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连福 杨珂 |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基因

燕连福 杨珂
2026-04-03
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6年第2期
[摘   要]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创新精神始终镌刻在中华民族的基因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基因内涵丰富,主要表现为倡导“日新之谓盛德”、践行“革新图强”、体现“万象更新”、强调“与时偕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基因应把握好守正与创新、根脉与魂脉、文化与科技、民族与世界的辩证关系。新时代新征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基因在当代焕发生机与活力,要在加强创新基因的现代阐发、提升创新基因的科技含量、增强创新基因的历史主动、开拓创新基因的世界视野上下功夫,以夯实传承之“基”、革新传承之“道”、彰显传承之“力”、拓宽传承之“域”。
[关键词]   创新基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文化传承


习近平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坚持培育创新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基因,营造鼓励探索、宽容失败的良好环境,使崇尚科学、追求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1](P4)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深深镌刻在中华民族的基因里,流淌在中华民族的血脉中。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的关键时期,亟须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突破“卡脖子”技术难题。为此,必须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创新精神,提炼中华文明的创新密码,延续创新基因,让积淀千年的创新智慧成为培育新时代创新精神的沃土,有力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向着民族复兴伟业奋力进发。

图片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创新基因的丰富内涵

一部中华文明发展史就是一部洋溢着创新基因的历史。纵观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历程,“日新之谓盛德”的求新热忱、“革新图强”的实践导向、“万象更新”的创造活力、“与时偕行”的变革智慧,共同铸就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基因,成为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的精神密码。

第一,创新之“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来重视创新,秉承“日新之谓盛德”。中华民族自古便以创新为贵,将创新视为个人修身、国家进步、万物发展之源。早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商汤便将“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铭刻在浴盆上,提醒自己勤于省身,不断革新。创新精神活跃在中华民族各个历史时期,深刻昭示了中华民族“求变”“求新”的创新主张,生动印证了中华民族对创新的不懈追求。

其一,将创新奉为个人修身圭臬。习近平在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时曾援引《周易·系辞上传》的“日新之谓盛德”,赋予创新以穿透时代的伦理光辉。《韩非子·五蠹》亦主张“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这两则经典论述均将创新提升至“盛德”“圣人”的伦理高度,昭示唯有持续不断地自我更新与进步,方能成就至高品德。中华传统文化虽学派各异,却殊途同归,都将创新视为个人德性完善的必由之路。

其二,将创新视为国家进步动力。“御政之首,鼎新革故”的经典论述,阐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视改革创新为统理国政的首要之务。《诗经·大雅》也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强调国家秉承的使命在于革新,使国运昌盛焕发新气象。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突破华夷之辨,到商鞅“废井田、开阡陌”奠定统一基石;从北魏孝文帝“断北语、改姓氏”推动民族大融合,到张居正“一条鞭法”重构赋税徭役制度……这些镌刻在史的变革实践,无不彰显着中华民族以变革谋复兴、以创新求富强的智慧与勇气,是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的生动诠释。

其三,将创新视作万物发展要义。《周易·系辞下传》以“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充分阐释变革才能通达,通达才能长久,指明创新乃发展之关键。刘禹锡在《问大钧赋》中以“以不息为体,以日新为道”,直言“日新”是万物演进之动力。张载的《横渠易说》有言:“日新者,久无穷也”,诠释了“日新”是维系事物永恒生命力的根本法则。王夫之在《尚书引义·太甲二》中言:“新故相推,日生不滞”,强调世间万物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变化,只有因时而变,不断更新,才能适应形势,突破桎梏。

第二,创新之“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创新促发展,践行“革新图强”。恩格斯指出:“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2](P668)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人类创新总是以社会现实需求为根本动力,以推动社会发展为根本目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基因始终内嵌着鲜明的求实精神和务实导向,倡导“务当世之务”,以开拓创新谋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其一,以创新为生民立命。《谭嗣同集·报贝元征书》有“人以新为生”一言,即人类以创新为生存根本。在古代农业社会,创新始终以应对人口压力、保障生存为核心。《齐民要术》记载了赵过改进的“耧车播种”法能够实现“日种一顷”,表明生产技术的革新进步,能大幅提升生产效率。新石器时代复合农具的发明推动了采集渔猎向农耕文明的转型;夏商周以来,工具材质从石器、青铜演进至铁器,配合牛耕技术,显著提升了耕作效率;西汉代田法通过垄沟轮换解决连作障碍;唐代曲辕犁革新则标志着精耕细作技术的成熟。持续的生产工具改良与耕作方式优化,为中华民族繁衍生息提供了坚实保障。

其二,以创新促百业繁盛。中华民族以创新为引擎,缔造了百业繁荣的盛世图景。在商贸领域,宋代突破坊市限制,催生“交子”开创纸币先河;明清晋商、徽商构建全国贸易网络,丝绸之路与海上贸易将中国商品远销欧亚。在文化领域,《后汉书》载蔡伦“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梦溪笔谈》载“布衣毕昇,又为活板”,使知识的批量复制与传播成为可能,对人类文明交流传播产生深远影响。在手工业领域,《天工开物》中记载的提花织机、失蜡浇铸法、灌钢法等创新技术交相辉映,是中华文明在手工艺与科技领域的璀璨明珠。

其三,以创新谋长治久安。《左传》有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历代王朝为巩固政权、治理疆域,不断在国家防御工程、边疆治理和军事技术等领域推陈出新,筑牢国家安全屏障。以修筑长城为例,中国先民世代营缮长城边防体系,持续精进其防御功能。从战国分段筑城,到《明史·兵志》载“东起鸭绿,西抵嘉裕,绵亘万里,分地守御”,长城终成集预警、驻守、反击于一体的古代军事防御工程之巅峰。《越绝书》所载兵器之演进,自轩辕、神农、赫胥“以石为兵”,黄帝“以玉为兵”,夏禹“以铜为兵”,至春秋“作铁兵”,直观映照了中华民族“与时俱进、应时而变”的生存智慧。

第三,创新之“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崇全域创新,体现“万象更新”。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始终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不断创造自己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作为最繁荣最强大的文明体屹立于世。”[3](P3)中华民族的创新精神,驱动着全领域全方位的创新实践,结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多维度创新成果。

其一,物质文明成果方面。《墨子·尚贤》有言:“古者舜耕历山,陶河濒、渔雷泽”,新石器时代中国先民就已掌握粟作农业和陶器烧制技术,制作的陶器、玉器、漆器及丝织品工艺精湛。秦汉时期涌现造纸术、指南车、浑天仪等重大技术发明,并形成算学、天学、舆地学、农学和医学五大学科范式。[4]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物质文明发展的鼎盛期,唐三彩、宋瓷闻名世界。明清之际,《本草纲目》《农政全书》《天工开物》等科技巨著相继问世,从不同侧面呈现了中华物质文明的辉煌成就。中华民族不断创造的物质文明成果,为五千多年的文明奠基立柱。

其二,精神文明成果方面。《吕氏春秋》有言:“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中华民族以哲学嬗变为轴心,形成了以儒、释、道为主体,兼纳墨、名、法、阴阳、农、杂、兵等多元思想的理论谱系,塑造了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从刻画在陶器、玉器上的各种符号,到随后而起的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楷书、草书、行书,汉字发展史见证着中国先民文化创造之艰辛。“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中国古代文学在创新基因的驱动下,孕育出了汉赋的铺陈、唐诗的意境、宋词的格律、元曲的通俗、小说的世情,构筑起中国古代文学的“百花园”,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其三,政治文明成果方面。《淮南子·泛论训》有言:“苟周于事,不必循旧”,《史记·商君列传》有言:“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在继承与创新中不断演进,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央政治制度、地方政治制度和选官用官政治制度,造就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政治文明。自秦汉确立并巩固中央集权制度,经隋唐三省六部之制臻于完善,至明清设立内阁军机处,中央集权架构日臻精密;郡县制与行省制交相辉映,地方治理体系不断完善;从察举制到科举制,选官用官制度逐步成熟。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演进之路深刻诠释了中华民族“守正创新”的文明特质,为现代政治文明发展提供了东方经验。

第四,创新之“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倡导持续创新,强调“与时偕行”。“凡益之道,与时偕行”出自《周易·益卦》,指明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则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进步。《周易·系辞下传》中的“变通者,趣时者也”进一步阐释了“偕行”的适应性内涵。正如毛泽东所言:“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5](P325)中华民族对创新的追求从不是一蹴而就的静态结果,而是基于持续积累、不断应时势变化而动态调适的“日日新”“新益求新”。

其一,随认知深化持续创新。朱熹在《朱子语类》中言,“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表明人类文明的进步史本质上是一部认知深化史。随着社会发展和实践积累,人类在继承前人智慧结晶的基础上,通过不断拓展认知边界,推动着文明的持续更新。以二十四节气为例,其形成经历了从春秋时期仅仲春、仲夏等基础节气的确立,到秦汉时期完整体系的构建,反映了中国先民对天文物候规律认知的逐步深化。中医药学的发展轨迹亦是如此,从《黄帝内经》的理论奠基,到《伤寒杂病论》的临床系统化,再到《千金方》的经验集成,最终由《本草纲目》完成中医药学的集大成,鲜明印证了中华文明正是在认识与实践的辩证运动中实现迭代更新。

其二,随社会变迁持续创新。《吕氏春秋·察今》道“世易时移,变法宜矣”,东晋葛洪《抱朴子·广譬》言“常制不可以待变化,一途不可以应无方”,《韩非子·五蠹》谓“世异则事异”,先贤箴言无不揭示策略制度需顺应时势更迭。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的嬗变正是这一规律的生动写照:井田制的瓦解源于铁器牛耕的推广,均田制的崩溃起于土地兼并和国家控制力的减弱,而租佃制的盛行则是土地私有化深化和人口增长的结果。代田法到区田法的耕作技术创新,亦是土壤退化和人口压力引发的耕作方法突破的反映。中华文明正是凭借这种应时而变、主动求变的智慧,在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传承至今。

其三,随文化交流持续创新。《尚书·尧典》生动描绘了帝尧时期“协和万邦”的盛景,《礼记·中庸》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华文明自古就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具有兼收并蓄、包罗万象的宽广胸怀,在文明对话中不断焕发新生。譬如,佛教传入中国后,禅宗以“不立文字”简化教义,实现佛教本土化重构,朱熹理学与王阳明心学则分别吸收佛道思想,重塑儒家哲学体系。明清时期,西洋文化大量涌入,中国工匠巧妙融合阿拉伯钴料青花技术、欧洲珐琅彩与中国粉彩工艺,开创出独具特色的瓷器艺术新境界。

图片   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基因的基本遵循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藏着深厚且鲜活的创新基因,是中华民族在科学技术、天文历法等多个文明领域长期保持世界先进水平的创新文化根基。然而,步入近代,清朝统治者夜郎自大、自我封闭,拒绝扩大与外国交往,使中国没能跟上世界科技革命的浪潮,错失了孕育近代科学的历史机遇,最终陷入被动落后的局面。近代中国的落后深刻警示我们:唯有保持文化自信而不自闭、开放包容而不盲从,以科学的理论为行动指南,才能全面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基因,将其转化为推动文明持续向前的现实动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中华文化传承,对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念兹在兹,多次对此作出重要讲话及指示。新时代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基因,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论述为基本遵循,在传承中把握好守正与创新、根脉与魂脉、文化与科技、民族与世界的辩证关系,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基因在新时代焕发持久生命力。

第一,把握好守正与创新的关系,避免陷入“离经叛道”或“泥古守旧”的误区。习近平指出:“对文化建设来说,守正才能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3](P11)守正,是恪守正道,确保传承始终沿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创新,是开辟新境,驱动传统文化在现代焕发新生。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基因要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谱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基因的当代华章。

一方面,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基因要有守正的强大定力,杜绝离经叛道。一是要守住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要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不动摇,确保传承根基永固、航向永不偏离。二是要守住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从根本上决定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基因的政治方向、价值导向与发展取向,确保传承始终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三是要守住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要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挖掘其创新基因的深层生命力,坚定文化自信,在传承中始终保持战略定力,绝不能犯颠覆性错误,做到“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

另一方面,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基因要有创新的锐气胆魄,杜绝泥古守旧。要立足新时代,构建传承的新思路、新话语、新机制,决不能因循守旧、畏缩不前。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动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积极寻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基因与现代社会的契合点与连接点,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基因的时代价值,使其在新时代焕发蓬勃生机。通过聚焦人民期盼、借助科技赋能,创新文化传承话语体系,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基因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其同当代中国相适应、同现代社会相协调、同现实文化相融通。

第二,把握好根脉与魂脉的关系,避免陷入“数典忘祖”或“改旗易帜”的误区。习近平指出,“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6]习近平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和文化自信,创造性地提出“两个结合”这一重大论断,科学揭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互贯通、相互成就的内在逻辑,为新时代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方面,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基因要坚守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杜绝数典忘祖。习近平强调:“我们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不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7](P11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和精神标识,更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和突出优势。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基因,必须深入挖掘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资源,从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形成和积累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和智慧。

另一方面,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基因要坚守好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杜绝改旗易帜。马克思主义一经传入中国,便以其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深刻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轨迹,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基因决不能偏离马克思主义,否则就是“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要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特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对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进行全面挖掘。通过建立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对话机制,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历久弥新的创新基因,并赋予其契合时代要求的崭新内涵。

第三,把握好文化与科技的关系,避免陷入“技术异化”或“僵化脱节”的误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是大势所趋。习近平深刻指出:“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实现文化建设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发展优势。”[8]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基因要充分把握科技发展的战略机遇期,突出科技赋能,做好文化和科技的“融合题”。

一方面,在传承中以文化为科技铸魂,杜绝技术异化。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深厚积淀不仅塑造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更构筑了科技创新的文化根基。从“革故鼎新”的变革勇气到“格物致知”的求真精神,从“道法自然”的生态智慧到“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这些文化基因为科技发展提供了精神指引,注入了价值内核。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基因的过程中,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融入科技发展,将人文价值嵌入技术研发全过程。由此,科学技术便突破了工具理性的局限,成为承载人文关怀、延续文明薪火的重要载体,避免了马克思所警示的“科技异化”困境,即“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9](P537)真正实现了“文化为科技铸魂”而非“文化被科技裹挟”。

另一方面,在传承中以科技为文化塑形,杜绝僵化脱节。数字技术不仅有助于挖掘和整合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积淀的文化瑰宝,更能将其转化为兼具展示性、体验性、经济性、教育性和时代性的新型文化产品。借助科技手段,沉睡的文物重焕生机,尘封的典籍再现光华,静态的文化遗产转化为动态的文化体验。特别是“云戏剧”“云展览”等虚实融合的新型传播模式,打破了时空界限,“让雅韵精深的优质文化产品‘飞入寻常百姓家’”,[10]有效满足了新时代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美好生活需要。科技赋能的传承方式能够避免因循守旧导致的传播滞后,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基因在数字土壤中焕发鲜活生命力,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

第四,把握好民族与世界的关系,避免陷入“全盘西化”或“封闭自守”的误区。开放包容是文明发展的活力来源,中华文明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在世界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的今天,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基因,必须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在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的基础上,既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又以开放的胸襟融汇寰宇智慧,实现民族文化与世界文明的深度对话、双向滋养。

一方面,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基因要坚守民族特性,杜绝全盘西化。习近平指出:“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11](P536)文明交流互鉴的根本前提在于对本民族文化精神内核的深刻体认与自觉持守,并能在多元文化碰撞中葆有清醒的定力。因此,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基因,要在坚守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根本立场下,秉持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和开放包容的文明发展态度,警惕盲目崇拜西方文化的“全盘西化”论,避免掉进民族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的陷阱。

另一方面,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基因要具备世界视野,杜绝封闭自守。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洋为中用、兼收并蓄、交流互鉴的文明发展理念,吸收借鉴各国文明之精华,“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形成的中华文明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12]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基因,要以海纳百川的开放胸襟拥抱世界文明,主动搭建文明交流互鉴的国际平台,在多元文化的交融碰撞中激发创新灵感、拓展思维边界,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同时,要通过深层次的文明对话,不断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效能,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和影响力,让中国故事更为生动、中国形象更加鲜活、中华文化更加深入人心。

图片   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基因的推动路径

习近平反复强调:“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13](P164)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嘱托,传承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创新基因,激活其生命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注入深厚的文化滋养和强劲的创新动力。

第一,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基因的现代阐发,夯实传承之“基”。习近平指出:“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3](P1)新时代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基因,要把创新基因的深度“解码”作为前置工作,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创新元素,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基因的现代阐释,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基因构筑坚实根基。

其一,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习近平强调:“历史文化遗产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我们一定要完整交给后人。”[14](P229)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加强中华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是探寻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演变、充分汲取其思想精髓的重要前提。要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制机制,加快完善法规制度体系”。[15]切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全面守护好这些彰显中华民族创新智慧的文化瑰宝。

其二,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基因的挖掘与阐发。“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卷帙浩繁的古籍,是古圣先贤的思想宝藏和智慧结晶,亦是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和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要扎实推进中华文化典籍的整理编纂出版工作,组建高水平跨学科研究团队,精心校勘、改错、补残、注释,走深走实古籍整理、研究和解读的文化传承之路。要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基因的现代阐发,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并转换为现代语境表达,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基因焕发时代活力与光彩,成为彰显中华文明新气象的源头活水。

其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基因数据库建设。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明确提出“关联形成中华文化数据库”的重点任务。新时代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基因,要以建设创新基因数据库为重要抓手,盘点中华文化资源,盘清中华文化资产,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基因资源的全阶段、全地域、全形态、全内容整合,为文化资源向生产要素转化奠定基础,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数字时代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第二,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基因的科技含量,革新传承之“道”。习近平指出:“文化和科技融合,既催生了新的文化业态、延伸了文化产业链,又集聚了大量创新人才,是朝阳产业,大有前途。”[16]在科学技术重构人类文明图景的时代,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基因必须立足当代特征,深度融合数字化技术手段。通过数字赋能,重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基因的表现形式,提升其传播效能、拓展其消费场景,让沉积千年的创新智慧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其一,以科技赋能重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基因的表现形式。要立足当代审美需求和传播规律,深度融合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VR/AR等前沿数字技术,推动典籍文字、传统工艺、历史典故等文化瑰宝,从静态文本向动态影像跃迁,从单向输出向交互体验升级,从平面展示向沉浸式场景拓展。例如,上海美术馆聚焦《山海经》中的创世神祇——“烛龙”,利用裸眼3D、全息激光、仿真立体声等前沿数字技术,在18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中,让上古神兽“破壁而出”。新时代创造性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当充分发挥科技赋能作用,通过数字化手段重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基因的表现形式,使其在数字空间“活起来”“动起来”“火起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基因从“静态保护”到“活态传承”。

其二,以科技赋能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基因的传播效能。随着类脑智能等创新性技术迅猛发展,以ChatGPT、Sora、DeepSeek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已构建起具备深度学习与自主进化能力的创新生态系统,在文本创作、图像生成、音视频制作等领域展现出强大潜力。以央视频推出的中国首部AI全流程微短剧《中国神话》为例,该剧以AI技术最大程度还原了中国神话之意境与风格。未来,应充分发挥AI在文化创新领域的赋能作用,创作更多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精神的文化产品。同时,深度应用数据、算法,精准分析用户的使用习惯,高效匹配用户感兴趣的内容和形式,大幅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基因的传播效能。

其三,以科技赋能拓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基因的消费场景。要深刻洞察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拓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消费的广度和深度。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基因的基础上,依托各种新媒体技术,构建线上线下深度融合的消费新生态,打造全方位、多层次的文化消费场景。在线上渠道,大力发展数字文博、云展览、云演播等新型文化业态;线下则重点培育数字创意与文化旅游融合示范区,建设沉浸式体验空间、智慧主题公园、文创特色街区等新型文化消费载体。同时,应着力开发新生代科技文化消费新模式,将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基因的元素有机融入密室逃脱、剧本杀、博物馆实景角色扮演等现代消费场景,持续拓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基因在现代社会的传播维度。

第三,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基因的历史主动,彰显传承之“力”。习近平统筹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出“四个面向”的战略导向,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确立了价值导向、赋予了重要使命。新时代新征程,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基因,须以高度的历史主动熔铸时代担当,坚持“四个面向”的战略导向,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深层次的文化滋养和可持续的创新动能。

其一,传承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习近平深刻指出:“科技革命与大国博弈相互交织,高技术领域成为国际竞争最前沿和主战场,深刻重塑全球秩序和发展格局。”[1](P4-5)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基因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培育新时代创新文化,在全社会厚植科学精神、弘扬创新风尚。通过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基因的思想精髓,激发科技工作者的创新潜能,抢占科技竞争和未来发展制高点,努力在基础研究的“最先一公里”和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实现重大突破,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基因转化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强大动力。

其二,传承要面向经济主战场。当前,我国经济已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于产业升级和生产力跃迁的关键期,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并存。以创新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航向。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基因必须紧扣经济发展主旋律,以革故鼎新、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为引领,开辟经济发展新思路、拓展经济增长新路径,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其三,传承要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习近平指出,要做“经世致用的大学问”。[17]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基因要以国家重大需求为牵引,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重大工程建设、民生福祉改善等国家急需领域,将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积淀的创新智慧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深度融入当代社会发展实践,确保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基因的传承既根植于历史沃土,又精准对接国家发展需要,使传承与国家的发展、民族的需要、人民的利益同向同行。

其四,传承要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人民生命健康是立国之基。近年来,西方国家对我国科技创新的遏制围堵持续升级,在关乎国计民生的医学科技领域,我国同样面临“卡脖子”难题。在此困境下,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基因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充分发扬中华文明破旧立新、与时俱进的创新特质,推动疾病预防控制、提升诊疗技术、医药研发创新等保障人民生命健康的关键领域实现突破性进展,全面提升我国公共卫生体系的现代化水平和创新能力。

第四,开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基因的世界视野,拓宽传承之“域”。习近平深刻指出:“推进人类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互学互鉴,是让世界变得更加美丽、各国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的必由之路。”[11](P278)新时代新征程,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基因要牢固树立世界视野,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既秉持开放包容的姿态与胸怀,借鉴吸收国际经验,更有坚守文化主体的自觉,以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全面提升中华文明的国际传播力、影响力、感召力。

其一,促进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引进来”。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诚如习近平所言:“今天,我们要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就要以更加博大的胸怀,更加广泛地开展同各国的文化交流,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18](P406)新时代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基因,要“精准锚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实现融通发展的现实区域”,[19]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主动汲取不同文明的智慧养分,积极借鉴各国在文化遗产保护、传统技艺传承、文化价值转化等方面的普遍性经验和创新成果,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基因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

其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基因“走出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向世界展示中国魅力、传递中国价值的重要载体,要持续提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的能力。一是建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基因的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基因转化为国际话语表达,推动中国话语向世界话语的升级转型。二是构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基因的国际传播平台。建立多主体传播模式,整合政府、媒体、企业及个人等传播主体资源,形成传播合力,同时借助短视频、云直播等新媒体形式,打造移动端国际文化传播矩阵。三是优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基因的国际传播媒介。配合数据算法,针对不同区域、不同国家的不同受众群体特点,实现文化传播的精准投放。通过创新传播机制、拓宽交流渠道,向世界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基因的深厚积淀与时代价值,促进全球创新文化实现新发展。

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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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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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

[19] 商志晓,王友琛.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J].理论学刊,20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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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连福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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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珂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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