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敬 | 心学视域下的胡煦图书易学研究

摘要:作为清代心学易发展的标志性人物，胡煦从心学本体论出发，对河图洛书进行了重构。通过对朱子“理本论”及“理静气动”体用观的批判，胡煦建构了以创生性太极本体论、心性合一论与“分以察几、合以建极”的工夫论为核心的完整心学体系。在此基础上，他翻转南宋以来“河图对待、洛书流行”的旧说，确立起“河图为先天之体、主流行；洛书为后天之用、主对待”的全新诠释框架，进而将数理归源于河洛。其“以心统象、以象明心”的图书易学，为今人梳理心学易的发展脉络、反思心性与象数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学理资源。

关键词:胡煦；心学易；朱熹；图书；对待；流行

基金:孔子研究院院级一般项目：易学“场域本体论”建构（24KZYJY13）

作者简介:辛敬（1995—），孔子研究院中西古典学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心学易是中国易学在宋明时期与心学思潮相融合而形成的重要易学形态，其核心旨趣在于探索易学义理与心性主体的内在关联，以心性本体重新诠释《周易》的宇宙观与工夫论。明代堪称心学易的繁荣时期。明清易代之后，学界对明代心学“易简疏空”的学风展开反思，象数易学重新成为清代易学研究的核心议题。而坚守心学立场的学者，则开始尝试突破明代心学易偏重阳明义理、轻忽象数建构的局限，力图以心学思想贯通象数易学，实现义理与象数的融合。清代康乾年间的易学家胡煦，正是这一学术转向的关键人物。胡煦，字沧晓，号紫弦，河南光山人。其易学思想以河图、洛书为核心根基，在系统批判朱子学“理本论”与太极阴阳道器观的基础上，建构起一套兼具本体论、心性论与工夫论的完整心学体系，并将此心学思想融入象数易学之中，使图书易学成为其心学思想的象数载体。

目前学界对心学易的研究多聚焦于宋明时期注，对清代心学易的延续与发展则缺乏足够关注。而关于胡煦的研究，虽已有学者注意到其思想与传统理学的差异，并对其理学思想、心性论展开探讨注，但并未将其思想明确界定为心学体系，更缺乏以心学与象数融合的视角深入探析其图书易学与心学思想内在关联的学术成果，这导致胡煦易学的核心特质未能得到充分彰显。

有鉴于此，本文将立足于心学视域，探讨胡煦如何以其心学思想为基础，重构河图洛书的符号体系。通过这一研究，我们既可厘清清代心学易的新发展，亦能为探讨心学与象数之间的关系提供一个重要的研究个案。

胡煦曾提出：“孔子而后，幸有子静阳明，其超悟逾量，其事功卓绝逾量，曾未有纤毫与圣教相违，顾乃不满于后儒之心。”注“后儒”是指朱熹，此处明确地体现出胡煦“尊陆王贬朱子”的立场。他最不满朱子学之处，莫过于朱子的“理本论”思想，胡煦认为：

太极在万物未生之先，性命未正之始，乾元未亨之际，安有理之可言……孔子之在《易》中，亦有言理者矣，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是也。穷理者，下学之事，尽性至命则上达矣。夫性命之上，有何理之可言？今曰太极者，理也，与孔子异矣。（《函书》，第956页）

由此出发，胡煦又对朱子的太极与阴阳关系说即“道器论”提出了批评：

其在《本义》，又以阴阳为气，夫寒暑昼夜可以气言矣，彼高下尊卑小大隐显非气所摄，将遂无阴阳乎？孔子曰一阴一阳之谓道，又曰形而上者谓之道，便是以阴阳为形上之事。缘此阴阳方由太极初亨而出，尚未到化生人物之时，安得有形器之可言？又其功用至于涵天下之大，凡属有形无形，皆此阴阳变化所成。是其体原立于无声无臭之中，而其用悉周于有象有形之后，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今曰阴阳为形器，与孔子形上之说异矣。（《函书》，第951页）

胡煦认为“理”无论是指良知本心所觉察到的理则，还是指一气流行过程中所形成的秩序，都是第二义的存在，是良知或气的衍生物，无法占据“本体”之位。进而他认为“穷理”是“下学”之事，“理”是人在后天经验世界中所发现的规律，而非形上存在，并不具有本体论的意义。既然“理”不是形上的本体，那么朱子以太极为形上之理，以阴阳为形下之气（器）的道器关系说也不能成立了。朱子学中的“理—气”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结构者—被结构者”的关系，形上之理并不能直接与形下之器物发生联系，其只是在一个“洁净空阔”的世界中规定并结构着现实事物的运作。胡煦认为，这种“太极—阴阳”关系并不符合儒学“一以贯之”的宗旨。

关于“太极”，胡煦认为：

太极之说虽出于孔子，然不自孔子始也。伏羲之先天一图，已圆而虚其中矣。文王之于乾卦，已称其元矣。周公之九六已称其初矣。是皆欲人从阴阳既形之后，因而上溯之，以默识其意而已矣。故太极之上必不能有丝毫增加，太极之中必不能容丝毫言说……况太极之真何等尊贵，心思想不到，语言说不出，而顾可以有形有数之物，从而象之乎？（《函书》，第1092—1093页）

在胡煦看来，易学的本体论思想在伏羲易、文王易、周公易那里已然存在，伏羲先天圆图的虚中之象，乾卦卦辞之“元”，爻题之“初”皆是对最高本体的一种暗示性表达，孔子则正式将“太极”作为本体的名称。然而，即便孔子对太极本体做了正面诠释，也不意味着我们可以直接认识它，因为太极本体是不可言说、不可图画，甚至不能象征的。因此，胡煦主张，我们不能通过“格物致知”等理性手段来认识“太极”。“太极”并非静态的形上理则，而是活泼泼的创生本体。对于本体，我们只能通过“逆溯”的方式加以体悟，即在现象世界中追溯万物生化的过程，于理性认知的尽头骤然转身，以直觉体证的方式契入那不可言说、不可图示的创生之源。在胡煦看来，理性认知始终囿于“形而下”的层面，它只能把握已发之“象”、已成之“物”，却无法触及那“无声无臭”的本体。唯有在观象察变的过程中，不停驻于个别现象，而是逆向追寻其所以生、所以化之根源，方能在某一瞬间超越理性思辨的边界，实现对本体的“豁然贯通”。这种“逆溯”不是逻辑的推演，而是心体的自觉；不是知识的积累，而是生命的印证。这正是胡煦站在心学立场，为体悟“即流行即主宰”之太极本体所开辟的独特认知进路。

这一理解在胡煦对乾卦用九“见群龙无首，吉”的解释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胡煦认为，“群龙”是本体发用之后的事象，其之所以“无首”，是因为在发用流行之际，本体之“元”是隐而不显的。故“群龙无首”正是要告诉人们：须透过本体的发用，逆溯体悟本体的存在。

在对“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一命题进行阐释时，胡煦紧扣其心学体用观，对“形上”“形下”作出了具有鲜明动态义的理解。他认为：

太极，体也。阴阳，用也。天地间发挥太极之能，斡旋太极之用，使之弥纶充周，若甚藏密，若可显露，全赖阴阳之运。精入乎无声无臭之表，故曰形而上者谓之道。道也者，太极之大用行也。散布于有体有质之中，故曰形而下者谓之器。二形字皆作用边事，若使阴阳滞于形器，则滞于有体，止能形下而不能形上矣。（《函书》，第784—785页）

太极为体，阴阳为用，阴阳即是太极的充周发用，故“道”指本体的发用，而非本体本身。朱子学的一个重大理解错误就是将“道”与太极本体等同。“形”亦非指具体器物，而是指“动荡之形可令人瞻视者”（《函书》，第894页），即本体发用中可被感知的显现形态。在胡煦的阐释体系中，本体的发用有先后层次，在未被人感知之前，太极本体的发用已在更为精微的层面自行运化，这一未显于“形”的运化过程，便是形上之道；当此种精微运化逐步展开，凝结为有体有质的具体事物时，便落为形下之器。因此，形上与形下并非指截然二分的理气二界，而是同一流行过程的不同呈现阶段：“形上”指向发用之精微流行，“形下”指向发用之凝形成物。胡煦认为，朱子学将“道”等同于静态之理，并将阴阳限定于形下之气，实则割裂了体用关系、僵化了发用流行。通过这一阐释，胡煦将“形而上—形而下”的静态结构，转化为本体发用流行的动态呈现，从而将其太极本体论从朱子学的结构性、理则性诠释中解放出来，重构为一种凸显创生与流行的本体论。

胡煦的体用论为其心性论奠定了基础，他指出：

先儒以性为体，以情为用，以知觉运动者为心，所以有性犹太极，心犹阴阳之说。然太极阴阳只动静体用之分耳。如上以心字向运动处说，岂不与情字犯重？张子曰心统性情，此心字只如子思之中字，指其所在之位而言。如人指凡物之中便谓为心者然也，非另有个心字在性情之外别烦讲究。（《函书》，第1003页）

胡煦极力反对朱子在心性论问题上的支离解释，他认为，将人的精神世界划分为心、性、情、知觉等几个部分，违反了儒学“一以贯之”的原则。无论张载“心统性情”之“心”，还是子思“喜怒未发”之“中”，都是将人之精神世界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即“性”，此“性”在胡煦的思想中上合于太极本体，故可称之为“性体”——它并非静态的形上规定，而是一种活泼能动的精神实体。关于“性”，胡煦进一步论说道：

性也者，始亨之乾元，保合之太和，未发之达道，含仁蓄用之大本也。

资始之乾元不可知，由各正之太和而知，赋性之天不可见，由所性而见。（《函书》，第970页）

在胡煦看来，人之“性”作为内在精神，本身便是一个动态过程，《乾·彖》“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正是对这一过程的描述：人之“性”在未发状态下为“乾元”，虽未发用，然淳和中正、和谐完美；及其发用，则发而皆中节，呈现出一派太和气象，此即“乾元”之“亨”；此太和气象，彰显为仁义礼智四端，此即“乾元”之“利贞”。

需要说明的是，胡煦并不反对在心性论中谈论“心”概念，他只是反对将“心”“性”对举，以免破坏人之精神世界的统一性。关于“心”，胡煦认为：

性字心旁加生，有二义，一谓心所由生，一谓心中之生气资始于天。继之者善，成之者性，故曰心所由生。一元之善，普利美于不言，而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故曰心中之生气。（《函书》，第1002—1003页）

人之性体在日用常行中表现为良知良能，此即是“心”，“心”上合于性体，性体上合于太极本体，人之心亦是太极本体的展现，人心与天心本是一体。由此，人之心亦可称为心体，心体即性体，即天命流行之太极本体。

综合胡煦的太极本体论与心性论来看，其思想当属心学无疑。但若究其学理归属，按照牟宗三所划分的理学三系来说，胡煦并非完全属于陆王一系——他并未选择摄物于心、通过主观内在之心体印证敦化流行本体的进路，而是更接近于五峰、蕺山一系。此系理学的最大特点，在于“即本天命於穆不已之体而言性体，而复本明道之‘识仁’，以会通孔子之仁与孟子所言之本心，而以心著性也”注，最后达到一种“客观地顺体言之，是融心于性。主观地形著言之，是融性于心，融心于性，性即是心矣。融性于心，心即是性矣”注的修养境界。在胡煦的思想中，这体现为一种双向的建构：一方面，他在客观层面树立起具有无限生机与创造能力的创生本体——太极，而认知此本体必经由人的“逆溯”体悟。另一方面，他着眼于主观层面指出，人之心体由性体而来，而性体本就是太极本体生化流行的展现，人能体证心体，则心体便可融于天地创生之本体，故人心“虚灵”而“广阔”，能使个体生命融于太极之发用流行中，用胡煦的话说便是：“以人心证知天心，知非浑穆者矣，故感应之机，在天止如其在人。以天心证知人心，知非邪慝者矣，故作圣之功，在人适如其在天。”（《函书》，第966页）这种天人关系，鲜明地呈现出五峰、蕺山一系“心性对扬，以心著性”的思想特质。

立足于前述太极本体论与心性论的思想根基，胡煦建构起一套以“合以建极，分以察几”为核心的工夫论体系。这一工夫体系既强调向内心本体的逆觉体证，也重视在外部事理中的明察会通，他说：

求道心于人心之中，则几之察也贵严。返人心于道心之始，则极之建也不二。君子分以察几，合以建极，分则穷其相反之情，而得其相通之故。合则究其不一之理，而要其至一之归。（《函书》，第984页）

所谓“合以建极”，是此工夫论的根本指向，即要求学者于日用常行间，通过内向的直觉体悟，超越现象界的分别与杂多，直接契入创生一切的本体“太极”，在直观中与本体合一。所谓“分以察几”，则是指在纷繁复杂的现象世界中，细致观察事物变化的几微、差异与规律，从事物的“相反之情”中领会其“相通之故”，从而在具体之中见普遍，在万殊之中体认一理。“察几”是“建极”的基础，若无对现象的精微观察，则体证易流于空疏；“建极”是“察几”的导向与归宿，若无对本体的把握，则认知易陷于支离。

胡煦将这套工夫论与易学研习紧密结合，他认为《周易》是“博文约礼之书”（《函书》，第914页）：所谓“博文”，即通过卦爻象数认识万物生成变化之“文”，属于“分以察几”的工夫；所谓“约礼”，则是透过象数体系逆溯归本，体认太极之“礼”，属于“合以建极”的工夫。由此，《周易》得以成为胡煦心学工夫论的核心经典，而作为《周易》象数本源的河图洛书，因直契太极本体的体用，遂成为学者践行“合以建极，分以察几”之旨的根本依凭，其在胡煦心学易中的独特地位也由此确立。

胡煦的图书易学承袭朱子所定“图十书九”之图式，坚守“图书天启”的根本立场，将河图洛书视为上天向圣人伏羲昭示的自然之易：

《周易》传道之书也。道理显于文字，文字肇于图书。图也者，数之聚，象之设，而理之寓也。河图洛书，天以图示也。

道原于天，开于圣，创之者伏羲，继之者文周孔子，始之者河图洛书也。盖图书为天地自然之易，则图画卦之理具其中，而天人妙契之精微，历圣相传之心法，遂无不悉具其中矣。（《函书》，第13页）

在胡煦看来，河图、洛书乃易学的源头，为天道的具象化显现。易学中的一切基本原理皆蕴含于图书当中，并借图书之象得以显发。而其中最为关键的“象”，便是图书的“分”与“合”之象：

河图之象，不独生成合也，而奇偶悉合。洛书之象，不独生成分也，而奇偶亦分。藉令当日，或止出一洛书，或止出一河图，伏羲即徇齐天纵，恐必无以窥天地之奥，明分合之几，察体用之微，而用以为画卦之资也。何也？无洛书之分，则无以显河图之合。无河图之合，则无以显洛书之分。伏羲于此二图，看出一合一分之妙，则一体一用，一先天一后天，判如矣。（《函书》，第15页）

胡煦认为河图为合、为体、为先天，主流行；洛书为分、为用、为后天，主对待。河图与洛书本为一体，唯有将二者合观，方能窥见其精蕴所在。因此，胡煦反对“伏羲时河图出世，大禹时洛书出世”的观点，若河图与洛书非同时显现，则即便伏羲贵为圣人，亦无从“窥天地之奥”，因为河图与洛书分别从体与用两个维度揭示宇宙运行之道，二者相须为用，不可割裂。

关于河图（图1），胡煦认为：

河图既为先天，先天所配，既属未发之中，则看图之法，但当玩其浑沦周匝，万理静涵，合而未分，全无倚着，与未发相似，然后可耳。（《函书》，第16页）

须知奇偶各各相连……凡生而未盛者皆在内，已盛而就终者皆在外，是亦生数在内，成数在外之义也。其中有奇偶相连之妙，有内外微盛之象，有上下定位之秘，有根阴根阳之旨，有循环不息之机。（《函书》，第17页）

在胡煦看来，河图所彰显者乃本体层面的道理，故为先天。此先天本体在《中庸》中便为“未发之中”，然“未发”非全然静止，未发之“体”实则处于“浑沦周匝”的运行状态。这一意涵可从河图的数位结构中得以印证：将河图中一、三、七、九相连，恰好呈现奇数“由微至盛、由盛而终”的变化轨迹，象征阳气之消息。同理，将二、四、六、八相连，则呈现偶数“由微至盛、由盛而终”的变化轨迹，象征阴气之消息。由此，河图所昭示者，正是“阴阳相生、循环不息”的宇宙流行之道。河图中央之点象征太极本体，黑白两色标示奇偶以象两仪，一六、二七、三八、四九各合于四方以象四象，四方各有生成二数以象八卦——此即“太极—两仪—四象—八卦”之宇宙生成图式。这与前文所述“太极者，主宰之阴阳；阴阳者，运行之太极”之理相契合，表明万物皆为最高本体的显化。总之，河图所象征者，乃宇宙本体生化流行、创生万物之全过程。

关于洛书（图2），胡煦认为：

洛书中阳数居正，而阴数居隅，以万物生于阳而成于阴也。其生成相间而各居，则内外之体别矣。其奇偶亦相间而各居，则阴阳之体又别矣。（《函书》，第17页）

今洛书中奇阳初起之数，自一北而趋三东，非左旋乎？至于七九易位，此正与河图合德……盖七之为数，在河图中本为极盛之阳数。其在河图，阳数既盛，则趋右而下降……然阳德既盛，必怀初微之阴，故七九之数亦含初阴之二数于中，仍与河图同旨……今洛书中偶阴初起之数，自二西而走四南，非右转乎？至六八易位，此正与河图合德……盖六之为数，在河图中本为极盛之阴数，其在河图，阴数既盛，则趋左而上升……然阴德既盛，必怀初生之微阳，故六八之数亦含初阳之一数于中仍与河图同旨。（《函书》，第143页）

与河图所彰显的“合”与“流行”相比，洛书更多地体现出“分”与“对待”，这表现为：洛书中奇数居于四正位，偶数居于四隅位，本在河图中相连相合的各数，在洛书中却被间隔开来。这说明，宇宙本体的生化过程虽呈现出“浑沦周匝”的特点，但落实到后天世界，人们对纷杂万物的认知，仍需通过辨别事物之间的差异来实现。然而，洛书虽以“分”为主，其中却暗含着河图之“合”，例如，在洛书中，北一左转至东三，“左”为阳，“左转”象征阳气之盛。河图中的南七与北九在洛书中互换位置，胡煦认为，这是因为七为阳数之极盛注，在河图先天图式中居于最上方，然盛极必衰，故在洛书后天图式中，七下降居于右位，右为阴，“右转”象征阳气之衰。同理，洛书中西南之二向东南之四右转注而降，“右转”象征着阴气之盛。六是阴数中极盛之数，在河图中居于最下方，然盛极必衰，故在洛书中，西北之六左转至东北之八，“左转”则象征着阴气之衰。故洛书虽以“分”为主，但其中依然暗含阴阳盛衰流行之象。此外，七九之盛阳夹有初阴之二，六八之盛阴夹有初阳之一，则又体现出河图“阴阳互生”之义。整体而言，洛书虽以“分”之象为主导，但其“分”象之中实秘含着“合”之理。它以更为复杂、隐秘的形式，映现出宇宙本体生化流行、创生万物的全过程。

胡煦将图书之妙理视为易理与哲理，甚至将其视为数理的本源。他认为加减之理源于河图，并作图以明之（图3）。他解释道，在河图四方奇数中，中间两数东三与南七相加得十，十减西九得北一，十减北一得西九。而在四方偶数中，中间两数西四加北六得十，十减南二得东八，十减东八得南二。由此，胡煦认为加减之理实出于河图。

乘除之理则源于洛书，胡煦亦作图以明之（图4）。他解释道，在洛书四正方奇数中，东三与南九相乘得二十七，二十七除以北一，得西（二十）七；二十七除以西（二十）七，得北一。而在洛书的四隅方偶数中，东南四与东北八相乘得三十二，三十二除以西南二，得西北（十）六，三十二除以西北（十）六，得西南二。由此，胡煦认为乘除之理实出于洛书。

出于洛书。

更进一步，胡煦将勾股之理也归源于洛书，并作《洛书勾股》一图（图5）。

若以洛书四正隅之数为勾股，那么所得的弦数皆为“中五”之倍数：若以东三为勾数、东南四为股数，则弦数为32+42=52；若以南九为勾数、西南（十）二为股数，则弦数为92+122=152；若以西（二十）七为勾数、西北（三十）六为股数，则弦数为272+362=452；若以北（八十）一为勾数、东北（一百零）八为股数，则弦数为812+1082=1352。由此，胡煦认为勾股之理亦出于洛书。

胡煦以图书易学论数学，其旨不在于单纯探讨算术起源，而在于揭示数理结构与宇宙生成秩序之间的深层关系。上述数理推演，表面为算术演示，实则是对阴阳流行、体用互涵之理的形式化表达。胡煦将数学纳入图书体系，根本意图在于证明“易道广大，无所不包”。尤为重要的是，其易数学多言洛书而少言河图，正体现了“图体书用”的理论架构：河图为先天之体，主要彰显形上浑沦之妙；洛书为后天之用，则可具体展开为数理、物理等一切“分殊之理”。学者研习洛书所蕴之数理，非止于掌握计算技能，而是践行“约礼”工夫，即在具体理则中逆溯其本体之源，从而于“分”中体认“合”，于“用”中领悟“体”。

三、以心统象，以象明心：心学与图书易学的融合

胡煦的图书易学并非对象数内容的孤立诠释，而是其心学思想在易学领域的体系化展开。他通过重新诠释河图洛书，不仅为其心学本体论提供了象数依托，也为河图洛书赋予了全新的心学意涵。

胡煦对河洛的诠释，建立在其对理学体用观的批判与心学本体论的重构之上。胡煦明确反对南宋以来学界以河图为对待、以洛书为流行的观念。如南宋的蔡沈曾言：“河图非无奇也，而用则存乎耦；洛书非无耦也，而用则存乎奇。耦者，阴阳之对待乎；奇者，五行之迭运乎。对待者不能孤，迭运者不可穷。天地之形，四时之成，人物之生，万化之凝，其妙矣乎。”注在蔡沈看来，河图生成之数各合于四方，故其“用”为偶数，象征阴阳对待；洛书纵横相加皆为十五，故其“用”为奇数，象征五行迭运，为流行。胡煦则持完全相反的见解：“河图相合，皆成奇数；洛书相对，皆成偶数。故图为先天，是流行之气。书为后天，是对待之形。谓河图对待，洛书流行者非。”（《函书》，第106页）河图生成之数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五十相加皆为奇数，奇数为阳，阳主动，故河图象征一气流行；而洛书上下左右及对角相加皆为十，十为偶数，偶数为阴，阴主静，故洛书象征阴阳对待。

这不仅仅是一个象数问题，更反映出理学与心学的体用思想之异。在朱子学的理学范式下，“理”是静态的、超越的形上法则，“气”才是能动的形下材质。此种“理静气动”的观念落实于图书学，便衍生出蔡沈“河图对待、洛书流行”的经典诠释，即以象征本体的河图为静态对待之“体”，以象征发用的洛书为动态流行之“用”。

胡煦则从其“心体即太极”的立场出发，彻底翻转了这一逻辑。他认为，真正的本体并非寂然不动的“理”，而是活泼泼、能够创生流行的“心体”。因此，作为“先天之体”的河图，必然直接呈现此心体“浑沦周匝”“循环不息”的流行之象；而作为“后天之用”的洛书，虽展现为万物分殊的“对待之形”，但其结构内部——如数位旋移、奇偶互藏——依然潜藏着流行的生机。这一将“流行”归于体、“对待”归于用的诠释翻转，本质上是心学之创生本体论对象数系统的一次彻底重构。

在胡煦的体系中，河图是心体本然状态的直接显现。图中奇偶之数相连相生、由微至盛、终而复始的循环结构，并非单纯的数学排列，而是对心体“无声无臭”却又“生生不已”这一“流行”特质的精妙呈现。心体之流行，在超越层面表现为宇宙阴阳之絪缊化育，在内在层面则体现为良知本心之当下发用。因此，学者观河图之“合”象，其旨不在于进行宇宙论推演，而在于当下启动逆觉体证工夫，透过万象归根返本，直觉地领悟流行本体。这一过程，正是其工夫论中“合以建极”的体现，即超越分别，直接体认本体之“一”。河图因而成为引导学者由“用”返“体”、直观心体浑然流行整全性的“先天之镜”。

洛书则对应于心体发用后所开显的现象世界与具体理则。其“阳居正、阴居隅”的严整格局，是心体之“用”在具体时空中的秩序化呈现。然而，胡煦指出，洛书绝非僵固的框架，其数位间的左旋右转、交易盛衰，以及“七九含二”“六八含一”等象数结构，无不表明在“对待”为主的形下世界中，依然暗藏着阴阳消息的流行之体。这一洞见，将“秩序”本身动态化、生命化了。在工夫论层面，这正对应“分以察几”的路径。学者研习洛书，乃至探究由其衍生的数学之理（如乘除、勾股），其意义不止于知识积累或技能训练，其深层旨趣在于，在具有确定性和分别性的理则之中，体察阴阳之律动与体用互藏之妙。此即“博文”而“约礼”：在深入研究万物差异的同时，达成对宇宙人生统一本源的领悟，从而将对外部世界的一切认知活动，转化为向内体认心性本体的修养实践。

图书易学作为象数易学的重要形态，与理学有着天然的亲和性。理学注重对客观天理的认知，而河图洛书正是以符号形式呈现宇宙生成图景与事物深层结构的经典文本。尽管心学家们并不排斥图书易学，但大多未能对其展开深入研究，尤其是对如何将图书易学与“良知”“本心”等心学核心概念相融合的问题，明代心学家往往缺乏兴趣。这一现象与心学在本体论层面往往采取融摄理本论的做法密切相关，此种进路导致心学易在诸多象数问题上因循理学观点，缺少创新性。

胡煦的图书易学，堪称心学在象数领域的一次突围。他既非简单地以心学义理附会象数，亦非在朱子学的图书诠释传统内部修修补补，而是从心学本体论的根基出发，对河图洛书的符号系统进行了重构。他摒弃了朱子学以静态之理为本体、将形上形下截然二分的思路，确立了“河图为先天之体、主流行；洛书为后天之用、主对待”的核心原则，使图书易学真正成为心学思想的象数化表达。

当然，胡煦的心学图书学并非没有局限。他对河洛数理的推演，旨趣始终是哲学性的而非数学性的，其论证方式亦未能摆脱传统易学的附会倾向。

在当代易学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进程中，如何超越义理与象数的二元对立，使易学研究与心性修养、时代需求相融合，是当前易学研究的一项重要议题。胡煦的探索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历史镜鉴。而对胡煦图书易学的深入研究，也将为我们更全面地梳理心学易的发展脉络、更深刻地反思心性与象数的关系，提供重要的学理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