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主体性是一个民族在文明演进过程中所形成的文化自我之确立与精神独立之彰显，是一个民族在文化上实现独立自主并肩负起文明革新使命的自主性与能动性体现。习近平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第二个结合”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实践中形成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对于巩固文化主体性具有重大意义。目前，学界已在“第二个结合”巩固文化主体性的深刻内涵、理论逻辑、实践进路、重要意义方面取得诸多成果，但对这一过程得以展开的运动机理进行哲学审视仍有进一步的研究空间。“第二个结合”巩固文化主体性的过程，是一场深刻的辩证运动：它在古今贯通、中西会通的时空辩证扬弃中实现文化主体性奠基，在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史中推动文化主体性通过文化自觉、文化自主、文化自信与文化自强的辩证演进而不断生成，并在否定之否定基础上形成“新的文化生命体”，实现文化主体性升华。研究“第二个结合”巩固文化主体性的辩证法意蕴，有助于补充和丰富“第二个结合”巩固文化主体性的阐述维度，加强立足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文化发展与文明进步的哲学自觉，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长远发展提供学理智慧与方法论启示。

“古今中西之争”是近代以来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命题，其本质是中华民族在走向现代化进程中，对如何确证自身文化身份、确立自主发展道路的深刻追问。长期以来，这一争论常陷入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的二元对立思维窠臼，未能真正开掘出融通古今、会通中西的文化创造空间。经过长期探索与实践，“第二个结合”命题的提出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跨时间融合，推进本土与外来的跨空间对话，在历时性与共时性辩证交织的视野中化解“古今中西之争”，开拓出文化主体性的自主场域。

（一）“第二个结合”实现传统与现代的跨时间融合

对传统与现代之关系的正确处理，深植于一个文明体对自身时间性的理解中，是决定一种文明能否赓续绵延并葆有文化主体性的重要前提。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国度，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始终在探索如何化解“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关系。鸦片战争以降，在西方武力冲击下，中国国门被迫打开，由此引发以“中西”冲突为表现形式，以“古今”抉择为实质内容的文化碰撞。冲突最初集中于器物层面。龚自珍认为：“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上大学士书》），主张改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首次承认“夷”有可“师”之处。尽管二者主张变革，却仍固守封建主义之“道”，坚持“器变道不变”。这一路向被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系统化为“中体西用”论。然而，“体用二分”的设想未能意识到西方“坚船利炮”的背后是一整套现代科技、工业与社会制度。直至甲午战败暴露单纯技术学习的道路行不通时，“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改革才逐渐延伸至制度与文化层面。

19世纪90年代末，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开始在制度层面进行改革，试图用西方的君主立宪制改造中国的传统帝制。康有为通过撰写《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宣称被历代奉为圭臬的古文经为“伪经”，将孔子塑造为“改制革命家”，以此为西方君主立宪与议会制度寻找中国传统资源的合法性。梁启超大力宣扬康有为的改制理论，鼓吹开议院、立宪法，严复则通过翻译《天演论》等著作，系统引介西方进化论、自由、民主等思想。尽管戊戌变法具有进步意义，但仍以失败而告终，充分暴露出旧文化的顽固阻力，表明“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关系未能得到有效化解。在此背景下，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从民族文化内部寻找原因，发起了新文化运动。这次运动沉重打击了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旧文化，深刻启蒙国民精神，使得人们的思想得到空前解放。更为重要的是，新文化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供重要思想资源，使“第二个结合”在历时性层面实现传统与现代的融合成为可能。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针对“古今之争”中如何对古今文化资源进行取舍和选择的问题，“第二个结合”打破了将传统与现代“非辩证地看作僵硬对立的两极”的二元对立思维，使传统成为流动于现代血液中的生命基因，现代性成为根植于自身文明土壤的自觉生长。这一理论创新表明，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赓续和发展，我们所肩负的正是“旧邦新命”的文化使命。正如习近平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的本质内嵌于五千多年绵延不绝的文明根基之中，“第二个结合”运用辩证扬弃的科学方法，构建贯通古今的文明叙事，有力印证中华文明现代形态“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体现了文明演进的阶段性与连续性的辩证统一。

（二）“第二个结合”推进本土与外来的跨空间对话

“中西之争”从空间维度上标识了中国文化在与外来文化碰撞中的自我定位问题，“是中国近代以来走向世界历史过程中必然遭遇的思想文化冲击”。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文化的输入一度引发中国知识界的思想震荡。毫无疑问，西方文化在逻辑推理、理性分析等方面均有可取之处，但这并不等同于西方文化是文明发展的唯一范式。然而，在西方“主客二分”哲学传统支配下，形成了以“文明—野蛮”“中心—边缘”为区分的地缘分野，非西方文明由此被降格为西方文明的他者与附庸。正如《共产党宣言》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历史趋势：“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西方资本主义的“普遍文明叙事”，实质是一种以经济霸权为支撑的文化殖民现象，文化殖民主义者认为“自我是‘源’，他者是‘流’，他者永远跟在自我的后面追赶现代性”。面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霸权，从早期“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学习心态，到20世纪初期“全盘西化”的文化自我否定论调，再到梁漱溟所指出的“东方化对于西方化步步的退让，西方化对于东方化的节节斩伐！……而将中国化根本打倒”的危机境地，知识分子一度陷入“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并由此引发中华文化主体性失落的危机。

产生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虽与西方文明有着深厚的思想渊源，但马克思主义却是西方文明最有力的批判武器。马克思主义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现代性背后的资本逻辑和异化根源，揭示出共产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的客观规律，打破了“文明—野蛮”的文化对立格局和西方文化唯我独尊的傲慢心态。正是由于以人的解放为旨趣的普遍关怀及以开放包容为核心的理论品格等因素，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个具有高度价值的主体得以超越地域界限，实现深刻契合。“第二个结合”以文明平等对话、交流互鉴为基础，跳脱了近代以来“中西”二元对立的思维窠臼，使“模仿—被模仿”“冲击—回应”的主客关系转变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成就的文化间性关系，“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

“第二个结合”在共时性层面所推进的本土与外来的跨空间对话，其成果体现为一场深刻的双向赋能进程。一方面，这一对话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使其真正扎根于中国大地。“结合”的过程绝非理论的简单移植或机械套用，而是使马克思主义这一源于西方、反思西方、批判西方的科学真理，通过中国具体实践的反复淬炼及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对话，“不断实现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显示出日益鲜明的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另一方面，这一对话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表达提供了重要契机，使其实现现代转型。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的传入，释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活力，诸如“民为邦本”发展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革故鼎新”升华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动力，“协和万邦”拓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愿景。这一转型以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唤醒并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

（三）“第二个结合”在化解“古今中西之争”中开拓文化主体性的自主场域

“古今中西之争”作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核心命题，深刻缠绕并折射出中华民族在迈向现代化进程中，对自身文化身份与发展道路的艰难求索。这一争论的深层困境在于：无论何种主张，大多是在由他者或历史预设的时空坐标与话语体系中进行选择，未能真正开拓出一个由自我定义、自主创造的文化场域。因此，开拓文化主体性的自主场域，便成为突破这一历史困局的必然要求。就理论逻辑而言，自主场域是文化主体性得以确立的前提。倘若缺乏一个能够自主涵摄、融合与创新的文化场域，文化发展便极易陷入固守传统封闭叙事，或被动追随外来范式的“依附性”困境中。从历史实践来看，自主场域的缺失导致文化发展陷入方向焦虑的状态。近代以来，无论是“中体西用”的折中，还是“全盘西化”的激进，本质都未跳出在古今、中西二元框架中进行非此即彼选择的思维定式，使得中国文化发展与现代化进程伴随着长期的身份焦虑与方向迷茫。面向未来文明格局，开拓自主场域是中华民族实现精神自立并为人类文明作出贡献的关键基础。当今世界正处于文明范式深刻重塑的时期，西方中心主义所主导的现代性模式已暴露出其内在弊端，要求我们必须在思想文化领域构建强大的自主创新场域，在完成自身文化建构过程中，为破解人类共同难题提供具有参照意义的文明资源。

“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关键就在于我们找到“第二个结合”这一破译之码。“第二个结合”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理论创新，在对文化复古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的双重破除中，“同时又开启了广阔的理论和实践创新空间”，这一空间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为现实依托的古今中西文明会通空间。在这一空间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统一被置于中国发展道路的实践坐标中加以检验、转化与重构。在这一意义上，“第二个结合”从根本上改变了长期以来文化发展过度依赖外在标准的被动局面，推动中华文化在辩证把握古与今、中与西的文明会通中生成稳定自觉的主体立场，真正开拓出文化主体性的自主场域。这一自主场域既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以高度的历史主动和理论自觉完成的实践成果，也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推动中华文化主体性不断生成和彰显的活动空间。

“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劳动实践作为人类历史展开的前提，也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文化主体性得以生成的现实基础。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史，不仅是一部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奋斗史，更是一部正确运用历史辩证法、深刻把握中华文明发展规律，不断生成并彰显文化主体性的精神成长史。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民族文化命运的自觉反思，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在独立自主的政权基础上对社会主义文化的自主探索，再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在实践成就中凝练形成的广泛而稳定的民族精神认同，直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展现的民族主体担当，“第二个结合”在这一历史辩证运动中孕育、形成并逐步成熟，推动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实现从文化自觉经由文化自主，达至文化自信，进而迈向文化自强的生成性跃升。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文化自觉深化民族文化自省

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文化自觉是文化主体性生成的逻辑前提。1997年，社会学家费孝通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背景下，将文化自觉定义为：“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这一界定从学理层面揭示出文化自觉在历史反思与现实选择中形成的文化立场。“回望波澜壮阔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是具有高度文化自觉的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文化自觉意识发轫于对民族文化命运的深刻自省。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篇章之一。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下，中国共产党肩负着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伟大任务。“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面对前所未有的深重危机，中华民族面临着如何对待传统文化、中华文化向何处去的时代课题，党的文化自觉也主要体现为以革命任务为导向的文化自省与重构。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继承并超越了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精神，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对传统文化进行“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的辩证扬弃，并提出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进一步强调文艺要服务于工农兵、服务于革命斗争，推动文艺工作者深入群众、改造群众，在革命实践中重塑了文化立场。1943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更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为党在实践中自觉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中国文化相结合提供了理论遵循。

尽管此时并没有明确提出“第二个结合”的完备理论形态，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的“具体实际”除了中国社会现实本身，已然包含着“过去的实际即‘中国历史文化’的成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文化自觉是在救亡图存的历史熔炉中，由“第一个结合”的早期实践所锻造的具有革命指向性的批判与建构意识，它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批判的武器”剖析中国社会的同时，也必然地展开了对作为观念形态的民族文化的“武器的批判”，在对民族文化自省中实现了对传统文化资源的辨析与选择，并为取得全国政权后探索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道路奠定了基础。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文化自主塑造民族身份标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在巩固新生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文化领域面临的核心课题也由对文化历史传统与发展方向的自省与抉择，转向如何独立自主地探索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以更加自觉的历史主动，在实践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在关系的认识，强调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下，推动新民主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的转型，从而为新生的国家政权塑造崭新的民族身份标识。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运用历史辩证法对苏联文化建设中出现的教条化倾向保持清醒认识，并在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化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必须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独立自主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文化发展道路。毛泽东早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指出：“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这从根本上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为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关于发展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的基本方针问题上，毛泽东在1956年4月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这一方针在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前提下，鼓励艺术与学术领域的多样化探索与自由争鸣，体现了党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在“双百”方针指引下，中国共产党秉持高度的文化自主性，主动运用民族形式承载革命与建设主题，催生了小说《红岩》《创业史》，歌剧《江姐》，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等大量“红色经典”的涌现。

这一时期以“文化自主”为核心展开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化自觉”的逻辑展开与实践升华，标志我国在文化领域初步独立自主构建起崭新的社会主义文化形态。这一探索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基调，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中华文化的繁荣发展提供了独特的身份标识。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文化自信确立民族精神认同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成功开辟并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关键阶段，也是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生成历程中实现从“文化自觉”“文化自主”到“文化自信”的重大转折。随着改革开放不断向纵深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发生历史性变革，文化发展面临的历史课题也转变为如何确立对自身文化价值与生命力的坚定信念，并使之凝聚为全社会的精神认同。

“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改革开放推动的壮阔实践和取得的时代成就，为文化自信的生成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从中国国情出发推进现代化建设，既不照搬西方模式，也不简单回归传统，而是在实践探索中形成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伴随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经受了历史和现实的检验，充分彰显出其内在合理性与制度优势。在这一伟大实践中，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不断夯实，并进一步延展为文化自信这一更为基本、深沉与持久的力量，成为支撑中国道路不断前行的重要精神动力。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持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向纵深发展，逐步形成并丰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文化自信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邓小平明确指出：“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江泽民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并在党的十五大上进一步指出，要“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进入新世纪，胡锦涛立足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角度，提出“建设和谐文化”“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总体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大理论创新，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形成的重要成果，使中华文化在全球化深入发展、多元文明交流碰撞的背景下，拥有稳定自觉的价值内核，丰富了文化主体性建设的理论内涵。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文化自强展现民族主体担当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迎来关键时期。在这一历史方位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提出“第二个结合”的重大论断，标志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既是对文化自觉、文化自主、文化自信历程的总结与升华，更有力推动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姿态，向着以文明担当为标志的文化自强阶段实现历史性跨越。

一方面，“第二个结合”作为肩负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的能动实践，在增益文化自强中展现了民族主体担当。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首先，“第二个结合”激活了文化繁荣发展内生动力。“‘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它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摆脱被动守成与静态传承的局限，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协调，与人民群众对于文化发展的现实需要相契合，焕发出面向现实、服务时代的思想活力与实践潜能。其次，“第二个结合”汇聚了文化强国建设磅礴力量。“第二个结合”以“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从容与定力，将马克思主义的崇高理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深沉追求相融合，铸就兼具真理力量与民族情感的价值共识，激发全体人民作为文化创造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汇聚了文化强国建设的磅礴伟力。最后，“第二个结合”开创了中华文明现代形态崭新境界。它从根本上超越“体用之争”与“古今对立”的历史困境，推动中华文明在坚守自身主体性的同时，获得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引，激活中华文明固有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革新基因，使中华民族由长期处于外来现代性话语影响下的被动融入，转向以自身实践经验和文明智慧为基础的主动建构与引领，实现“文明模仿”向“文明创生”的文明范式跨越。

另一方面，“第二个结合”以其内在蕴含的世界历史视野推动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彰显了中华民族在世界文明格局中的主体担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早已揭示：“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伴随世界历史演变而形成的文明发展趋势，必然是奠基于文明交流互鉴基础上的文明共生，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第二个结合”正是对这一趋势的自觉表达，其所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在深刻把握世界历史发展规律和人类文明演进规律的基础上，坚持以人本逻辑扬弃资本逻辑，在文明层面实现的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辩证超越。资本文明打破了封建社会的人身依附关系，推动生产力与世界交往的极大发展，却也使人陷入抽象权力的普遍统治之下。“第二个结合”所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始终以自由全面发展的人为内在尺度，诠释了利用资本又超越资本的资本文明辩证法，既是中华民族在现代性语境下对自身文明传统的创造性复兴，更是超越民族国家界限、观照人类共同命运的“立己达人”之实践，彰显中华民族作为负责任文明主体的世界历史担当。

“‘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从实践辩证法的视角审视，“新的文化生命体”作为“结合”而成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通过持续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所生成的中华文明现代形态，生动昭示着“结合”的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新的文化生命体”在本体论上融汇民族特色与世界视野，在方法论上贯通守正之本与创新之道，在价值论上联结个体全面发展与人类解放理想，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深刻诠释着“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正是在思想与现实的辩证运动中，“新的文化生命体”实现了文化主体性的升华形态。

（一）“新的文化生命体”在本体论上坚持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有机结合

“新的文化生命体”之“新”就在于，它既在辩证扬弃传统文化基础上坚守自身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地位，又在打破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话语霸权基础上肯认各民族文化的平等主体地位，完成了文化领域“反封建”和“反帝”的双重使命。遵循文明发展特殊性与普遍性相统一的辩证法原则，“新的文化生命体”在本体论上坚持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有机结合，超越了抽象的普遍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开创了立足自身、面向世界的文化存在与建构方式的全新范式。

“新的文化生命体”是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过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文化成果，也是推动中华文明继续向前发展的内在动力，具有鲜明的民族性。首先，“新的文化生命体”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根脉中，在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中确证了中华文化主体性。它在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的指导下，对“民为邦本”“天人合一”“天下大同”等中华文明传统智慧进行创新发展，实现文明基因的现代传承，既保持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识，又焕发出解决时代问题的生命力，在返本开新中实现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发展。其次，“新的文化生命体”致力于构建中华文明现代形态话语体系，在理论创新中坚守了中华文化主体性，在文明更新中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它突破西方话语霸权，以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的概念范畴阐释中国道路，既为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提供意义支撑，更使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对话中获得主动权。最后，“新的文化生命体”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使命，在道路探索的能动性中捍卫了中华文化主体性。它将文化发展与国家兴衰、民族命运、个人前途紧密结合，推动文化建设成为凝聚民族力量、塑造民族品格、提升人民精神境界、引领社会创新发展的重要精神支撑。

“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作为人类社会而坐的事情。”身处马克思所指明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时代，“新的文化生命体”在坚持中国话语和中国立场的基础上，“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具有鲜明的世界性。首先，“新的文化生命体”具备回应人类共同挑战的普遍关切。它以独特的文明智慧积极参与解答全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主动回应生态危机、文化冲突、全球治理等全球性挑战，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贡献中国思路和中国智慧。其次，“新的文化生命体”蕴含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伦理高度。它既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又构成人类解放整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其价值叙事突破了单一民族或国家的利益局限，内在包含着立己达人、兼济天下的伦理自觉。最后，“新的文化生命体”昭示人类文明发展的未来方向。它以“美美与共”“和合共生”的文明发展理念，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为人类社会走出文明冲突与价值撕裂的困境提供了中国方案，展现中华文明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开放格局。就此而论，“新的文化生命体”在本体层面彰显了民族性与世界性有机结合的实践辩证法。

（二）“新的文化生命体”在方法论上坚持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

“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这一“扬弃”原则，为“新的文化生命体”在方法论上坚持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提供了根本遵循。守正，是对文化属性与发展规律的自觉坚守，赋予创新以内在规定性与历史连续性；创新，是对文化形态与时代内涵的能动发展，为守正注入现代活力并拓展其表达空间，二者共同彰显出“新的文化生命体”遵循“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规律。在“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中，“新的文化生命体”不断实现由自在到自觉，再到自为的螺旋式上升发展趋势，呈现为一个既坚守文化基因稳定性又彰显时代开放性的有机文化系统。

“守正才能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新的文化生命体”在守正层面的自我持存，是辩证扬弃的肯定环节。一是守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新的文化生命体”始终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根本指导，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作为洞察时代、剖析现实、引领价值的最高思想准则，确保文化发展沿着科学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前进。二是守“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新的文化生命体”既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活实践，积极回应时代课题，推动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扎根于当代中国沃土；又自觉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实现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与中华文明精神特质的融通化合，彰显出“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文明进取姿态。三是守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新的文化生命体”坚持党对文化建设的全面领导，党的领导为文化发展提供政治保证和组织保障，使文化建设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遵循科学的价值导向进行，始终服务于民族复兴和人民需求。四是守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新的文化生命体”在全球文明交流互鉴中，始终坚守中华文明的精神独立性与文化自主性，牢固持守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精神血脉、核心价值和独特品格，成为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标识。

“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新的文化生命体”在守正基础上以创新作为其特殊的否定方式，“经过这样的否定，它同时就获得发展”，这也是其实现文化主体性的升华形态的关键环节。具体而言，一是创新思路，在对既有文化发展范式的扬弃中开辟文化发展新空间。“新的文化生命体”最根本的思路创新，在于通过“第二个结合”实现了方法论上的革命性突破。它将马克思主义“魂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置于平等对话的文化间性地位，催生超越马克思主义原生形态与传统文化旧有形态的文明结构，为中华文化的现代发展开辟前所未有的理论空间。二是创新话语，在对长期以来西方话语霸权与近代自我失语状态的超越中构建自主自信的中华民族话语体系。“新的文化生命体”通过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达，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知识体系和叙事范式，以自洽开放的理论与传播体系提升中国叙事的阐释力、号召力与国际影响力。三是创新机制，在对碎片化与精英化文化生产体制的克服中构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活力的制度环境。“新的文化生命体”要求构建一个能够有效动员、整合和优化各类文化资源，并持续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的制度环境与社会生态，确保文化创造源泉充分涌流。四是创新形式，在对文化表达方式与传播形式局限性的突破中增强中华文明的感召力与传播力。“新的文化生命体”在形式上的创新，体现为通过运用新技术、新媒介、新语言，对中华文化的价值内涵进行当代表达，使其焕发全新生命力。由此可见，创新是守正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自我超越，“新的文化生命体”通过守正与创新的相互规定，在连续性与变革性的张力中不断彰显着文化生命体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

（三）“新的文化生命体”在价值论上坚持个体发展与人类解放的内在贯通

“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从文化与人的关系来看，文化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既承载着人的存在方式和精神世界，又深刻影响着个体的认知、思想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文化上的每一次进步，都是人的主体性觉醒的过程，其本质是人类逐步摆脱外在和内在的束缚，持续实现从必然向自由的迈进。“新的文化生命体”呈现为“第二个结合”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升华形态，核心就在于它自觉运用辩证法所蕴含的能动性力量，关注人的本质、人的自由和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在价值论上秉持个体发展与人类解放的内在贯通。

“新的文化生命体”坚持个体发展与人类解放内在贯通的基点在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体的存在与发展始终处于具体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是在社会交往中不断生成和实现的过程。当每个个体基于自身主观目的进行文化创造和社会参与时，其独特的意志与实践构成“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共同汇聚并最终塑造人类整体的发展轨迹与文明形态。真正意义上的个体发展，必然是朝着更加社会化与人文化的方向迈进，真正意义上的人类解放，也必然以每个具体个体的生命绽放为根本标志。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则为每个个体的发展创造更加充分的社会条件，提供更为完善的实践平台。基于个体发展与类发展的辩证统一和个体价值与类价值的同源同构，“新的文化生命体”将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核心诉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伦理智慧相融合，在个体与类的辩证运动中推动文化繁荣和文明进步，为文化主体性的巩固提供了坚实的价值基石。

“新的文化生命体”坚持个体发展与人类解放内在贯通的价值归宿在于，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植根于中华文明“天下为公”的价值理想，超越了以“单数文明观、文明等级论、文明开化使命论、历史终结论”为核心的“西方中心论文明交往模式”，将马克思主义“自由人联合体”的远景具象化为全球化时代的交往伦理，开创了在文明多样性中寻求共识、在文明差异性中维护团结的人类文明交往新模式。“新的文化生命体”在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由理念转化为实践的过程中，自觉确立以关系性存在为核心的交往范式，引导个体的文化认同与发展诉求在与不同文明背景的他者互动中重塑，使他者存在成为个体自我实现的内在环节；自觉构建共商共建的解决机制，通过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协商应对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在制度性实践平台层面为个体发展与人类解放的贯通构筑桥梁。这种个体与人类命运的相互构成关系，正是“新的文化生命体”最深刻的价值实现方式，也是中华文化主体性的世界彰显。

“第二个结合”巩固文化主体性的过程，是一场深刻的辩证运动。它在破除“古今中西之争”中，以深邃的时空辩证法智慧实现文化主体性奠基；在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史中，以持续的历史辩证法智慧推动文化主体性生成；在“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孕育形成中，以能动的实践辩证法智慧通达文化主体性升华。展望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内在地包含着实现中华文化主体性复兴，要求我们必须坚持辩证法的方法论自觉，不断巩固文化主体性。在处理“魂脉”与“根脉”的关系上，要坚持融通互构的辩证立场，使马克思主义之“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根”彼此契合、相互成就；在处理“变”与“不变”的关系上，要涵养守正创新的辩证思维，保持文化基因稳定性与时代开放性；在处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上，要秉持会通中外的辩证格局，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又汲取外来文明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