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文化主要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创造出的精神产品及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价值、知识、信仰、艺术形式、行为规范、风俗习惯等的总和，反映着特定的社会存在并深深根植于具体的社会历史阶段之中。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交汇点上，中国式现代化呼唤一种具有更深厚的精神根基、更强劲的内在驱动、更鲜明的价值引领和更广阔的世界视野的文化形态。而中华文明以其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特质为构筑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提供了贯穿时空的精神命脉、生生不息的发展动力、多元一体的价值基石、海纳百川的文明气象和兼济天下的精神自觉，其深厚的历史意识、强烈的现实关怀及对人类社会秩序完善的高度关注与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相合相契，具备互化互构的前提和基础。围绕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第二个结合”），习近平指出：“‘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这一文化生命体既非简单嫁接的文化拼盘，也非脱离历史根基的理论飞地。其本质是在根脉与魂脉有机统一的基础上，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形成的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同频共振、具备宏阔历史视野与坚定文明担当的文化形态。这一文化生命体的生命力源于它将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与中华文化基因结合，实现了阶级性与民族性的统一；致力于文化破旧立新与文明传承迭代并行，实现了批判性与建设性的统一；在解决中国问题的同时为人类文明作出贡献，实现了主体性与开放性的统一。这也是“第二个结合”作为“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的深层意义。

“人类社会发展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现代化也不例外。”就其本质而言，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外化，新的文化生命体具备不同于自然存在物的创造性，“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新的文化生命体能够在内部和外部的矛盾转化和张力作用下完成自身的更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的文化生命体依循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诉求，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智慧的双向激活、相互修正、协同创造中，明确了新时代文化发展以巩固文化主体性为根基，以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抓手，以担当新的文化使命为目标指向，在对历史的扬弃和对现实的呼应中实现自身的完善发展。

（一）新的文化生命体以巩固文化主体性为根基

文化主体性是民族文化在赓续演进中持续创新的内在规定。人民对自身文化传统、价值理念和精神信仰的认同、传承与创新，既是一个民族自我完善与发展的精神基石，也是一个民族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展现风貌与彰显自信的重要依托。文化的发展需要海纳百川的胸怀、吐故纳新的气魄和鉴机识变的眼光，毛泽东青年时代就以“观西洋史，当注意中西之比较，取于外乃足以资内也”的认知主张文明的类比、比附和会通，这个过程的各个环节无一不需要文化主体性的彰显。然而自1840年以降，中国传统文化遭遇西方现代化范式的强势冲击，西方文明因其所彰显的经济和技术优势，倒逼中国文化开启自我批判与价值重估的历史进程。至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时期，中西文化矛盾在救亡图存语境中急剧激化，形成以“全盘西化”为表征的现代性自我认同危机，此种激进姿态本质上是传统文明在现代转型阵痛中矫枉过正的产物。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深刻认识到了教条主义的危害，开始调整文化发展思路，形成了对传统文化“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总基调。1943年中共中央作出的《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更是明确指出“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这不仅为“两个结合”原则奠定了坚实基础，也是中国文化发展主体自觉的历史性彰显。而“第二个结合”通过对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时代激活、对中国共产党文化自觉的实践投射，使新的文化生命体成为高扬文化主体性的典范和文化主体性进一步巩固的根基。在历史维度上，新的文化生命体通过“返本开新”促成文化基因的现代转化。“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中华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诠释了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和文化内核，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奠定坚实的价值基础，以此实现文化主体性的根脉确证。在实践维度上，新的文化生命体通过“知行合一”培育文化的现实塑造力。新的文化生命体凭借其内生性新陈代谢特质，发挥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调适作用，使中华文化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全球的张力中形成具有成长性力量的论识体系，不断强化文化促进社会全面发展的功能，实现文化主体性的时代彰显。在价值维度上，新的文化生命体以“美美与共”为准则，创造文明对话的新型价值叙事。其文化创造不仅赓续中华文明的精神基因，更致力推动世界文明的发展范式转换，通过凝聚全球发展最大公约数，使文明交流从文化比较转向意义共建，实现文化主体性的全面提升。

（二）新的文化生命体以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导向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精神支撑和价值导向，更是文化凝聚力、创造力和影响力的重要来源。能否掌握意识形态主导权，直接关系到文化建设的成败、文化自信的根基乃至国家的文化安全与长远发展。“今天，我们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比以往更加需要从文化传承中汲取思想智慧、从文化创造中凝聚奋进力量，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以自强不息、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全力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新的文化生命体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耦合而成的生命有机体，通过整体的、充满活力的文化创造过程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丰饶的文化土壤，给予其鲜明的民族特色、独特的精神标识和丰厚的创新质料。新的文化生命体以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为根本政治保证和方向指引，确保了文化发展始终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防止人们在多元、多样、多变的社会思潮中迷失方向，彰显了意识形态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新的文化生命体以强化理论创新来增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诠释力和引领力。植根于中国大地、回应人民关切的理论创新使意识形态不再是教条，而是能够解释现实、指导实践的鲜活思想，大大增强了其真理性和说服力，提升了意识形态建设的科学性。新的文化生命体锚定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摆脱西方中心主义话语桎梏，重塑叙事逻辑，增强文化认同，增进了意识形态建设的有效性，推动解决“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难题，让意识形态的表达更加自信、有力。新的文化生命体致力于创新意识形态传播方式，立足全体人民的精神世界的现实状况，主动适应现代传播格局变革，充分呼应民众日常生活实践，激发受众情感共鸣，提升了意识形态建设的亲和性，使其融入日常生活的文化滋养之中，真正实现了主流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通过这一系统过程，新的文化生命体使意识形态建设完成了从被动防御到主动塑造、从理论说教到文化认同的跃升，变得更具韧性、活力和吸引力，形成了既能植根本土、维系民族共同体团结，又能面向未来、引领时代前行的思想文化体系。由此，新的文化生命体不仅成为融思想引领、文化涵育与情感认同于一体的强大精神载体，巩固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推动全社会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和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了持续而深厚的精神动力，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在世界大变局中行稳致远。

（三）新的文化生命体以担负新时代的文化使命为目标

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新时代文化使命折射出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方位中书写中国文化建设新篇章的志向与决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本质内在要求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有根据时代发展和实践需要与时俱进地调整自身文化纲领、文化目标、文化政策的主体自觉，成功引领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走向胜利。建党伊始，我们深受苏联和共产国际影响，在无产阶级文化建设方面践行“形式是民族的，而内容是社会主义的”原则。然而，将这种相对教条化的发展模式简单移植到中国社会环境中，实际上对中华文脉造成了某种程度的隔断。有鉴于此，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逐步调整文化发展的战略和策略。毛泽东在与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中明确指出：“中国历史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中有很多好东西，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必须把这些遗产变成自己的东西。”这句话深刻反映了我们党对文化传承态度的转变。秉承这样的思路，新时代的文化建设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基础上，深入挖掘中华文化基因，超越仅以民族形式呈现社会主义内容的表层做法，“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随着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的开启，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作为新时代的文化使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标示了文化坐标、锚定了文明航向”。面对这样的时代任务，我们更要有传承文化基因的主体意识和实践自觉。新的文化生命体正是立足于实现我国从文化资源大国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质变跃迁，在马克思主义社会改造蓝图的指导下充分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充分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不仅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厚植了文化底蕴，更指明了其在新时代中国文化建设领域应用的崭新方向与迫切任务，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了根本遵循和强大动能。在新的文化生命体通过“第二个结合”最大程度释放中华文化基因塑造力的前提下，我们才得以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汇聚的强大合力精准聚焦于文化强国的实践场域，为建设一个具有厚重历史底蕴、强大精神力量和广泛影响力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了最根本、最坚实、最持久的战略支撑。

新的文化生命体不仅是中华文明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指引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涵育下的生命更新，更以开放胸襟吸纳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成为代表人类进步方向的文化形态。这种双重品格内在要求新的文化生命体具备广阔的世界视野、承担更高的文明使命。正如习近平指出的：“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中华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隘口，新的文化生命体将优秀的民族文化基因升华为解决人类问题的普遍智慧，在文明交流互鉴的时代，以自身行动履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时代责任。

（一）以共生伦理超越霸权逻辑，重构全球化发展的秩序内核

在前资本主义时代，较低的生产力水平和认知局限导致超自然力量凌驾于现实存在之上，世界由此被“赋魅”。神圣叙事的世界观对人的主体性生发与成长形成宰制。经由启蒙运动、宗教改革的思想奠基和资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突破，原本充斥着泛神论的世界完成了世俗化转向。资本主义凭借其前所未有的生产力获得了强大的扩张与支配力量，将社会变革的速度提升至远超传统社会的水平，同时驱动现代化浪潮从西欧迅速席卷全球，深刻形塑了所有文明的生存逻辑。鉴于资本主义所引发的现代性变革在形态上的颠覆性、范围上的全球性和速度上的迅捷性，吉登斯将这种全方位的剧变称为“现代性的断裂”。资本主义现代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繁荣与个人自由，使人得以成为追求自我解放、建构意义世界的能动主体，充分印证了“在外延和内涵两方面，现代性卷入的变革比过往时代的绝大多数变迁特性都更加意义深远。在外延方面，它们确立了跨越全球的社会联系方式；在内涵方面，它们正在改变我们日常生活中最熟悉和最带个人色彩的领域”。然而，资本逻辑的扩张本性利用了人的贪欲，现代化“在消耗并失去其对立面之后，开始就工业社会的前提和运行原理进行自我伤害”。资本的逐利本性使其支配下的现代性文明不断进行物理层面的空间扩展，甚至演化成霸权逻辑的属性漫溢。这在价值上表现为普世价值的意识形态控制，在话语权上表现为垄断发展进步的客观衡量标准，漠视不同文明内在的发展脉络和主体性要求，造成了全球化发展的系统化风险和存在性焦虑。而生发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的文化生命体继承并演绎了中华文明积淀数千年的和平性与包容性特质，以“和羹之美，在于合异”为认知基础，坚信差异性与多样性是世界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强调不同文明与主体之间“共在共生”的关系逻辑，“坚持共享机遇、共创未来，共同做大人类社会现代化的‘蛋糕’”，从根本上区别于西方文化传统中零和博弈、二元对立的原子论冲突观。在历史的深厚滋养与理论的科学指引下，新的文化生命体将其内在的“共生逻辑”具体化为面向全球的系列中国倡议：全球发展倡议聚焦共同繁荣，推动构建协同共赢的发展格局；全球安全倡议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致力于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际安全新路；全球文明倡议尊重文明多样性，倡导容合而非傲慢、交流而非排斥，共绘美美与共的文明图景；全球治理倡议则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呼吁国际体系走向更加公正、包容的治理模式。四大全球倡议共同构建出一套具有中国视野、回应全球关切的国际公共产品体系，旨在超越传统现代化进程中蕴含的冲突性与扩张性逻辑，为推动人类走向和平、包容、可持续的现代化注入深厚而鲜活的文化动能。

（二）以文化承续强化精神涵育，厚植世界现代化运动思想根基

在现代化早期，资本主义制度曾以前所未有的扩张力量充当了撬动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杠杆。然而，这种模式的内在缺陷随着其成熟而暴露无遗：资本的无限逐利本性，逐渐使现代化最初所具有的解放与变革意图走向自身的反面，呈现出一种难以遏止的、对自然与人性进行全面侵吞的扩张姿态。当工具理性彻底凌驾于价值理性之上，人便从发展的主体沦为发展的工具与客体，陷入深刻的异化状态——“本质的人性降格为通常的人性，降格为作为功能化的肉体存在的生命力，降格为凡庸琐屑的享乐”。精神的丰满充盈让位于物质的狂飙突进，这不仅削弱了社会的凝聚力和创造力，而且带来了个体的精神无根化和价值虚无感。世界历史发展过程表明，现代化绝非单一经济技术演进促推的结果，也离不开精神命脉给予的文化依托。马克斯·韦伯如是强调新教伦理为西方现代化的兴起和发展提供至关重要精神驱动力：“革命的真正起因在于一种新精神的作用，那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精神。针对现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其首要问题并不是用于资本主义活动的资本额来源问题，而首先考虑的应该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出现和发展问题。在这一精神出现并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它为自己创造资本和货币供应，并通过这些途径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如果把这一过程颠倒过来，那就不能成立了。”作为内生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新的文化生命体以一以贯之的文化根脉为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提供牢固的精神支撑，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鲜明的伦理框架、价值尺度和文明品格。新的文化生命体对文化根脉的厚植向世界昭示：每个国家、每个文明都必须从自身的历史文化土壤中寻找现代化的精神资源和价值坐标。对此，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充分挖掘各国历史文化的时代价值，推动各国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在全球普遍反思资本主义现代性弊端的今天为现代化运动注入了强烈的价值理性和人文关怀，尤其为那些渴望摆脱精神依附、走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国家提供了巨大的信心和范式参考，鼓励它们探索具有自身文明特色的现代化模式，从而极大地丰富了世界现代化运动的精神图谱，为陷入发展焦虑和意义危机的全球社会提供了一种前瞻性的文明选择。

（三）以和合理念引领范式转换，开启人类文明叙事新篇章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立足于经济基础的变化发展将社会形态构想为三个递进式的过程，认为社会形态最终将实现“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阶段超越了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形态，建立在形成了“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的第二阶段之上，将实现人本质力量的真正主体性确证和彰显。在此精神引领下，社会主义以其创造的物质技术基础、社会化大生产组织形式、世界性交往网络以及个体独立性初步解放，成为社会形态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跃迁的一种积极探索。社会主义文明形态在发展的底层逻辑、价值立场和目标旨向上围绕人的主体性成长而展开，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的社会历史发展不断实现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目标的新型文明叙事范式。新的文化生命体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为社会主义文明形态提供了丰富的文明质料，奠定了坚实的进阶基础。在理念追求上，新的文化生命体坚持命运与共原则，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不同国家从对象化思维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主体间性思维转换的现实投射，建基于世界各国交往日益密切的现实基础，致力于超越隔阂、消弭冲突、纠偏优越，达致“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的理想状态，实现全球化过程在事实层面和价值层面的辩证统一。在实践方式上，新的文化生命体秉持包容精神，深化文明交流互鉴。资本主义文明视交往为实现资本增殖的空间工具，新的文化生命体则使交往升维为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历史进程本身，既在他者镜像中深化自我认识，又在与其他文明传统的碰撞中催生新的文明成果。在价值选择上，新的文化生命体崇尚和合共生，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多元文化的社会，不仅不与以个人主义的普遍主义为基础的民主精神相决裂，而且还要努力实现民主思想的内涵，例如承认人们的利益、观点和价值观是多种多样的。”新的文化生命体秉持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了世界各国之间基于文明承认而形成健康的他者意识和恰切的主体间性思维，在完成主体间视域融合和差异认同的身份确证、勾画出弥合差异分歧的价值同心圆后，致力于在发展的整全性上实现人类文明向马克思所述“自由王国”文明范式跃迁。

“第二个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化学反应”，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想内化为社会主义强国建设的目标导向和认同基础，将中华文明蕴含的治理智慧、伦理规范、历史经验激活并赋予其时代内涵，使二者在实践中熔铸一体，造就了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同频共振的、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新的文化生命体是深植传统文化沃土、彰显鲜明主体性的文化形态，是体用不二、根魂相契、致中和之道的文化形态，更是兼具内生驱动力、自我革新力、历史贯通力和空间联结力的文化形态。它从根本上确立了以发展为核心的新型文明观，形成了从历史迁衍与自我革新中把握文明演进的视野格局。新的文化生命体的造就，不仅寄寓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现时态的精神风貌、民族心理和发展向往，为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社会秩序的规范有序、精神世界的饱满丰富提供了给养，也为中国式现代化“五位一体”总体实践构筑了具有强大生命韧性和时代引领力的思想根基，推动了世界文明范式的根本转换。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推进，新的文化生命体将获得更强大的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和国际影响力，实现自身的不断完善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