简文字中读为“甲”之字上部都是从“虍”，字形笔势整体上非常接近，二字自然存在讹混的可能。由简本文字可知，今传本的“据”很有可能是形近误字。李零曾举《礼记·缁衣》“德易狎而难亲”文例为证，正是以“狎”讲“德”。这是非《论语》类简牍材料为今传本《论语》提供校读证据的典型一例。又如，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从政》篇：“毋暴、毋虐、毋贼、毋贪。不修不戒，谓之必成，则暴；不教而杀，则虐；命无时，事必有期，则贼；为利枉事，则贪。”可知《论语·尧曰》篇中，孔子所谓的“四恶（四种恶政）”：“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其中的“有司”二字，当是“贪”字之误分误认。这同样是非《论语》类简牍材料为今传本《论语》校读提供积极证据的典型案例。

目前所见的与《论语》相关的简牍材料中，对《论语》研究冲击最大的，无疑是《论语》成书之前的两批战国楚简—— 安大简《仲尼曰》和王家嘴简《孔子曰》。根据安大简《仲尼曰》十三支简文和王家嘴简《孔子曰》已经公布的部分简文，可以看出，战国时期的传抄本中，有的章节和今传本《论语》中包含的章节完全相同，也有的章节差别很大，还有些章节在关键词语处与今传本完全不同，彻底改变了今人对《论语》某些章节的原有认识。根据这些简牍材料可以初步判断，构成今本《论语》的原始章节在早期传抄阶段，应该是同时流传着彼此类似而在具体文字表述上又存在较大差异的不同文本。新出与《论语》相关的简牍材料中那些不同于今传本的章节内容，提供了不少传世文献前所未见的原始材料，必然会促进《论语》文本的深入解读，甚至能给今传本《论语》中某些章节的解读带来颠覆性的认识。

例如安大简《仲尼曰》简 6—7：“仲尼曰：‘晏平仲善交哉 ！久狎而长敬。’”此章显然对应今传本《公冶长》：“子曰：‘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且简本当是此章的原始面貌。因简本所举的晏平仲“善交”（善与人交往）之效验“久狎而长敬”（亲近的时间久了而能保持长期的相互尊敬），含义通顺畅达，理解起来毫无滞碍。相比之下，今传本“久而敬之”的 “之”字义无所属，且容易引起歧解。即便如某些传世本那样，此章文字作“久而人敬之”，则 “之”字指代晏平仲自己，从情理上分析，其实也不好解释。因为人际交往都是相互的，假设晏平仲和他所交往之人任何一方不能做到尊敬对方，恐怕都无法长期交往下去。如果只是别人单方面尊敬晏平仲，似乎也不能算是晏平仲其人“善交”之效验。因此，简本“久狎而长敬”当是本章之原貌，而今传本则是在辗转传抄过程中层累地造成的讹误文本。

又如安大简《仲尼曰》简 10：“仲尼曰：‘一箪食，一勺浆，人不胜其忧，己不胜其乐。吾不如回也。’”王家嘴战国楚简《孔子曰》中也有相应文字：“孔子曰：‘一箪食，一勺浆，人不胜其忧，己不胜其乐，吾不如回也。’” 对应今传本《雍也》篇：“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今本“一瓢饮”，两种简本皆作“一勺浆”。安大简整理者已经指出：“浆”是古代一种微酸的饮料， 这是正确的意见。可以补充的是，“浆”这种发酵的酸味饮料介于醋与酒之间，当是先秦时期即使普通民众平日里也经常饮用的饮料。据古书中记载的材料推测，“浆”大概相当于今天利用发酵过的米汤制作的开胃酸汤一类的饮料。《说文》：“浆，酢（醋）浆也。”《周礼·天官·酒正》：“辨四饮之物：一曰清，二曰医，三曰浆，四曰酏。”郑玄注：“浆，今之酨浆也。”贾公彦疏云：“此浆亦是酒类。”又《说文》：“酨，酢（醋）浆也。”《广雅·释器》：“酨，浆也。”《周礼·天官·浆人》：“浆人掌共王之六饮：水、浆、醴、涼、医、酏，入于酒府。”也即，“浆”为“王之六饮”之一。在先秦礼书如《仪礼》中，“浆”又称“浆饮”。如《公食大夫礼》“浆饮”，郑玄注：“浆饮，酨浆也。”又《玉篇·水部》：“浆，饮也。”即“浆”和“饮”同物异名，二者在古书中是同义词。因此，据简本“浆”字推断，今传本 “一瓢饮”的“饮”字，很有可能也当是“浆饮”的省略说法，或者是“浆”的同义换用，原本是指古代那种发酵的酸味饮料，而不是如今人经常翻译的“水”。如学界影响较大的杨伯峻《论语译注》就是将“一瓢饮”翻译成“一瓜瓢水”，孙钦善《论语本解》也是翻译成“一瓢水”，其实都是不准确的。相比之下，《王力古汉语字典》将“一瓢饮”的“饮”字训释为“喝的东西，饮料”，虽然不是很精准，却是基本正确的意见。据古书记载，颜回留给后世的形象是安贫乐道，家境不是很富裕，但似乎也不至于沦落到赤贫状态，竟然到了喝白水的境地。《庄子·让王》记载： “孔子谓颜回曰：‘回，来！家贫居卑，胡不仕乎？’颜回对曰：‘不愿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亩，足以给粥；郭内之田十亩，足以为丝麻；鼓琴足以自娱；所学夫子之道者足以自乐也。回不愿仕。’”此章记载或许属于先秦诸子造作故事的寓言，然其中说颜回家里的田地产出能够自给自足，生活衣食无忧，应该大致不差，当有一定的可信度。总而言之，今传本此章孔子称赞颜回之语，重点在于突显颜回其人求道之志坚笃，物质生活不复挂碍于心，而不是表现其贫窭困窘之状态。过去学者经常将“一瓢饮”的“饮”字翻译为“水”，大概是先有了一个颜回家境极为贫穷的心理预设，再加上现代汉语词义与语感的干扰，故而对字义未作深究，想当然地理解成喝白水了。今由新出战国简文提供的异文，可见此种训解其实并不准确。这是新出简牍材料提供新的训释视角，进而促进字词研究深化较为典型的例子。

再如安大简《仲尼曰》简 10—11：“仲尼曰：‘见善如弗及，见不善如袭。谨以避难，静居以成其志。伯夷、叔齐死于首阳，手足不掩，必夫人之谓乎？’”对应今传本《季氏》：“孔子曰：‘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吾见其人矣，吾闻其语矣。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比较可见，“见善如弗及，见不善如袭”（见到善良，努力追求，好像赶不上似的；见到不善，如同突然遇到袭击一般，唯恐避之不及），简本文字整饬，且前后两句谐韵，“及”“袭”上古音皆属于缉部。先秦时期的文献中，类似这种格言谚语式的文句，大都是押韵的。后世传抄者大概觉得下半句文义不够显豁，故改为“探汤”，虽然“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文义容易理解，然造成失韵，其实反而不如简本。因此，简文更有可能当是这句话的原貌。再者，从文义上讲，孔子此语是类比下文的“避难”“静居（隐居）”。今传本“见不善如探汤”，“探汤”的动作一般是指伸出手来试探热水，而并非整个人的身体都进到热水中试探。因此，“见不善如探汤”如果用在简文的语境中，并不能类推得出下句 “避难”若“避世”之义；而人若是遇见袭击，唯恐避之不及，自然就可以得出“避难”若“避世”之义。由此可以推知，传世本的文句当是脱离了简本的语境而产生的改编本，虽然后世流传广泛，其实并非孔子原话。

此外，如王家嘴战国楚简《孔子曰》有一章作：“子路为季氏宰，孔子曰：‘由也为季氏宰，无能改于其德，其布（赋）粟倍他日矣。由也，弗吾徒也已，小子鸣鼓而攻之，可矣。’”即对应《先进》：“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类似记载又见于《孟子·离娄上》：“孟子曰：‘求也为季氏宰，无能改于其德，而赋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比较可知，简本文字与《孟子》所引更为接近，孟子当时显然是见过类似简本的文献，故而所引文句与简本高度一致。孔子号召弟子“鸣鼓而攻之”的弟子，简本作“子路”，传世本作“冉求”，当是传闻异辞所致。又因 “由”“求”二字古音接近，亦或属于音近而误。当前研究者多认为，《论语》与《孟子》的记载应该更为可信。据《八佾》“季氏旅于泰山章”（“对曰不能”）以及《先进》“闻斯行诸章”（“求也退”）的记载来看，冉求之性格，确实有平时做事容易退缩不前的弱点。《左传·哀公十一年》记载，担任季孙家臣的冉求，因不能谏止季孙“以田赋”（按田亩征收军赋），受到孔子的责备。传统说法大都认为此事当是《先进》篇的历史背景。如清人崔述《洙泗考信录》中就认为“聚敛即用田赋”，“所谓‘聚敛’者即《左传》‘用田赋’之事”。故孔子号召弟子“鸣鼓而攻之”的对象，是冉求的可能性较大。当然，简本作“子路”，受到孔子批评的弟子是“子路”的可能性，目前来看似乎也不能完全排除，因子路同样也担任过季氏的家臣。如《季氏》“季氏将伐颛臾章”有“吾二臣者皆不欲也”，所谓“二臣”即是指冉求、子路，两人当时应该都是季氏的家臣。又如《孔子家语·公西赤问》记载：“子路为季氏宰。季氏祭，逮昏而奠，终日不足，继以烛。……他日祭，子路与焉。…… 孔子闻之，曰：‘以此观之，孰为由也而不知礼！’”再者，“以田赋”之前实行“以丘赋”（按丘征收军赋的丘甲法）时也要征收军赋，同样也可能会出现“赋粟倍他日”“聚敛”之事。因此，如果季孙“以田赋”并非本章的历史背景，受到孔子批评的弟子确是 “子路”，背景是子路担任季氏家臣期间为其聚敛，似乎也不无可能。总而言之，简本的记载大大拓展了《论语》研究的原始材料，为今人提供了崭新的思考视角。

海昏侯刘贺墓中出土的海昏竹书《论语》，仅公布了少数几段简文。其中有《先进》“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涉及“曾皙言志”的一段文字，原整理者陈侃理释文作：

…… 童子六七人，容（颂）乎近（沂），风（讽）乎巫(雩),（滂）而䢜（馈）。”子喟然曰：“吾与箴也。”三 ……

陈侃理解释说：“童子六七人”在简首，当接“冠者五六人”。“容乎近”，读为“颂乎沂”，指在沂水岸边朗诵。“风乎巫”，“风”通“讽”，“巫”即为今本的“舞雩”，是鲁国举行求雨祭祀的场所。“而䢜”，“”读为“滂”，是下大雨的样子，“䢜”读为“馈”, 指馈飨神灵的祭祀。“风”，古人已经提出当读为讽诵的“讽”。滂，指雨水丰沛的样子。前文既然讲行祈雨之礼，此处以大雨落下为结果，文意顺畅。从在水边坛上讽诵求雨之辞，大雨应祷而至，于是祭祀馈飨，构成了完整的雩礼过程。这是曾皙自述如果得到知用想要做的事。孔子问诸生之志，子路等三人都高谈治国之术，而曾皙的回答，过去被认为只是沐浴、风凉、歌咏等行游之事，显得答非所问，十分特殊。

胡宁对陈侃理之说提出质疑，指出：陈侃理认为简本的异文表明了一种与通行诠释不同的理解，即“曾皙言志”一段可以按“雩祭”规程理解。这种观点值得商榷。“雩祭说”最早是由王充在《论衡》中提出，难以自圆其说。“风乎舞雩”的“舞雩”只能是个地名，“暮春”也并非雩祭举行的时候。陈侃理通过对海昏简《论语》此处异文的诠释，重申“雩祭说”，无法确证汉代经学中有这样一种诠释方式，也无法越过或解决此说本身存在的问题。“曾皙言志”一段的汉代经学诠释当以《集解》所引“包曰”（包咸《章句》）为代表，没有证据表明存在与之大相径庭的异说，海昏简的异文仍当视为今本相应字的通假字为宜。也即，他认为，简本中“容乎近（沂）”的“容”，“而䢜”的“”，仍以视为“浴”和“咏”的通假字为妥。胡宁对陈侃理“雩祭规程说”的质疑可参，但对文字通假关系的认识，似乎仍有值得商榷之处。

蔡伟同意陈侃理“容”读为“颂”指朗诵和“风”通“讽”的观点，而不同意将“”读为“滂”和“䢜”读为“馈”的意见。他认为：

从出土文献的用字习惯上看，“䢜”无疑就是用为“归”。而“”字，从“丙”得声的字常与从“永”得声的字相通假，故当读为“咏 / 咏”。简文“容（颂 / 诵）”、“风（讽）”、 “（咏 / 咏）”三字文义相承，一气贯注。其所表达的意思相同或相近，此即王念孙所说“《诗》之用词，不嫌于复”、闻一多谓之“字变而义不变之例”，是古人为文习见的一种修辞方式。这种修辞方式也不仅限于《诗》，出土文献中亦不乏其例。

宋代蔡节说：“详味其言，则见其心怡气和，无所系累，期与同志相从以乐圣人之道。此夫子所以加叹，而独许之与？”大体得其文义。

最后，依照杨逢彬的译文，我们稍加改易，将这段话译为：

暮春三月，春天的衣服也都置办妥当了，我陪同五六个大人，六七个小孩，在沂水岸边、舞雩台上恣意讽诵，其间意犹未慊，于是又一路歌咏而归返。

如此志向，当然与孔子其他弟子迥乎不同。这大概也是孔子所向往的、心许的，故能得到孔子的赞与。

蔡伟之说放回原文理解起来更为顺畅，当属可信。据海昏竹书《论语》“浴”作“容”之异文，进而推论此句当读为“容（颂 / 诵）乎沂”，也更为符合古人的用字习惯。《说文》：“容，盛也。从宀、谷。”“颂，皃也。从页、公声。，籀文。”段注“容”字云：“今字叚（假）借为颂皃之颂。”注 “颂”字云：“古作颂皃，今作容皃，古今字之异也。”即“容”“颂”二字在古代典籍中常通用无别。海昏竹书《论语》写作“容”字，据古人用字习惯可知，原本正是对应今之“颂”字。故“容（颂 / 诵）乎沂”一句当根据“颂（诵）”字的“讽诵”义作解，而不当根据今传本的“浴”字作解。古人对“浴沂”之注解，众说纷纭；今人之训释，亦复不少。如包咸“沐浴”说、王充“涉沂”说、韩愈“沿乎沂”说、朱熹“盥濯（祓除）”说等，一直争论不休。更有甚者，还衍生出“暮春”时节，春秋时期曲阜的气候是否可以到沂水洗澡、到舞雩坛吹风的问题，皆因“浴”一字之未定，导致异说蜂起。诸多臆测之辞，现在看来实属无稽之谈。

如此，本节中相关文句当校读为：

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容（颂）〕乎沂，风（讽）乎舞雩，咏而归。

此节文字中“春服既成”，陈双新认为“服”不能解作它的常见义“衣服”，而应解作事情的“事”。“春服”即“春事”，也就是春季耕种之事；“春服既成”指的是在暮春三月耕种之事已经结束的时候。其说可参。

总结学界已有的说法，本章中“曾皙言志”一段文字或可翻译为：

曾皙说：“暮春时节，耕种之事已经结束，我陪同五六个大人，六七个小孩，在沂水岸边、舞雩台上恣意讽诵，其间意犹未慊，于是又一路歌咏而归返。”

总而言之，此“浴沂”节内容，新出海昏竹书《论语》的文字在理解上显然更为顺畅。考虑到今传本《论语》文本编纂的复杂性，且文本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不少讹误，故此节文字自然当根据竹书本的文字记载来训解，所说实为歌咏讽诵之事，而非沐浴洗澡之事。现在回顾来看，后人尤其是今人大概常见人们夏天去河里洗澡之事，故而对今传本原文望文生训，产生诸多误解，进而衍生出不少玄虚不实之论。其实如果仔细推敲，历史上那些训释根本就不合情理。

此“浴沂”节文字的阐释，在历史上可谓是一大疑难公案，今有赖于新出简牍提供的不同于今传本的异文材料，终于让今人看到了接近原始真相的曙光。

二、新出简牍材料促进《论语》成书问题的研究

由于相关历史记载匮乏，《论语》的成书与早期流传情况一直是传统学术界久悬未决的疑难公案。虽然诸多问题迄今尚无定论，但《论语》非出自一人之手、某些章节陆续有所增删，却是古今不少学者基本公认的看法。《论语》流传到汉代，出现了三种本子：《齐论语》、《鲁论语》、古文《论语》。西汉成帝时，安昌侯张禹以《鲁论》为底本，兼采《齐论》之善，整合为《张侯论》，是为今传本《论语》的祖本。《张侯论》之后，《论语》的流传脉络就比较清楚了，文本的总体面貌变化不是很大。

根据目前所见材料推测，地下出土的定州汉简《论语》、海昏侯汉简《论语》两种简本，属于汉代流传的基本接近定型的本子。地下出土的战国时期楚地流传的安大简《仲尼曰》、王家嘴楚简《孔子曰》两种简本，并不具备今传本的篇章排列顺序，且只有部分章节可以和今传本对读，我们不妨将这两批战国楚简材料称为“前《论语》材料”。如果说这些“前《论语》材料”确实是《论语》的成书基础，从这些“前《论语》材料”到《论语》最终形成定本，这个过程肯定经过众多编纂者较大幅度的删削整合工作。对比分析“前《论语》材料”和今传本《论语》之间巨大的章节差异，可以发现材料本身与《论语》文本编纂之间应当存在着一定的逻辑联系，也即材料本身所涉事件及其思想价值或许会影响到编纂者是否将其选编到《论语》之中。

今传本《论语》中涉及孔子一生行事的章节，后世学者争议最大者，莫过于《阳货》篇中孔子应叛者之召的两章：“公山弗扰以费畔章”和“佛肸召子欲往章”。清人崔述《洙泗考信录》中认为此两章“尤害道诬圣人之大者”，其出现的背景是“盖战国之士欲自便其私而恐人之讥己，故诬圣人尝有其事以自解”。也就是说，崔述怀疑此两章都是战国时人所伪撰，后来传经者不知其伪而误增之，而张禹又误采之。在《洙泗考信余录》中，崔述又从鄙薄张禹之为人“学识浅陋，岂足以知圣人”“附会王氏以保富贵，卒成王莽篡弑之祸”出发，怀疑“公山、佛肸两章，安知非其有意采之以入《鲁论》为己解嘲地乎”倾向于将孔子应叛者之召的两章出现于《论语》一书中归结为张禹有意采入为自己依附王氏解嘲。虽然崔述出于“疑古”的立场以及维护孔子圣人形象的心理而曲为之说，但是其论证的思路对于我们今天认识古人如何进行《论语》文本编纂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换句话说，材料本身所涉事件及其思想价值，对于编纂者来说，也应当是非常重要的考虑因素，甚至会影响到是否将其选编到《论语》之中。

如王家嘴楚简《孔子曰》：“孔子在陈，闻桓、僖灾，孔子喜。巫马旗曰：‘子新去夫鲁，人其惑子。’孔子曰：‘夫文、武犹有毁，而桓、僖如毁者也而不毁，夫天毁之也。’”此章内容不见于今传本《论语》，所记“桓僖庙灾”之事见于《春秋》和《左传》等古书。《春秋·哀公三年》记载：“五月辛卯，桓宫、僖宫灾。”《左传·哀公三年》：“夏五月辛卯，司铎火。火逾公宫，桓、僖灾。…… 孔子在陈，闻火，曰：‘其桓、僖乎！’”据古注可知，先秦有“亲尽毁庙”之礼制，即亲缘关系超过了规定世代的祖庙应当毁弃，不再对其进行祭祀。孔子认为鲁桓公、僖公庙依礼当毁而不毁，故天毁之，降之以火灾。《史记·孔子世家》亦载有此事：“夏，鲁桓、厘（僖）庙燔，南宫敬叔救火。孔子在陈，闻之，曰：‘灾必于桓、厘（僖）庙乎？’已而果然。”可以想见，王家嘴楚简《孔子曰》此章内容如果流传到编纂《论语》之时，在儒家后学看来，孔子对鲁桓、僖庙灾“幸灾乐祸”，未免大悖于人情，也有损于孔子的圣人形象，因此在他们编辑汇纂相关材料之时，很有可能就会将此章内容删汰不录。

又如王家嘴楚简《孔子曰》：“孔子在陈、蔡，公夏乘馈一櫜锦。孔子曰：‘无食。’已馈，曰： ‘守也久不得见矣，请宿。’孔子曰：‘无食也已。’”此章所记内容，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极富戏剧色彩：孔子与弟子厄于陈蔡，饿得都站不起来了。此时有弟子公夏乘前来拜访，没带任何食物，只赠送给孔子一袋织锦，还要求留下来住宿。孔子两次对他念叨“无食”（没有吃的）。此章内容也不见于今传本《论语》以及其他古书，是否属于战国时人“造作故事”亦无从考证。姑且认为此章记载可信，则其流传到编纂《论语》之时，一方面其思想性不强，给后人提供的启迪借鉴价值有限，另一方面对于树立孔子的形象也毫无助益，恐怕也当在摒弃之列。

春秋时期，楚国国君曾自称“蛮夷”（《史记·楚世家》），中原诸侯国也往往以“蛮夷”视之。直至战国时代孟子之时，犹以“南蛮”蔑称楚人（《孟子·滕文公上》）。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留给后人的总体印象就是文化不是非常发达。相应地，楚国受到儒家学派的影响应该相对较弱，儒学典籍在楚地的流传自然比较有限。然而，安大简《仲尼曰》和王家嘴简《孔子曰》应该都是战国时代楚地流传的抄本。根据这两批“前《论语》材料”都出自战国时代文化相对落后且儒家学派影响不是很大的楚地，可以推测战国时代其他邻近鲁地的区域（如齐地、三晋地区）所流传的类似《论语》材料应当是非常多的。这也可以解释汉代流传的三种《论语》本子（《齐论语》、《鲁论语》、古文《论语》），为何都出自今天的山东地区了。当时儒家学者在编纂《论语》或辗转传抄的过程中，需要对这些庞杂的材料进行一番权衡，有弃有取，势所难免。这些材料本身所涉事件及其思想价值，自然也当是编纂者着重考虑的因素之一。

综上可见，新出简牍材料给《论语》成书及其早期流传情况的研究带来了新曙光，为探讨传统学术领域相关疑难问题提供了新契机。随着新出简牍材料的公布，后续《论语》研究将会迎来诸多重大突破，是完全可以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