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推进及显著成效

一、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战略擘画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多次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远历史影响和重大时代意义，倡导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其在新时代不断焕发生机活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习近平文化思想不仅明确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也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重要指引。

（一）以“根脉”定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从根脉定位，是从文化本体层面强调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为新时代文化建设锚定了根本方向，彰显了我们党对文化传承发展的历史自觉与使命担当。

第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与身份标识。习近平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中华民族历经五千多年发展而文脉绵延不断，根本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独特精神标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中华民族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道德规范、生活方式，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这一精神命脉贯穿中华民族历史发展全过程，是中华民族保持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重要根基。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成中华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重要文化特征，体现了独特的精神气质与文化品格，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文化标识。

第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丰富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内在的契合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仁爱观念、诚信意识、正义追求、和合精神等，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深厚文化土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通过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更好融入社会生活，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价值追求。

（二）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生命力

习近平指出：“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一重要论断为新时代更好担负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基本遵循和实践路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动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深度融合，既体现了对文化传承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也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时代价值，为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生命力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引。

第一，赋予优秀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与表达形式。创造性转化核心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进行新阐释，即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指导下，对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进行批判性继承与创造性发展。这一过程并非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外在修饰，而是从时代发展需求出发，挖掘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普遍价值的思想资源，将其融入当代社会价值体系。优秀传统文化在创造性转化过程中，通过功能性剥离与结构性嵌入激活现代化内生发展动能，成为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动力。在表达形式上，运用现代学术话语体系和传播逻辑，将优秀传统文化的抽象内涵转化为易于理解和接受的形态，实现从“传统语境”向“现代语境”的转换。

第二，拓展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与实践应用空间。创新性发展的关键在于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延伸，即将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与当代社会的实践需求相结合，拓展其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领域的应用。这一过程要求突破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局限性，从当代社会发展规律出发，挖掘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资源，将其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工具和方法。习近平强调：“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这意味着以科学态度对待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其转化为符合当代价值观的文化形态。

第三，实现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时代发展的辩证统一。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既强调对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内核的坚守，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也强调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反对文化保守主义。在传承与发展的辩证关系中，传承是发展的基础，发展是传承的必然要求。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在保持自身精神独立性的同时，不断吸收时代发展新成果，实现与时俱进，不断推动“守正”与“创新”的有机统一。

（三）以“两个结合”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两个结合”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重要理论创新，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契合性，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根本遵循，既坚守了文化主体性，也彰显了开放包容的世界眼光。

第一，“两个结合”的首要价值在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筑牢深厚的文化根基。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只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发挥指导作用。作为中华民族的根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和价值理念，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深厚文化滋养。通过“两个结合”，马克思主义能够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智慧，与之深度融合，不断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成果。这种融合不仅增强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说服力和实践引领力，而且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精神支撑。

第二，“两个结合”为中华文明注入新的思想引领与理论活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价值体系和精神特质，但也面临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时代课题。马克思主义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双创”提供了重要思想指引。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不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智慧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内涵，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新的发展，从而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第三，“两个结合”彰显了中华文明以开放包容姿态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经验。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文明相互交流、相互交融、相互激荡，共同构成人类文明“百花园”。中华文明作为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价值追求和独特的文化魅力。中华文明历来注重“和而不同、和合共生”“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强调开放包容、交流互鉴。中华文明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向世界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为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新时代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进路

文化兴则国运兴，新时代以来文化强国建设与文明交流互鉴任务重大，习近平强调：“要尊崇历史、研究历史，确立历史思维，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党创新理论的根脉，“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新时代构建全方位传承格局、深耕“第二个结合”、创新国际传播路径，对于不断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命力至关重要。

（一）构建全方位、多层次传承格局

立足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我们党聚焦构建全方位、多层次传承格局，在传承主体培育、传承载体创新、保障机制完善等方面推出一系列实践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在当代焕发生机活力。

第一，强化传承主体培育。传承主体的培育与协同联动，是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格局的重要基础。马克思指出：“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文化作为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其传承离不开人的积极参与。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强化传承主体培育尤为关键。进入新时代，我们党通过外部激励与内在认同相结合的方式培育多样传承主体：一是筑牢以积极的外部评价与正反馈作为传承主体自我激励的立足点，以社会地位的提升作为外在激励的重要前提，以经济收益的生存需求满足作为外在激励的基本要素，以交流场域的扩大作为外在激励的上层通道；二是以生存、自主和胜任等基本需要的满足作为传承主体自我激励的生长点，通过强化“不忘本来”的文化主体意识和文化认同基础，提升传承主体的责任意识与参与自觉。

第二，打造传承载体新形态。传承载体创新是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效能的重要途径，数字化转型为传承方式与载体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习近平指出：“要大力推进文化数字化，让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经济发展增动能增效益、为旅游休闲增内涵增魅力、为城乡社会增正气增活力。”这一重要论述明确了文化数字化的战略定位，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小众传播”向“全民共享”、从“静态展示”向“动态体验”转型提供了重要遵循。进入新时代，党和政府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中推动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在线上平台建设方面，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VR）等技术拓展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空间，增强优秀传统文化对青年群体的吸引力；在线下与线上融合方面，通过优化历史文化街区、非遗工坊等实体空间，推动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日常生活，实现实体场景与数字平台的协同发展。

第三，完善文化传承保障机制。文化传承保障机制，是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制度支撑。习近平指出，“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实现文化建设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进入新时代，党和政府多方面完善文化保护与监管保障机制。一是打造文化传承融合的实践空间，充分运用校园文化载体营造沉浸式场景，通过校园建筑设计、文化长廊展示和学生社团活动等方式营造传统文化氛围；通过校外实践基地拓展文化传承空间，学校与博物馆、文化馆、非遗工坊、历史古迹等合作开展实践教学活动。二是健全文化传承的多方协同保障机制，构建了政府主导、学校牵头、社会参与、家庭协同的协同机制，形成推动文化传承的实践合力。三是完善文化传承评价激励体系，通过制定评价标准、落实激励政策和搭建展示平台，引导文化传承实践持续发展。四是构建文化传承监督评估体系，通过建立多元监管机制和专项监管制度，将文化传承覆盖面、公众参与度和文化内涵传承质量等纳入评估指标体系。实践表明，只有通过制度化和长效机制建设，才能持续优化文化传承的生态环境。

（二）精研深耕、深化运用“第二个结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党创新理论的‘根’，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是‘两个结合’。”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契合性，为新时代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根本遵循。

第一，科学把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化运用“第二个结合”，首要前提是科学把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习近平指出：“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要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为我们审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科学的思想工具，要求坚持实事求是、守正创新原则，既辨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又摒弃不合时宜的陈旧因素，实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批判性继承与创造性发展。习近平指出：“要本着科学的态度，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中，既要立足社会发展需要辨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如民本思想、工匠精神等契合时代需求的精神资源；又要摒弃封建等级、封闭保守等阻碍社会进步的陈旧观念。通过辩证取舍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例如，浙江的“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便吸收了“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通过生态整治与文化赋能的协同推进，成功打造安吉余村等一批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实践证明，科学把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可以在文化传承中站稳立场、明辨方向，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真正成为滋养当代社会的重要资源。

第二，紧密结合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深化运用“第二个结合”，关键在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实文化相互贯通，使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实践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这种结合并非简单嫁接，而是在回应时代课题和现实需求的过程中，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新时代文化实践中，优秀传统文化与现实文化的融合呈现出多样路径。例如，2022年文化和旅游部等部门印发的《关于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意见》，提出“鼓励各地结合实际，探索实施文化产业特派员制度”，河南省迅速启动文化产业特派员制度试点工作，选定信阳市光山县、焦作市修武县、洛阳市栾川县等作为首批试点。此后，文化特派员制度成为乡村振兴的典型实践载体。实践表明，优秀传统文化只有与现实需求紧密结合，才能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和现实力量。

第三，建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与实践转化的联动机制。深化“第二个结合”的重要路径在于构建研究—转化—反馈的联动机制，使学术研究成果有效转化为实践成果，并以实践问题反向推动研究深化。进入新时代，我国逐步形成多层次、跨领域的联动机制，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学术研究走向社会实践。在层级上，形成国家、地方与基层相互贯通的传承体系：国家通过顶层设计提供制度保障，地方结合地域文化资源推进落实，基层依托社区、校园等平台开展实践活动。例如，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以科技创新引领先进生产要素集聚，推动文化与农业深度融合，各地据此设立传统文化实践转化专项基金并建立绩效考核体系，推动研究成果落地转化；在领域上，推动文教、文旅、文创等领域融合发展，联通学术研究、教育传播与产业转化，促进文化资源的综合利用。通过这一机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与社会实践能够实现良性互动，可以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发展提供制度支撑。

（三）优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路径

习近平指出：“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这一重要论述为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提供了根本遵循，也为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指明了方向。

第一，形成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机制。机制保障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持续深化的强力支撑。习近平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完善高水平国际传播机制”。进入新时代，中华文化国际传播逐步形成多层次、跨领域的机制体系。文化传播并非单向输出，而是双向互动过程，要通过“传播—反馈—优化—再传播”循环机制推动持续发展。例如，我国推动第七十八届联合国大会通过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决议，同步上线专题网站英文版，使文明交流互鉴理念获得更广泛的国际关注。机制建设有效缓解了国际传播碎片化问题，为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稳定制度保障。

第二，拓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路径。路径创新是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效能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指出：“要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创新开展网络外宣，构建多渠道、立体式对外传播格局。”这一重要论述为推动中华文化从“走出去”向“走进去”转变提供了重要指引。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呈现出数字化、场景化、知识产权化发展趋势。在业态创新层面，《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推动文化建设数智化赋能、信息化转型，发展新型文化业态。以数智化、信息化为驱动推进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成为拓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的重要路径。例如，“数字长城”项目借助游戏引擎还原长城历史风貌，为海外用户提供沉浸式传统军事文化体验；《哪吒》系列动画电影融入三星堆笑文化元素，在国外市场引发广泛关注；“非遗闪耀计划”推动广西芒竹藤编技艺产品进入60多个国家，实现文化传播与产业发展协同推进。上述实践表明，通过创新传播方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以更加生动的形式融入全球文化交流，提升跨文化传播效果。

三、新时代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显著成效

进入新时代，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引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破解了以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中的诸多困境，取得了历史性成效，彰显了“两个结合”的实践伟力。

（一）“两创”推动优秀传统文化代际接续与内涵革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本质上是精神文明的代际传递与历史延续。以往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过程中，存在主体结构不够均衡、传承方式相对单一、内容阐释与现实衔接不足等情况，一定程度导致文化根脉传承面临“后继乏人”“活力不足”等问题。新时代依托“两创”，从主体、方式、内容等维度实现系统突破，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在代际接续中不断焕发新的生机。

第一，传承主体结构优化，加快马克思主义青年观引领下的主力军重塑。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人类社会发展是一代代人在继承前人基础上，不断创造或发展新的文明。青年是社会变革和文明传承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指出：“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青年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铸造的关键时期，亟须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汲取养分。”新时代，党和政府构建“政策引导—院校培育—社会参与”三位一体的非遗传承人培育体系，通过“非遗进校园”“传承人工作室”等载体，将青年纳入文化传承的核心梯队，推动其实现从旁观者到参与者再到传承者的身份跃迁，推动其从文化旁观者转变为积极参与者和传承者，缓解文化传承主体断层问题。

第二，传承方式守正创新，实现生产力发展与传承方式革新协同推进。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发展必然推动生产关系革新。过去，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多依赖“口传心授”和静态保存的方式，传播范围有限、互动性不足，难以适应信息社会发展。新时代“两创”方针推动运用数字技术革新文化传承方式，实现由“静态保护”向“活态传承”转变。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复原古籍文字、数字技术记录非遗技艺、区块链保护文化版权等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逐步融入现代社会生活。国家图书馆“数字古籍资源库”上线超过10万部古籍，访问量突破5亿次；故宫“数字故宫”小程序用户超过8000万，虚拟现实技术使紫禁城建筑技艺实现沉浸式展示。这些实践表明，通过创新传承方式，可有效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公众特别是青年群体的吸引力。

第三，推动传承内容与时俱进，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价值的有机衔接。习近平指出：“创新，创的是新思路、新话语、新机制、新形式，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新时代“两创”的关键在于在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与当代实践需要结合。一是将传统“民本思想”创造性转化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通过非遗扶贫、乡村文旅等实践推动优秀传统文化服务社会发展。例如，贵州围绕以苗绣为代表的民族文化资源，截至2025年已培训绣娘26万人，带动50万名妇女就业创业。二是将“自强不息”精神创新性发展为新时代奋斗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习近平指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从积贫积弱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发展繁荣，靠的就是一代又一代人的顽强拼搏，靠的就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脱贫攻坚”“中国天眼”“天和驻空”等重大成就体现了中华民族奋斗精神的时代延续。三是将“和而不同”理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相结合，通过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等，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思想资源。

（二）“两创”筑牢文化自信根基与共识凝聚

习近平指出：“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过去，文化自信建设在一定阶段或曾面临根基相对薄弱、共识不够稳固、价值转化仍待深化等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社会精神凝聚作用的发挥。进入新时代，我们通过“两创”实践，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化为文化自信的核心源泉，有利于实现根基巩固、共识凝聚与价值赋能协同推进。

第一，筑牢文化自信根基，加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民族精神培育升华。习近平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为精神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对培育民族精神具有重要作用。以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多侧重物质形态，对“家国情怀”“和而不同”等精神内核的系统阐释相对不足。新时代“两创”实践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通过典籍活化、非遗传承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等方式，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当代阐释。例如，“中国节日”系列节目挖掘节庆中的家国情怀，“典籍里的中国”通过情景演绎展现古籍蕴含的精神价值。这类实践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中华民族身份认同的重要基础。

第二，凝聚文化自信共识，促进从观念形态到社会实践的转化。以往优秀传统文化多以“文化遗产”的观念形态存在，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联系还不够紧密。习近平指出：“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新时代“两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典籍文本走向生活，在社会实践中形成更广泛的文化认同。这一过程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源于人民、服务人民”的基本观点。例如，故宫文创年销售额超过15亿元，将传统美学融入现代消费；河南卫视“端午奇妙游”“中秋奇妙游”累计播放量超过300亿次，使节庆文化成为广泛关注的文化现象。

第三，赋能跨界融合发展，实现文化价值与经济社会价值协同增效。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内在联系，先进文化能够为社会发展提供重要精神动力。习近平指出：“‘结合’本身就是创新，同时又开启了广阔的理论和实践创新空间。”以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其他领域融合程度有限，未能充分释放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新时代“两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科技教育等领域融合，实现文化价值、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协同提升。例如，安徽歙县徽州古城依托徽州文化打造沉浸式实景演出《徽州府有喜》，挖掘非遗鱼灯文化，建立鱼灯工坊等实践基地，开展鱼灯舞、鱼服秀等体验活动。近年来，仅非遗鱼灯项目就吸引游客300余万人次，带动消费超过20亿元。此外，高校开设“非遗思政课”，结合专业教学让学生体验传统技艺，挖掘“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和“和而不同”的价值理念，将非遗资源转化为课程思政育人资源，使学生在学习实践中增强文化认同与文化自觉。

（三）“两创”赋能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提质增效

“推进人类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互学互鉴，是让世界变得更加美丽、各国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的必由之路。”以往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在话语体系、传播渠道、社会认同和机制建设等方面存在一定不足，导致国际影响力的持续性不够稳定。新时代以“两创”为引领，逐步构建“话语创新—渠道拓展—符号塑造—机制保障”的传播体系，推动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实现广度与效度的同步提升。

第一，推动话语革新，破解传播壁垒，提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效能。习近平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以往国际传播多采取单向输出模式，话语表达或停留在传统表述，或简单对接西方语境，难以实现文化内涵与全球议题的有效衔接。新时代“两创”立足马克思主义文明交流互鉴理念，通过构建“传统智慧+全球议题”的话语框架，使中华文化更好融入全球公共议题。例如，孔子学院自2004年创立以来，已在全球设立496所孔子学院分院和757所孔子课堂，覆盖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形成集语言教学、文化交流和学术合作于一体的海外平台。

第二，数字赋能拓展传播渠道，推动技术创新与文化传播深度融合。习近平指出：“要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深化主流媒体国际传播机制改革创新，加快构建多渠道、立体式对外传播格局。”以往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主要依赖官方媒体和线下活动，传播范围和影响力受到一定限制。新时代“两创”以数字技术为支撑，推动传播渠道实现全球化拓展。在线上，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构建多平台传播体系，“数字敦煌”项目使莫高窟文物实现全球共享，海外访问量超过3亿次；数据显示，2025年前三季度，以网络文学、网络游戏和网络影视剧为代表的文化“新三样”加速出海，中国微短剧海外应用突破300款，全球累计下载量逾4.7亿次，中国网络文学海外活跃用户约2亿人，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线下，通过文化年、国际展会和海外文化中心等平台开展非遗展演和传统节庆活动，形成线上线下结合的传播格局。这种立体传播体系有效拓展了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覆盖范围。

第三，加强文化符号塑造，提升国际认同。文化符号是文化价值的重要载体，其影响力源于形式创新与精神内核的统一。习近平指出：“要更好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通过“申遗保护+跨界融合+体验传播”的方式，优秀传统文化符号成为展示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中医针灸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后，在183个国家和地区推广，全球从业者超过50万人；书法艺术通过海外展览和教育推广成为跨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黑神话：悟空》将《西游记》文化元素与现代游戏技术结合，海外销售收入达185.57亿美元，同比增长13.39%。春节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也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广泛关注。这些实践推动中华文化符号在国际传播中实现形式创新与精神表达的统一。

第四，完善传播机制，构建长效传播体系。习近平提出，新时代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以往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碎片化和阶段性特征。新时代“两创”在马克思主义系统观指导下，逐步形成“政府主导、企业参与、学界支撑、民间联动”的协同传播机制。全国已成立120家地方主流媒体国际传播中心，形成区域传播合力；“村BA”赛事融入民族文化元素，截至2024年底累计直播200余场次，全网浏览量超过50亿次，成为民间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同时，高校开设跨文化传播相关专业，培养专业人才超过1.5万人，并逐步建立传播效果评估与反馈机制，根据不同区域文化接受度优化传播内容与形式。通过制度化机制建设，中华文化国际传播逐步由单点传播走向系统化发展。

作者简介：杨小军，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俊哲，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