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智 | 王夫之的《春秋》观

对《春秋》中人物和事件的评论是王夫之经学的重要内容，与他关于哲学、史学、文学的论述相表里。本章对王夫之《春秋》学的家学渊源，朱熹的《春秋》观对王夫之的影响，王夫之关于《春秋》的性质及《春秋》何为而作所做的解释等方面作考察，意在揭示王夫之在明亡的刺激下，为存续中国文化传统，为建立儒家人本主义为主导的政治理想所做的努力，以及这些努力在他的《春秋》学中的曲折反映。

王夫之关于《春秋》的著作共有四种：《春秋稗疏》《春秋家说》《春秋世论》《续春秋左氏传博议》。《春秋稗疏》二卷，共122则，大多是关于《春秋》中地名的考释，其余关于《春秋》书法和历象、典制的考释也有少部分。《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对此书评论说：“所论春秋书法及名物典制之类仅十之一，考正地理者居十之九，虽得失互见，然语皆有本。”《春秋家说》三卷，204段，依春秋十二公之序杂论春秋诸事。因以其父所教之大义为论事之本，故称《家说》，其中特别突出夷夏王霸之辨。《春秋世论》五卷，110段，除沿《春秋家说》特别致意于夷夏、王霸之辨外，又对春秋主要事件之源流所自、离合形势、盛衰因果等有所评论，旁及政治、军事、地理等，以明盛衰兴亡之由，故以为此论非一代之论，乃万世之论，故名《世论》。《家说》《世论》代表了王夫之对《春秋》的基本性质及其中所涉及的各方面问题的看法，为本章讨论重点所在。《续春秋左氏传博议》二卷，49段，乃续宋吕祖谦《春秋左氏传博议》。吕祖谦《博议》仅论及隐、桓、庄、闵、僖、文、宣七公，王夫之此书续论成、襄、昭、定、哀五公，故名《续博议》。湘籍著名学者杨树达所作之《省志艺文志初稿》，谓此书所论深得古人用心之隐，持论颇为平允，论史亦为有识，但其中不免有立论谿刻及理学家苛责古人之病。

《春秋》为儒家六经之一，王夫之幼岁即肄业，但悉心研治则始自丙午（1646）二十八岁时，后二十二年五十岁时（1668）编定。刘毓崧《年谱》记王夫之三十七岁时（1655）“迁居郴州兴宁山中，借僧寺授徒，为从游者说《春秋》”。王夫之的诗集《五十自定稿》中《为晋宁诸子说春秋口占自笑》五绝四首，第三首有“南岳经声苦，东林眉宇嚬”之句。可见王夫之确曾为弟子讲授《春秋》。王夫之的父亲王朝聘，学者称武夷先生，精于《春秋》，早岁即受此学，历年有得，惜其学无传人，因命王夫之治《春秋》。《春秋家说》自序谓：“岁在丙戌，大运倾覆，府君于时春秋七十有七，悲天悯道，誓将谢世，乃呼夫之而命之。……夫之受命怵惕，发蒙执经而进，敢问其所未知。府君更端博说，浚其已浅，疏其过深，折其同三传之未广，诘其异三传之未安。始于元年统天之非，终于获麟瑞应之诞。明以详者不复伸，略以晦者弗有诎也，几于备矣。”次年王朝聘即逝世。王夫之之《春秋》学所得于乃父者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天命的抛弃，注重治乱在人，强调人在历史中的主体地位。二是去除对于内忧外患何者为先务的疑惑，一以贵夏尊王为归，重新评价霸（王夫之关于《春秋》的评论中皆用为“伯”）者的作用。两个方面皆针对胡安国《春秋传》之偏弊而起。

王朝聘认为，胡安国的《春秋传》乃《春秋》学史上不世出的著作，它的优点在对《春秋》三传的不同说法有自出手眼的评析，可祛择者之疑。对于以理学治经的重要著作程颐的《春秋传》内容上的简略亦有加详的功劳。这一点是容易看出的。但胡安国作《春秋》，心中有激有疑。所激在对王安石废《春秋》而言。王安石视春秋为“断烂朝报”，执政以后，颁自己与王雱、吕惠卿合撰的《三经新义》，提倡《周官》《诗》《书》，废《春秋》不用。并因变法的需要，大谈“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胡安国激于此，反其道而行之，特别重视核定《春秋》中所记灾异与人事中的应验之说，所谓“核灾异，指事应，祖向歆（指刘向刘歆父子的天命之说），尚变复（指天道循环，变穷则复）”。王朝聘认为胡安国的这些做法与孔子“畏天命”之说大不相类。如果敬畏天命过甚，就会服从外在的权威从而削弱对道德原则的主动服从，所谓“畏刑罚而忠者，臣之道薄；畏谴责而孝者，子之谊衰”。胡安国有激而为，故丧失了正确的天人关系原则。朝聘并教导王夫之，怀愤辨之心以治经，所论必偏颇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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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经传集解小楷手稿（局部）

纸本   31.33x330.26 厘米

现藏于法国国家博物馆

所疑在胡安国身处两宋间，南渡后金人威逼宋朝称臣，南宋诸大将韩世忠、岳飞、刘安世、张浚皆拥兵强盛。建炎君臣外患金人南下，内忧诸将恃兵自重。胡安国既欲尊大王室以外抗女真，又欲内防诸臣勿使控制主上，故“外亢抑疑于内僭，内防又疑于外疏”。心存疑惑，故论《春秋》两义皆存。王朝聘认为，胡安国忧外患之威逼，是正确的，但内忧韩、岳、刘、张之控制主上，则是偏颇之论。故《春秋传》应大倡贵夏尊王之义。贵夏则严华夷之辨，尊王则表彰齐桓、晋文之霸业。以上王朝聘指出胡安国治《春秋》两个方面的缺失及所提出的纠治之道对王夫之的《春秋》学影响极大。直接导出王夫之对《春秋》的性质的看法，其治经上的以事证理，不尚空言的方法，其夷夏之辨和对霸者的肯定，以及拥护封建（指封侯建藩）制反对郡县制等观点。

《春秋家说》因其中大义得于乃父，故多以此大义为立说纲领。即使如此，《四库全书存目》之评论已说《春秋家说》“好为高论，不顾其安……多词胜于意，全如论体，非说经之正轨”。而《春秋世论》则更加纵横捭阖，所论诚如此书序中所言：“即春秋之世，沿夏商，循西周，极七国，放秦汉。源流所自，合离之势，盛衰之迹，本王道之通塞，堙邪说之利害，旁引兵略，画地形，订国是，粗陈其得失，具矣。”内容十分深广，其中具见王夫之《春秋》学之大意。

《春秋》是鲁国的编年史，记鲁国十二君共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历史上多以为孔子曾修《春秋》，即就鲁国史官所记之《春秋》加以删正，以为后世立法垂训。如在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晋杜预的《春秋左氏传序》中说：

“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诫。其余则皆即用旧史。史有文质，辞有详略，不必改也。故《传》曰：“其善志。”又曰：“非圣人孰能修之。”盖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其微显阐幽，裁成义类者，皆据旧例而发义，指行事以正褒贬。

杜预认为，孔子曾修《春秋》，在修的过程中，以不同的用字表示他对具体史实的褒贬，所谓“春秋书法”，以为后世立法。其中不寓有褒贬的部分，则直接袭用鲁史原文。关于《春秋》以书法示褒贬，《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皆信从之。晋范宁《穀梁传序》说得十分沉痛：

四夷交侵，华戎同贯，幽王以暴虐见祸，平王以微弱东迁。征伐不由天子之命，号令出自权臣之门。故两观表而臣礼亡，朱干设而君权丧，下陵上替，僭逼理极，天下荡荡，王道尽矣。孔子睹沧海之横流，乃喟然而叹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言文王之道丧，兴之者在己，于是就太师而正《雅》《颂》，因鲁史而修《春秋》。……举得失以彰黜陟，明成败以著劝诫，拯颓纲以继三五，鼓芳风以扇游尘。一字之褒，宠逾华衮之赠；片言之贬，辱过市朝之挞。……成天下之事业，定天下之邪正，莫善于《春秋》。

此中说到孔子修春秋之由，《春秋》以书法行褒贬的结果，并表示了对《春秋》作为万世之是非准据的赞美。范宁进而比较《春秋三传》各自的特点及其缺失：“《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意谓《左氏传》文辞艳丽富赡，叙事详尽，但其中多言鬼神祸福，夸饰失真之处多有。《穀梁传》简约而婉转，但失之简略。《公羊传》甚雄辩而且对史实的善恶裁断直接道出，但其短处在以世俗之心为依据，离开了义理之正。按之三传的实际，范宁此论是公允的。三传皆认为孔子曾修《春秋》，皆以“书法”为《春秋》之眼目，皆以《春秋》为圣人为万世立法之书。这些看法对后世影响很大。后世治《春秋》者虽有《左传》《公》《穀》治经路数之不同，但多在变例上着眼，一意体会、揣摩孔子之意，则是后世治《春秋》之通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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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仇英《孔子弟子从游图》 （传）

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这种治经路数遭到朱熹的反对。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但他的理学不脱离经学。朱熹治经，用力最多者在四书，但于诸经也用功甚多，如于《易》有《周易本义》，于《诗》有《诗集传》，于《礼》有《朱子家礼》，《书》传则付嘱弟子蔡沈，独于《春秋》未有著作。朱熹自幼即习闻其父《春秋》之学。及长，曾从诸先生问《春秋》义例，于《春秋》中所记君臣父子、大伦大法处甚有感悟。但因《春秋》是孔子刊正，是圣人为万世立法之书，因此不敢轻易著论，自谓“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即胡安国《春秋传》，朱熹亦明言不足信。朱熹鉴于后世说《春秋》者穿凿过甚，大失《春秋》本义，因此力诫学生勿轻易说《春秋》。他的意思是，《春秋》所载之事年代久远，史官所记十分简略；三传对《春秋》的解释补充，皆作史者个人意见。当时史实，多隐晦不彰。历代治《春秋》者多寻孔子删正之时所下之褒贬。但孔子当时之实意如何，千多年之后的人实难悬揣。又因治《春秋》者识见、胸襟参差不齐，以此料想孔子之意，实难得真。如《朱子语类》记：

问：诸家《春秋》解如何？曰：某尽信不及。如胡文定《春秋》，某也信不及，知得圣人意里是如此说否？今只眼前朝报差除，尚未知朝廷意思如何，况生乎千百载之下，欲逆推乎千百载上圣人之心！况自家之心又未如得圣人，如何知得圣人肚里事。某所以都不敢信诸家解。除非是得孔子还魂亲说出，不知如何。

朱熹虽然同意《春秋》以书法示褒贬之说，但反对专在书法上着眼，认为孔子并非字字寓有微言大义。要寻变例，哪是鲁史旧文，哪是孔子删定处，难以确定。故读《春秋》只得其大意可也。朱子说：“《春秋》大旨，其可见者：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夷狄，贵王贱伯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义也。”又说：“想孔子当时，只是要备二三百年之事，故取史文写在这里，何尝云某事用某法，某事用某例耶？”又说：“《春秋》只是直载当时之事，要见当时治乱兴衰，非是于一字上定褒贬。……孔子作《春秋》，据他事实写在那里，教人见得当时事是如此，安知用旧史与不用旧史。今硬说哪个字是孔子文，哪个字是旧史文，如何验得。”朱熹认为，《春秋》虽经孔子删定，但孔子对于史实之意见必明白表出，不应寓于书法中使后人费事猜谜。《春秋》是一部史书，看《春秋》亦如看其他史书，不必先有个辨识书法的意思。公羊家附会《春秋》经文，以为孔子治国平天下之道皆寓于微言大义中，则失之弥远。《春秋》之事必据《左传》，但读《左传》亦应史实为主，不必在书法上寻究。故朱子于三传解《春秋》的作用，有极平允的说法：

问三传优劣，曰：《左氏》曾见国史，考事颇精。只是不知大义，专去小处理会，往往不曾讲学。《公》《穀》考事甚疏，然义理却精。二人乃是经生，传得许多说话，往往都不曾见国史。

以三传言之，《左氏》是史学，《公》《穀》是经学。史学者记得事却详，于道理上便差；经学者于义理上有功，然记事多误。

所以他主张读《春秋》须据《左传》，《公》《穀》属经学，不能以史学之义例求。但《左传》是史学，亦不能以经学之义例求。须将《左传》看作史书，据史实之情理事势平心而论，不能专在书法上寻究。朱子并且说，以史书而论，《左传》的弊病在以成败论是非，不据道德原则，尝说：“《左氏》之病，是以成败论是非，而不本于义理之正。尝谓《左氏》是个猾头熟事，趋炎附势之人。”又说：“《左氏》是个审利害之几，善避就底人，所以其书有贬死节等事。其间议论有极不是处。”“《左氏传》是个博记人作，只是以世俗见识断当它事，皆功利之说。《公》《穀》虽陋，亦有是处。但皆得于传闻，多讹谬。”这是以《左传》为一史书，以《左传》所记之史实论是非，非以书法之褒贬穿凿论道理。这是朱熹读《春秋》的根本方法。所以当弟子问读《春秋》之法时，朱熹直言相告：“无他法，只是据经所书之事迹，准折之以先王之道，某是某非。某人是底，犹有未是处；不是底，又有彼善于此处。自将道理折衷便见。”这种看法是以经带史，以史证经，有义理有史实，互相引证。且以史家自己对于史实的看法，对于经书的理解为准，自己去以史实对照经中义理。而要见得道理精实平正，须先在经史上下苦功，方能评史不差。这不仅将经史的畛域打通，令史家自出手眼，折衷义理，而且将史学的地位提高了，使史学摆脱经学的附庸地位，成为一门具通识性的学科，非仅史实之考索，名物之订正，而是经史相为表里，互证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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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朱熹《朱熹尺牍册》

纸本 册页 墨书 33.3x47.8 厘米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上述朱熹读《春秋》之法对王夫之影响甚大。王夫之关于《春秋》的著作虽一秉他致广大而尽精微的学问方法，有对《春秋》中名物、典制等的考释订正，但主要的是在《春秋家说》《春秋世论》中就《春秋》史实所发的议论。这些议论不屑于书法的钻究，变例的追寻，而是抒发他对于史实的看法。这些看法寄寓着他对文化、历史、人生的深切关怀，表现出对儒家之道的理解与诠释。他的这些议论皆可说“据经所书之事迹，而准折以先王之道”。这些方面都是对朱熹的继承。

贯穿在王夫之《春秋》学中的一条主线是夷夏之辨、王霸之辨。他悲悯中国亡于清，希图存续中国文化于不坠，向望王道贯洽，四国藩屏共主，夷狄盗贼绝迹，人民安居乐业的盛世。他把这些理想都寄寓于《春秋》评论中，希望《春秋》成为垂训万世、弘宣于蛮貘之邦的法典。他认为《春秋》的作用在：“《春秋》之法，为宗周存大统焉，为帝王存封建焉，为友邦存疆守焉，为生民存人道焉。危乎其欲固之也，憗乎其唯恐伤之也。”此处“宗周”就是中国的代名词。存宗周之大统，就是延续中国文化之传统勿使失坠。只要文化不灭，统纪尚存，则一姓之兴亡不足挂怀。周自文王武王立国以来，历八百余年，中国文化在此期间有了长足的发展，典章制度，文采风流足为后世法，虽间有暴君祸国，屡次遭夷狄荼毒，但中华文化作为民族存在的基本形式，作为人群认同的基本规则一直延续下来，并达到高度文明程度，灿烂辉煌，为四夷所钦仰。宗周之大统存，则中华文化存，中华民族存。对宗周文化构成最大危胁的是夷狄。只有用夏变夷，不能以夷变夏，夷夏不并立，存周统必攘夷狄。这一纲领贯穿于王夫之《春秋》学的始终，并表现为多种形式。

宗周之统的担当者是周天子，周天子为天下共主。虽在春秋二百多年的时间里，诸侯逐渐坐大，周天子的威权遭到挑战，诸侯间为广土众民而发生的战争不断，周天子势如强弩之末，难以有效制止诸侯间的战争，有时甚至遭到诸侯的侮辱和欺凌，所谓“苞茅不贡”，甚至有“射王中肩”之类的事情，但周天子作为天下共主的名义是不能僭夺的。王夫之谴责各诸侯国种种不尊周室的做法。他所理想的是，天子在位，诸侯藩屏；天子令行禁止，诸侯恪守勤王之责，四夷因之帖服朝贡的局面。他反对诸侯力征，倚强凌弱，更反对废封建、立郡县。对破坏这种理想格局的主张和行为统统加以谴责，尤其对后来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大力进行抨击。这曲折地反映出他全力延续中国文化，痛恨异族入主中国，维护作为中华民族、中华文化担承符号的周天子的威权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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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初诸侯大分封》

现藏于四川美术馆

“为友邦存疆守”，是保护天子藩屏不没，维持诸侯间的和谐存在的一项有力措施。他所谓友邦所指十分明白，指在中华文化润沃滋养之下，奉中国之正朔，承认对中国有守土之责并实实在在地藩屏周王的中原各国，如鲁、郑、宋、卫、纪、陈、蔡等国，也包括先后称霸诸侯的齐晋等国。他对以上这些小国经常处在大国的欺凌、挟制之下的处境充满同情，并对这些国家因国中出现种种恶行如弑君、内乱等导致的国削民困常怒其不争，但更多地是对于占领、攻伐这些国家的强国尤其是秦、楚等“夷狄之国”表示强烈谴责。这在《家说》《世论》中可以说无处不有。还有许多篇章、段落代这些弱国谋画战守、评骘得失，处处站在这些弱小国家的立场上发论。

“为生民存人道”也是王夫之《春秋》学的纲领之一。《春秋》虽主要围绕列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大事立论，较少论及民生之苏困、民意之诎伸。但对诸侯争霸，列国为开辟土地、增广人口而进行的无休止的攻战则激烈反对，对那些能制止战争的有力人物表示赞扬之情。王夫之说：

呜呼！君子之所尤惨者，莫若战矣。伐者，以名而攻也；侵者，以利而掠也；入国者，伐之深也；灭者，侵之酷也。忮者争于其名，名得而志戢，抑无名而忮不行；欲者争以其利，利得而心厌，抑无利而欲不动。名无所邀，利无所规，邀之而无得于名，见不利而以死相贸，未有惨于战者也。

这是说“春秋无义战”，大多为争名争利的不义之战。虽书法有“征、伐、入国、侵、灭”等区别，似乎战争的性质不同，但实际上都是为名利而战。所谓“伐”，实际上是在正义的名义下行攻城略地之实。“侵”是赤裸裸的侵占、侵略。“入国”者，虽无侵伐之名，但实际上是攻战已深的一种隐晦说法。“灭”者，表面上是兼并不义之国，实际上表示侵略之惨烈已到覆人邦家的地步。工于心计的人多寻找出师之借口，以掩盖其贪婪之心，而冀获名利双收之实。鄙野的人毫不掩饰其贪得无厌之心，直以利为战争目的。无名无利则心不为动。所以王夫之谴责这些为邀名争利所发动的战争比孟子所斥的“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也”还要惨酷。争地争城之战尚有明确目的，春秋时的许多战争有时只是睚眦之报，一朝之忿，竟“驱人血肉以恣一意之使者”，可谓人理亡矣。王夫之谴责这样的无谓之战：“两无喻（案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而罔以逞，杀不甚则心不快，扶伤哭死事已而不得所谓，虿蛇而已矣。”王夫之由此更谴责由春秋不义之战所开启的邪心在后世衍伸出的种种恶劣之行：“后世天下一，交争息，虿蛇之戾气散于下，为游侠，为刺客、为罗织吏、为讼魁，非必有为而唯杀人之是快，苟有人之心者，蔑不恶也。”并由此批评司马迁在《史记》中褒奖游侠刺客，吕不韦在《吕氏春秋》中为邓析作记，斥之为“乱人之书”。由此可以看出王夫之“为生民存人道”之心。此外，王夫之所谓人道，指王者之道。王道已熄，不得已而有所树立，则为霸道。霸者虽未臻极成，但对于抑制夷狄之莅中国，则聊胜于无，此点后文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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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李唐晋文公复国图（传）

绢本 长卷 设色 29.5x827 厘米

现藏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王夫之以此四者为《春秋》之命意所在，所以他认为《春秋》是天下万世之公史，非仅一代之史；《春秋》所宣扬的，乃是王道之大纲，非仅一时一事的原则。《春秋》中之王道，乃董仲舒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之道，与天地同其长久。虽世变纷纭，诡谲万端，但《春秋》中显示的王纲大道可以为万世公法；以世代之事印合《春秋》之道，无不恰切。王夫之在《春秋世论》序中论春秋的性质说：

一王之臣有合离焉，一姓之主有盛衰焉。王道之塞，得其意者通之也；邪说之害，弃其利者远之也；兵略之诡，从其正者常之也。地无异形，国无两是。故曰不知《春秋》之义者，守经事而不知宜，遭变事而不知权。知其义，酌其理，纲之以天道，即之以人心，揣其所以失，达其所以异，正之以人禽之类，坊之以君臣之制，策之以补救之宜。《世论》者，非直一世之论也，治不一君均乎治，乱不一族均乎乱。莅广土、抚众民而不缺；匹夫行于家，幽人潜于野，知进退，审存亡而不溢。观诸天下，揆诸人心，即今日以印合于春秋之世而不疑。

这是说，后世之国政，一王之臣的归心或离散，一个朝代的兴盛或衰弱，都可以在《春秋》中找到先例。后世王道晦否了，知王道之大义者可使之通；邪说惑人，不为其利所诱者可以远害。兵略之诡诈，知其正则者可以变诈为常。《春秋》作为经世之大法，都可从中找到相应的事例作为龟鉴。《春秋》中有正经，有权宜；有常道，有变例，可以作为万世之经法。学《春秋》者，首在知《春秋》大义，得其所宣示的道理，比照天理人心，作为评论具体史事的准据。各个阶层、各种怀抱的人皆可以从中得到营养。而其大端有二，一为华夷之辨，一为王室之尊，即尊王攘夷。以此为纲领，以《春秋》大义为根据，以今日之事为印合，则《春秋》之学备于此矣。这就是王夫之认为《春秋》可以“流行而一致”，可以为万世立法的理由。可以看出，王夫之此处儒家正统论的立场十分明显，尊王攘夷是他的《春秋》学的重点，这是他对于先儒的继承，尤其是对于孙复、石介、二程、朱熹等《春秋》观的继承，从中可以看出突出的民族精神和深切的文化关怀。而以《春秋》为万世评史之准据，为万世事法之渊海，则可看作他一贯的对儒家经典尊崇的一个表现。

王夫之认为，《春秋》虽然是就鲁史旧文加以删削而成，因此可以说是鲁国一国之史。但它同时可以看作天下之史，这是因为，其一，鲁史中记载了鲁国与其他国家的交涉，特别是与齐桓、晋文的交涉。齐桓、晋文是天下霸主，其举动关乎各诸侯国，故即鲁史可以观天下。其二，《春秋》中所体现的义理，是为天下万世立法，不仅为一国一事而发。就此两义而论，春秋实为王道之权衡。王夫之说：

权衡之设，可以审大，可以审小；可以程重，可以程轻。物之贵贱，人之智愚，蔑不用也。以等一切，以度一物，蔑不准也。……王通曰：“《春秋》，王道之权衡。”谓此焉耳。以程天下而准，以程一国而准，以程万世而有通义，以程一时而有适用，中国贤主以开其大治，夷狄小人以救其凶危。大而不疏，互成而不相悖，无意无必，无固无我，仁之溥，义之贞也。

这是说，以《春秋》中的义理作为标准和依据来衡量，大小轻重，贵贱贤愚可立判矣。此准据不仅是一国的，而且是天下的；不仅是一时的，而且是万世的；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夷狄的；不仅是君子的，而且是小人的。貌似细碎，实关乎大理。《春秋》之所以能做万世公法，在于它倡导的仁义之德。

由此王夫之追溯了《春秋》所以作之由，他的观点与孟子所说“《诗》亡而后《春秋》作”之意相同，认为《春秋》之作乃由于大道衰颓，王纲解纽。作《春秋》的目的，在通过对《春秋》中史实的评论，宣示道义之所在，延续或恢复已经断绝的王道。所以王夫之在《春秋世论》首篇即开宗明义说：“王道衰而《春秋》作。《春秋》者，以续王道之绝也。”他的意思是，王道是传国久远，胤祚不绝的根本所在。一家一姓的盛衰兴替虽不以王道之遵行与否为转移，但万世之得丧穷通却视王道之行与否为转移。周朝自穆王、昭王以降，文王、武王所奠基的周德已经衰落。德衰于一二君王，此时道尚未倾圮于天下，但周之病已潜伏在体，它预示着周已不再昌盛，虽然这并不表示其中无一二君王强盛之时。就是说，是否行王道是天下兴衰的根本原因。王道未绝之时，虽一二暴君失德，赖王道扶持，尚不足以亡天下。《春秋》即延续王道之书。王夫之说：

德弃天下，天下不亲；道持天下，天下不崩。不亲者，一姓之泽竭也；不崩者，古今之势立也。有圣人者起，因而治之，犹手授之矣。盗贼不得而窥，夷狄不得而躏，则何弗如其手授之！

王夫之继续申论：王道之失，其显著表现就是盗贼夷狄占据中国，窃大宝之位。而此乃由废封王建藩之制始。而废封王建藩之制由于诸侯强横，诸侯强横又归因于天子王权不立，王权不立的首要表现是以个人之喜怒任用无德之人，而种种紊乱无道之政令加于诸侯，诸侯不遵，由此强横生焉。王夫之提出，王权不立，起于周桓王之世：

凡此者，皆周桓王为之也。平王之不恤其亲，不抚其民，德之衰也，夷、厉以降之所均也。桓王之任私贪贿，用匪德以解先王之纽，道之圮也，三代末世之所未有也。故平王足以亡周，而桓乃以坏乱五帝三王封建之天下，是以《春秋》托始焉。

意即西周之时，文王武王之遗德尚未全绝，并有文武所遗之王道润泽维持之。至西周末期之桓王，始散周道之纲维，王道倾圮，故《春秋》于时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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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狩野元信《太公望文王图》

现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

《春秋》作于王道倾颓之时，而后来孔子删削春秋，则更立精严之法，王道之权衡于此而见，王夫之说：

《春秋》之立义精矣。精斯严，严斯辨，辨斯恕。严以恕，仁义在己，而以诛天下于仁义。无有铢絫不施权衡，道乃建于天下而无穷。

这是说，《春秋》以书法示褒贬，立义颇精，精以显示严苛，严苛才有分辨，有分辨才有诛有恕。恕以显《春秋》之仁义，诛以讨天下之不义。在《春秋》大法的标衡下，锱铢无所逃匿。《春秋》就是用这样的方法建立是非标准。王夫之举例说：春秋书法虽同用一字，但其所表示的史实有别。如宣公十二年的“楚子灭萧”及定公六年的“郑游速帅师灭许”。前一“灭”是入其国，毁其宗庙社稷，绝其世嗣，而后撤出。这种情况虽不吞并其国，犹之乎吞并其国。后一“灭”是虽占有其国，但仍许原国君传其世嗣，只不称国而已。这种傀儡政治虽存在，犹之乎其嗣已绝。两种记载虽同，但实际存在的史实却不同。又如隐公十一年之“齐郑入许”，许地归于郑，返许叔于故国。《春秋》书曰“入”。哀公六年之“宋公入曹”，曹因而灭亡，但宋不以曹之疆域归宋。《春秋》并书之曰“入”，此二“入”书法虽同，史实却不同。而同书“入”字，代表《春秋》删定者对此类事的反对态度。史实有别，反映了《春秋》精严中有别辨，别辨中有褒贬，褒贬中显其取舍的手法。

王夫之所谓严与恕之义，后世《春秋》家有取焉。如近代经学史家皮锡瑞的《经学通论》中即有“论《春秋》一字褒贬之义宅心恕而立法严”之说，其中谓：

圣人之作《春秋》，其善善也长，其恶恶也短。有一字之褒贬，三大夫之书“及”，所谓一字之褒；弑君之臣，一概书“弑”，所谓一字之贬。圣人以为其人甘于殉君，即是大忠，虽有小过（如《左传》所书孔父、荀息之事），可不必究。其人忍于弑君，即是大恶，虽有小功（如《左传》所书赵盾之事），亦不足道。盖宅心甚恕，而立法甚严也。

皮氏此说，或承船山以上“严以恕”之论。

《春秋》以一字褒贬立权衡标准，在它的照察下，不仅所行之事立显其形，而且深隐于事中的各种情感、动机、目的皆彰然而现。王夫之说：

《春秋》诸侯之不以利为兵好者鲜矣。疾以利怒，疾以利惴，疾以利迁，未有若是之盛者也。《春秋》所书者迹也，而仓遽卞躁堕谋丧志之情，并其隐而绘之。是以天下无不迹之心，无不心之迹。君子洗心以藏密，莫之藏也，而况于利人乎？利人者，无不遽也，无不躁也，谋无可沈而志无可守者也。

王夫之认为，善与恶，常于对义利的取舍见之。怀利之人，即使善于伪装，也总会表现出来。春秋之时诸侯间的战争多为利而起，由对利的亟取之心，则多见其为怒，为惴，为躁动。此可一望而知。《春秋》虽以记事为主，但因其善于描绘，所以隐藏于事后的感情皆活脱绘出。君子之心尚无以藏，何况为利之人？为利之人的匆忙急迫，其躁动烦絮，其锋芒毕露，其无淡远之志、高洁之操皆立现于前，一览无余。在《春秋》这个照妖镜前，纤悉毕现，“如见其肺肝”，其人其心岂难知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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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王夫之 《论学句 》（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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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对于《春秋》，特重经中之大义，大义隐晦不明，再寻究微言。而大义在《春秋》经，三传的作用在明经中之义。但三传各有家法，互相水火，专寻三传，则经义反而晦盲。王夫之说：

善治《春秋》者，先大义，后微言。求诸大义而不得，于是求之于微言；求之大义而得矣，抑舍而求之于微言，则大义蚀，而党人之邪说进。故大义已昭，信圣人焉足矣，党人之言勿庸也。三传者，皆习闻见于党人以蚀义者也。

大义者，《春秋》为后世所立之法；微言者，事有曲折，言有隐晦，或义不甚明确直截者。如《春秋》书曰：“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桓公二年）记载甚明确，宋督之罪正，孔父之忠见，此意足矣。按王夫之的意思，《春秋》此处罪弑君之人，奖忠君之士的意思十分明显，这就是为万世立法处。史实之委曲如何，不必深辨。而《传》文有“宋殇公立，十年十一战，民不堪命。孔父为司马，弗能改于其德”之说，曝显殇公之恶及孔父之失，为宋督开脱，以为弑君有不得已之委曲。此类皆所谓“党词”，即为某一利益集团说好话。

又如《春秋》书曰：“晋赵盾弑其君夷皋。”（宣公二年），王夫之认为罪人已显，法纪已立，臣弑君之罪已被典刑，意亦足矣。而《传》借晋人之言：“晋侯侈，赵宣子为政，骤谏不入，不竞于楚。”又曰：“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意似晋侯当弑，赵盾受当时及后人误解，代人受过。此类开脱，王夫之皆斥为党词。他的意思是，君纵然暴虐，也不当弑；“弑”之一字，即《春秋》经贬辞。开脱之衅一开，将为后世巨奸大憝之借口，弑君、弑父、殄兄之恶将不可遏止。王夫之举例说，楚之虔，齐之商人、光，陈之平国，蔡之固诸君，其虐其逆其禽行固胜于与夷及夷皋，《春秋》对他们的被弑尚且不许可，何况此二君。如果以赵盾没有亲手弑君，弑君者实赵穿而宽恕赵盾，司马昭、朱温皆可免于弑君之罪。他斥责这种说法：“既以手不推刃宽之，而抑以‘不竞于楚’为之名，枝词两设，以曲出其罪，情之穷也。两端设辞，而党人之奸露也。”王夫之继续申论：所谓微言，多是事有暧昧，而史官或为威劫，或为利诱，左袒右护为之开脱。大义之言一立，即刻勘破此暧昧之微言。如赵盾弑晋灵公事，灵公之立非合赵盾之心，赵盾怨恨晋襄公，必欲绝其嗣子。故赵盾与晋灵公处不两立之势，赵盾之刃无日不欲加之灵公之颈。此非一朝一夕之故。而晋人用其党言，借假《春秋》微言之说曲为遁护，此乃蚀《春秋》大义。故《春秋》必先大义尔后微言。

王夫之此说亦有为而发，他以此抨击后世势要陷人于死而盗取声名者，指摘为利所驱而为势要遮护的帮凶，并为后世冤死于势要之手者鸣不平：

势之所集，势人归之；利之所在，利人荣之。强者为之尽力，辨者为之饰智，党人行其好恶，天下丧其是非！王宗盛于六代，而同逆之导不与含应同诛，乃得并美于谢安。南轩延誉于君子，而不忠之浚，不与桧、卨均罚，乃得齐名于赵鼎。势利在廷，而国是乱；势利渐于野，而公论亡；势利移于史，而纲常毁矣！况乎以党说传经，托圣言而为乱贼劝哉！

这是说，古今多少沉冤皆为势利所埋。王导因军国之势力，其谋逆之罪不仅未受诛，而且留下美名。张栻因其理学盛名之势力，其父张浚诬陷岳飞之罪不仅未与秦桧、万俟卨一同受罚，且竟与赵鼎齐名。势力可乱国政，可亡公论，可毁纲常。特别是由于势利可劫史典，故董狐之笔尤其可贵。此等奸恶事，皆可托“微言”藏其秽！故王夫之“先大义后微言”之说实为后世事所发，所关历史非轻。

王夫之斥三传为党人之言而蚀《春秋》大义，此亦有说。王夫之发挥《春秋》，本据《左传》；《家说》《世论》引申发论，皆就《左传》所记之事。但实际上王夫之严恕之义，以一字褒贬为万世立法之义，皆据《春秋》经文。史只是明了经文的辅助手段，《春秋》大义皆在经上见；不是如后世所谓“经是案，传是断”，而是相反：“传是案，经是断”。意即，传是提起一事，经是通过书法对此事的价值判断。读《春秋》的目的不是为了知史事，而是为了明大义。故经文价值判断已然明确之后，传文不必看，即使看也要明其委曲掩饰回护等情。关于三传的地位，后世《春秋》家因家法不同，势如水火。今文家以为，史实是为了印证经文。孔子知时之不用，道之不行，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表明自己的价值判断。这就是皮锡瑞说的：“《春秋》借当时之事做一样子，其事之合与不合，备与不备，本所不计。”今文家认定，《春秋》为孔子所手定。《春秋》立一王之法，惟《公羊》知《春秋》是孔子改制之文，惟《公羊》能发明《春秋》此义。今文家贬低《左传》，以为“《左传》叙事之书，本不传义，故不加褒，亦不加贬”。《左传》本一史书，单行于世，本不为解经而作。晋杜预《左氏经传集解》才将《左传》打散，经之年与传之年编排在一起，取便省览。此义杜预于《集解》序言中说得甚明：

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遗文可见者十数家，大体转相祖述，进不成为错综经文以尽其变，退不守丘明之传。于丘明之传，有所不通，皆没而不说，而更肤引《公羊》《穀梁》，适足自乱。预今所以为异，专修丘明之传以释经。经之条贯，必出于传；传之义例，总归诸凡。推变例以正褒贬，简二传而去异端，盖丘明之志也。……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名曰《经传集解》。

孔颖达疏同意此说，认为左丘明之传，本与《春秋》经别行，以示不敢与圣言相淆乱。但经传异处，于省览为烦，所以杜预取左丘明传分年附于《春秋》经各年之下，实际是将《春秋》与《左传》聚集而为之解说，故名《经传集解》。非如何晏《论语集解》乃聚集诸家不同之说以解《论语》。但今文家所重在经，故欲分别经传，对杜预、孔颖达经传合说之体例持批评态度。如皮锡瑞说：“经史体例，判然不同。经所以垂世立教，有一字褒贬之文。史只是据事直书，无特立褒贬之义。杜预、孔颖达不知此意，必欲混合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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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名唐人《杜预春秋左传正义手稿》（局部）

现藏于法国国家博物馆

王夫之之论《春秋》，乃借题发挥，虽不主今文，但重视《春秋》大义微言；不主古文，但颇以传中之事解经。但总的说，他认为经传可以分开，并以为《春秋》经文乃孔子手定，褒贬义例，全在经文中看出。尤不喜传中委曲说事以模糊或湮晦经中之褒贬字眼，故说三传为党人之言而蚀《春秋》大义。

王夫之主张经传有别，但又认为，读《春秋》必借事以显义，如无叙事以辅助解经，则经中之字可随意而解，此乃董仲舒所谓“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之意。王夫之说：

春秋有大义，有微言。义也者，以治事也；言也者，以显义也。非事无义，非义无显，斯以文成数万而无余辞。若夫言可立义，而义非事有，则以意生言而附之以事，强天下以传心，心亦终不可得而传。盖说《春秋》者之所附也。

意思是，《春秋》有义有言。义是批评事的原则，言是显现义的媒介。非事不足以显义，非义则事不值得显。如果认为义可通过言随意立，且义不必托事以显，则将产生以己意为道德标准的弊病。这只是随意解释《春秋》者的附益，非托事显义之文。如《春秋》开篇“元年春王正月”之“元”，乃序数之初、之一。作“元”虽不为无义，但绝非《易·系辞》之“元亨利贞”之“元”。解说《春秋》者取《易传》之义强为之说，说元乃仁，元是乾以资始、坤以资生的本体之仁，则转说转远。又如“王正月”之“王”，前人解释纷繁复杂，王夫之以为“王”有三义：一、自平王东迁后，诸侯渐渐坐大，僭礼擅作者不胜其指，至有不奉周之正朔者。故书“王正月”，表示鲁之《春秋》奉周王之正朔，所行者为周礼。此即《公羊传》所谓“春秋大一统”之旨。二、“王正月”表示周王之正月，周建子，非夏商之建寅、建丑。书此，明三统递建，正月所指不同。三、周建子，与前朝正朔不同，为表示周之革命，必改正朔。但周之建子，实与天道运行之正不合。天之正时，应以夏时为正。孔子曰：“行夏之时。”故“春王正月”表示此周之正月，非天之正月。王夫之以《春秋》书法文至俭而义至丰，故叹经文为化工之笔，游夏之徒不能赞一词。此等处皆见王夫之之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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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震《平王东迁》

布面油画

王夫之之立理以正事，在对动机与效果的不同侧重上也反映出来。北宋学者刘敞（1019—1068）有“春秋诛意”之说，意谓《春秋》立意甚严，虽有动机而无效果者，其动机之恶亦不能逃脱《春秋》书法之讨伐。但王夫之认为，《春秋》诛意，这当然是可以说的，但其中的复杂情况须有辨别。如果仅针对史实效果行讨伐而不涉及动机，则失之愚蠢；如果仅针对动机而不顾效果，则失之偏颇。如桓公二年经文“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宋督弑宋殇公与夷，迎立为殇公所逼逃亡郑国的公子冯。公子冯与宋督原厚善，亦愿殇公早死。王夫之于此评论：殇公之弑，出公子冯之意、宋督之刃。如按刘敞“春秋诛意”之说，当诛公子冯，但《春秋》言“宋督弑其君”，并非仅诛意。假使将华督弑君之罪仅加于公子冯，则是“怀意者诛，而推刃者免”，是不恰当的。《春秋》书“华督弑其君”，就是杜绝后世权臣置君、废君唯以己利之祸衅。王夫之对《春秋》此条记述的评论是：

君子操大法，惩大恶，已大乱，与其诛意以快一时之钩距，无宁按事以定万世之典型。故奸民不畏深文之吏而畏守律之官。“《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惟其法而已矣。一求之意，以致擿发之长，大猾元憝且饰意相逃而莫之服，欲其惧也难哉！

意谓诛意可显抉发隐微之能，诛事可定凛然不易之则。与其诛意，不如诛事。《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是惧按事所书之法则，不是惧按意所猜之浮辞。故诛事不诛意，则巨奸大恶不能隐晦、掩饰其行事，且以“无意”为借口而逃避《春秋》之诛。王夫之此处强调《春秋》立法之严、之实、之周密而合情理，皆为其《春秋》首重大义，《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的理论树立佐证。

王夫之论《春秋》，虽多致意于“尊王攘夷”，但对于周天子软弱，坐视诸侯强横而不早制之，亦有批评。如对晋郑二国恃勤王之功而数次犯周王之事，王夫之认为周王亦不能无咎。郑伯假命伐宋，桓王不喜，使虢公林父独秉朝政。郑伯怨忿桓王，一连五年不朝。桓王召蔡、卫、陈三国合同伐郑，兵败，郑将祝聃甚至箭射桓王中肩，郑伯只派人慰劳了事。又《左传》隐公五年载，曲沃庄伯伐翼，翼侯奔随。桓王不能拯救此乱，只立翼侯之子哀侯求解于曲沃。此二事王夫之以为皆桓王软弱无能，遂使晋、郑骄矜坐大所致。而此二事之恶果，所关甚大。王夫之说：

晋、郑之睨王而土梗之，宜矣。夫既土梗之，则不复知有桓；不知有桓而叛桓，不知有桓而蔑周，不知有桓而举天下诸侯之等杀灭裂以亡余。祝聃之矢集于王躬，而人维裂矣，侯伯而盗贼矣；曲沃之历改用夏正，而天维裂矣，中国而夷狄矣。夫既侯伯而可盗贼，则有力者之耰锄棘矜以起，何弗窃也！夫既中国而不奉正朔以自君其国，则夷狄而入中国，何弗可为主也！呜呼！圣人以万国奠天子，而以天子荣万国，万国之得立，天子纲之也。正朔可改而天唯人造，王可射而人唯力竞，则王不能居万国之上，而万国亦无以自居。至于六国强秦，而封建不能不裂矣，汉氏虽欲复之而固不能矣。复之不能，而盗贼窥天，夷狄攘正，吾不知天下之所终，哀哉！

此虽指摘桓王，而实暗指明室。王夫之认为，清之觊觎中原，李闯之崛起西北，实由明室暗弱而致。不仅明室，以数千年中国政治而论，皆由内之不竞而招致外之强横。历史上赤眉、黄巾之起，刘渊、石勒、女真、蒙古等外族入侵，皆因王室太软弱，不能抑制强横之权臣于幼弱之时。桓王开了一个极坏的头，给后世遗祸不小。故王夫之认为：“桓王之不王，王道之永丧，恶百于桀纣，而害甚于洪水。”《春秋》之作，正所以曝显此种过恶，以史为鉴，救世于将来。故春秋托始于桓王，盖有深意焉。王夫之尝有天、地、人三纪之说：“夫百王之道，中国之统，有三纪焉：人纪者，井田、封建之所准也；天纪者，凤、麟、河图之所诏也；地纪者，中国夷狄之所限也。”纪者，纲纪、纲维、原则、理则之谓。人纪即人为之原则，政治、经济之大纲。人纪之大者在井田、封建。井田乃中国历代士大夫理想的富足、公平、平等的经济制度，自孟子以来儒家学者多倡之，宋代张载甚至亲身实验。但似乎从来没有实行过，其具体细节也无人能道其详。封建即封侯建藩，政治上的作用是藩屏王室，尊天下之共主。经济上的作用是各食其邑，免于中央财政的供养。军事上的作用是互相牵制，互相监视，以免其中的某些人攘夺中央政权，同时可镇守地方，防止外敌入侵和威慑各地民乱。天纪即天命所在，天意所属，及作为其符号、征兆所显示的禨祥、谴告等，如凤鸟至、河出图、洛出书、获麟等事。地纪即以疆域、地缘为标志的人种、民族上的分别。对中国来说，最首要的分别、最大的矛盾即夷狄与中国的矛盾。这三纪，是王夫之《春秋》学最基本的着眼点。而在当时清军入关，华族面临亡国灭种威胁之时，华夷之辨实际上是王夫之最为关注、着墨最多的方面。王夫之的《春秋》学中论述最多的，是尊王攘夷问题，这实际上是对北宋孙复、石介以来《春秋》学中的民族主义的继承。就王夫之所指出的《春秋》所由作的原因来说，他实际上认为，春秋时代可谓三纪皆亡。儒家理想的圣王时代至此彻底中绝，西狩获麟，凤鸟不至，河不出图，洛不出书，孔子已知大限将至，此所谓天纪衰。此后四百余年，秦统一六国，井田、封建之制灭，此所谓人纪乱。再四百余年后，五胡十六国迭主中国，此所谓地纪裂，三统绝。圣人之道至此而穷，王道熄而《春秋》作。一部《春秋》，昭示的是如何恢复、维护、巩固三纪。此《春秋》所以为万世立法之意。王夫之的《春秋》学是在身遭明亡的惨祸烈毒之后，为总结明亡的教训，为中华民族、中华文化所进的拯救之方和更始之道，其用心深且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