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的文化生命体”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标识性概念，具有鲜明原创意涵与理论标识功能。概念本源上，近代以来中华文化生命体自我图新的历史脉络、中国共产党推动文化现代化的实践脉络，以及习近平文化思想形成发展的理论脉络三者交织展现“新的文化生命体”概念在理念中萌发、实践中化育与理论中创生的历史进程。概念本体上，“新的文化生命体”以创生层面的原创性与创造性，标识层面的主体性与自主性，辐射层面的范式性与典范性共同构筑了这一标识性概念的理论纵深与解释张力。概念系统上，“新的文化生命体”作为标识性概念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强国”“人类文明新形态”等关键概念形成概念星丛，共同展现文化认同、民族复兴与文明愿景的多维图景，彰显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灵活性与生命力。
[关键词]新的文化生命体；标识性概念；习近平文化思想
一、问题的提出
习近平指出：“‘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形象揭示“两个结合”的内在机理，从理论话语层面首次明确提出“新的文化生命体”概念，并确立了这一概念的标识性定位。概念是思想理论体系的基本构成单元，凝结着人类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认知成果，也是衡量知识体系的认知深度与理论完备性的重要标尺。而标识性概念不仅具备概念的基础价值，更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基石；是实现思想精准传播的重要载体；是保持知识体系逻辑贯通的枢纽；也是不同知识体系之间相互区分的关键标志。习近平尤为强调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标识性概念的提炼创造不仅关乎理论自身的深化与完善，更直接影响着中国话语的传播效能。习近平文化思想内在包含“两个结合”“新的文化生命体”“文化主体性”“人类文明新形态”等一系列原创性标识性概念。在这一概念体系中，文化的主体性彰显、文明的形态构想乃至理论的结合创造均可被视为“生命”与“文化”之间的深层互动。正因“新的文化生命体”以其“生命体”的概念内核与生长意涵，统摄并激活了文化的主体自觉、文明的形态建设与理论的结合活力，它才在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占据着特殊而关键的概念点位。目前学术界已从生成逻辑、内涵界定、价值意义等维度对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本体问题展开了富有成效的探讨，为后续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撑。
然而，若将视野从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本体内涵拓展至概念本身，一个更为基础的问题有待阐释：即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概念体系中，“新的文化生命体”概念何以成为标识性概念，又究竟居于何种理论位置。这一追问恰好构成把握“新的文化生命体”标识性概念属性进而对其展开系统概念研究的前提基础。系统回答这一命题，关键在于“新的文化生命体”概念同时具备的三重独特理论品格。其一，从概念的生成维度看，“新的文化生命体”是彰显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原创能力的典范性概念。与从传统话语延续或从西方范式移植而来的概念不同，从中华文化的近代图新到“两个结合”引领下的文化创生，“新的文化生命体”的生成历程本身就是中国知识生产自主创新的生动缩影。对这一概念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提炼中国经验、总结中国智慧，更能够以“中国概念”参与全球学术对话，展现中国理论的原创能力。其二，从概念的阐释功能看，“新的文化生命体”是理解“第二个结合”机理的枢纽性概念。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概念体系中，“第二个结合”是核心命题，而“新的文化生命体”则是这一命题最直接、最生动的概念呈现。“生命体”隐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内在不同于机械组合的有机统一、不同于简单移植的深层融合的“结合”特质。对“新的文化生命体”展开概念研究，可以从“生命体”的文化形态透视“第二个结合”的内在机理，为“第二个结合”的学理化阐释提供关键的概念切口，这一枢纽功能是其他标识性概念所不具备的独特理论位置。其三，从概念整合的系统功能看，“新的文化生命体”是贯通民族认同、国家战略与文明愿景的整合性概念。“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强国”“人类文明新形态”等重要概念分别在文化主体性、文化战略性及文化理想性的立体建构中共同构成“新的文化生命体”意义展开的完整坐标。对“新的文化生命体”与上述概念的结构性关联的整体性把握，不仅有助于揭示习近平文化思想概念体系内部的逻辑关联，更能从概念层面彰显新的文化生命体作为生命整体的内生活力。可见，对“新的文化生命体”展开概念研究，既是对习近平文化思想核心概念的深度探察，也是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构逻辑的关键切入点，更是展现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原创能力的重要样本。
更进一步，以何种方式系统考察“新的文化生命体”概念的标识功能，以及这一概念与其他标识性概念形成的结构性关联则是学理阐释层面需要回应的核心议题。回答这一问题有赖于对“新的文化生命体”标识性概念展开概念本源、概念本体与概念系统三重考释。从概念学角度而言，标识性概念作为贯穿自主知识体系历史、现实与未来的枢纽概念，对其展开概念考释理应贯通经验与理论、功能与系统、逻辑与现实。具体来说，概念本源考察，重在揭示特定历史主体如何将实践性经验凝练为普遍性概念范畴，并确立该范畴在知识体系中的历史方位；概念本体阐释，着力解析概念如何通过概念标识确立自身在知识体系中的价值方位；概念系统整合，强调在概念网络中阐明标识性概念与其他概念的协同互动，及其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张力与指引功能。将这一研究范式运用于“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概念考释，意味着超越单纯的概念历史溯源，对其实现兼顾概念历史脉络、逻辑结构与系统功能的学理化、体系化阐释。概念本源层面，“历史和社会基本概念不仅是社会和历史发展的‘表征’，而且是能够直接影响历史变化的‘因素’，概念本身就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之一。换言之，概念变革和创新，体现出新变因素；并且，概念生成和用词变化，被理解为特定历史挑战在语言上的体现。”“要正确地解释一个概念的内涵，就不能不首先解释这个概念产生和形成的历史语境。”因此，可以借助概念史方法，将“新的文化生命体”概念置于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实践的历史语境中，揭示其从历史觉醒、实践自为走向理论自觉的生成历程，阐明“新的文化生命体”概念“出场”的必然性与所承载的主体实践自觉。在概念本体层面，“‘标识性概念’不仅‘标识’着一种思想、理论、学术体系区别于其他同类体系的‘主体性’和‘自主性’，而且‘标识’着这个‘标识性概念’对于理解和建构思想、理论、学术体系的‘范式性’和‘典范性’”。对“新的文化生命体”概念标识的阐释可以聚焦概念创生维度的原创性创造性、概念属性维度的主体性自主性以及概念意义维度的范式性典范性，彰显这一概念的标识价值与统领功能。另外，概念研究绝不止步于概念本体。当概念被置于知识体系的系统场域时，必须超越对单一概念的孤立审视，考察标识性概念在系统中与他者的互动、联结与碰撞。这种概念间的深层关联，被列宁喻为“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本雅明则以“星丛”隐喻阐释这一联结形态：“理念与物的关系就如同星丛与群星之间的关系”，强调真理需通过一组彼此关联的概念范畴共同呈现，而非依赖某一孤立范畴。在概念系统层面，“新的文化生命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强国”“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概念互动与联结呈现出“星丛”式的结构特质。正是在这种互为呼应、彼此支撑的概念星丛中，“新的文化生命体”所承载的凝聚民族情感、服务国家战略、参与文明对话的多重使命得以更加完整、深刻地显现。
二、作为标识性概念的“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概念本源
“对一种现象或一些事物的认识与概念的产生和发展并不是同步的。或者说，事物存在并不完全取决于概念，然而概念可以状写和归纳事物一般的、本质的特征。”“新的文化生命体”概念是基于历史、回应现实、面向未来的原创性概念，是中国共产党历史自觉与理论自觉有机统一的“概念创造”。
(一)概念萌发：中华文化生命体的近代图新
文化之所以可以被视为生命体，就在于文化并非静止的存在，而是一个动态的、不断演化的生命系统，就如张岱年指出的“文化又总是作为一种活生生的创造活动而演化”，文化像生命体一样展现出一种“活着”的状态。中华文化具有连续性、包容性、适应性与免疫性的生命体特征，可以被视为中华文化生命体。首先，中华文化从远古图腾崇拜至现代多元形态的文化吸收、融合与创新的动态进程中，恰似生命通过新陈代谢实现机体的持续更新与演进。其次，“不同文明生长点之间的彼此交往、相互支持成为远古文明延续下来的必要条件”，中华文化正是在跨文化互动中，既保存了自身文化基因，又催生出了回应时代的文化新形态。再次，面对自然变迁、外来冲击或技术变革，中华文化能通过调适自身创造新形态或达成新平衡，展现强大文化生命力。并且，中华文化以相对稳定的文化传统、伦理规范与价值观念构成其抵御文化异化与消解风险的内在屏障。正如习近平指出：“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由此，中华文化在时间维度上传承延续，在空间维度上交融生长，在环境挑战中创新应变，被视为具有自主节律与演进轨迹的“中华文化生命体”。然而，历史步入近代，中华民族历经“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深重劫难，中华文化生命体亦遭遇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西方列强通过军事、经济与文化殖民，试图瓦解中华文化生命体存续的物质基础、价值体系与免疫机制。诚如恽代英所言：“只有文化侵略可以有软化驯服弱小民族的妙用，……乃能巩固他对弱小民族的统治地位”，道出了殖民统治的文化逻辑与根本目的。在民族危亡的全方位冲击下，中华文化生命体步入深刻裂变阶段。
近代知识分子率先对此作出应激回应，但其对“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探索始终缠绕着“文化依恋”与“文化焦虑”双重情绪张力：一方面，痛感传统文化面对现代性时的乏力，滋生强烈的文化焦虑；另一方面又难以割舍对传统文化生命体的文化认同，恰如马克思所言“历史传统的‘迷信’”。正是在这种情绪张力中他们开启了打造“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初步尝试。严复提出“求他人之所文明，以去吾之粗鄙”，主张以西方文明成果改造自身；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期待“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这些构想虽具有开创性，却在一定程度上疏于对文化主体性的自觉维护。梁启超进而倡导“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新文明”的倡导可以被视为以“中西调和”构建“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朴素表达。“挽救”与“恢复”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力之所及，然而，他们的“互补”“调和”思路无法真正创造出一个能彻底走出危机、完成文化新生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但他们对文化延续的激烈探讨、对“新中国之新文明”“文明富强之境”“新文明”的种种构想，为创生“新的文化生命体”实体与概念积累了经验资源与历史铺垫。
(二)概念化育：中华文化生命体的求新实践
“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中国共产党由此接续并超越了近代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实质性地展开了对“新的文化生命体”概念的化育与形塑。
首先，中国共产党为“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概念化育确立了思想边界。马克思主义的引入使中国文化精神“由被动转入主动”。李大钊首次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下提出了通过文化自觉延续中华文化生命力的初步构想。毛泽东主张“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为“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创生奠定了坚实的理念基石。中国共产党系统提出要“发扬马克思主义的学风”，“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人民和青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去反映新的生活，表现新的思想”，“创造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这样一种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清晰地勾勒出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兼具民族性与时代性的未来文化形态，为“新的文化生命体”划定初步蓝图与理想范式。
其次，中国共产党为“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概念化育赋予了明确内核。中国共产党清晰地认识到单纯在旧有文化生命体内部的修修补补，已然无法满足现代生产力发展要求与民族独立解放的文化诉求，中国大地迫切需要一个崭新的文化生命体。张闻天提出：“新中国，就要新文化。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必须是为抗战建国服务的文化。”毛泽东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将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视为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域的目的，要创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从而在文化“求新”方向上完成了清晰的属性标识，为“新的文化生命体”初步奠定了“新”的概念内核。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对“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概念化育始终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紧密结合。主张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即我们的民族形式与社会主义内容相结合的新文化”。“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以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为抓手，“大力发展创新文化，努力培养创新精神”。从“新文化”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先进文化”“创新文化”的一系列文化“求新”的术语跃迁与理论升华，正是“新的文化生命体”在社会主义建设各阶段的概念前身与具体呈现。
再次，中国共产党为“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概念化育标定了根本属性。自新民主主义革命提出“新文化”起，中国共产党便明确其社会主义路向，指出“马列主义的社会主义文化”在其中起“最彻底的一翼的作用”。此后，中国共产党始终强调文化“为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的方向”，致力于“以社会主义精神教育广大人民”，推动“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新文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反映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基本特征”。从“社会主义最彻底的一翼”“社会主义新文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脉络延续，一以贯之地彰显社会主义本质，为“新的文化生命体”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根基与价值归属。经由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装、历史使命的实践形塑与社会主义方向的本质标定，“新的文化生命体”在概念化育中获得了明确的思想边界、清晰的概念内核与坚定的本质属性。这一概念呼之欲出并成为历史必然。
(三)概念成型：“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正式出场
“新的文化生命体”概念历经近代的“概念萌发”与中国共产党实践的“概念化育”，最终在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实践场域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自觉中“创生成型”并“正式出场”。首先，新时代文化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为该概念的“创生成型”筑牢实践基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实现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史的考古实证，创造性提出判断文明社会的中国标准，数字中国建设以科技赋能文化遗产的保存活化与公共文化服务的普惠发展，高质量文化作品的海外传播与国际文化交流深化充分彰显出新时代的中国比历史上的任何时刻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为“新的文化生命体”标识性概念的提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现实底气。其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理性贡献，为“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正式出场奠定了根本理论前提，使其成为六维立体、学理扎实与逻辑严密的原创性标识性概念。具体而言，第一，“新的文化生命体”具有明确的问题导向，聚焦于中华文化赓续、文明新形态塑造与民族复兴等重大时代课题。第二，“新的文化生命体”是独立自主的，始终坚持“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第三，“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新的文化生命体”是自信自立的，标志着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巩固与精神独立性的彰显。第四，“‘第二个结合’……‘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新的文化生命体”是有机结合、体用贯通的文化生命体。第五，“中华文化是各民族优秀文化的集大成”，“新的文化生命体”是多元一体的，是各民族优秀文化集大成而又和谐共生的文化生命整体。第六，“新的文化生命体”是开放包容的，积极在交流互鉴中丰富和发展自身，充分印证了“承认和尊重本国本民族的文明成果，不是要搞自我封闭，更不是要搞唯我独尊、‘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道理。可以说，“新的文化生命体”是中国共产党在实践自觉与理论自觉的共同作用下创造的原创性标识性概念，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规律的自主认识、自为应用与自觉发展达到新高度。
三、作为标识性概念的“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概念标识
所谓“概念标识”，是指标识性概念在知识体系中赖以发挥识别、统领与示范功能的理论标记。它标识着概念自身的原创品格与理论深度，也彰显着概念在体系内外的引领地位与辐射能力。从概念生成的一般逻辑来看，原创性是成为标识性概念的必要前提。对“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概念本源考察，深刻确证了这一概念的原创性品格，进而为探讨其概念标识奠定了坚实基础。标识性概念首先是知识、思想或理论体系原创性的、创造性建构，以鲜明的主体性与自主性，在体系内部发挥对一般概念的统领与指导作用；又凭借突出的范式性与典范性，在不同知识体系之间形成可识别、可推广的辐射效应。基于这一理解，“新的文化生命体”完整呈现出标识性概念所应具备的原创性与创造性、主体性与自主性、范式性与典范性的概念标识与理论维度。
(一)“新的文化生命体”标识性概念的原创性与创造性标识
标识性概念的首要标识特征体现为概念的原创性与创造性。原创性强调概念生成的独立性，创造性突出概念展现的变革意义。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独立创造并赋予深刻变革意涵的概念，“新的文化生命体”完整具备了原创性与创造性的双重标识。首先，“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原创性体现在对既有范式的独立超越。习近平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母版”“模板”“再版”“翻版”的形象化隐喻特别强调了当代中国伟大变革的原创性。“新的文化生命体”正是这一原创性在文化领域的概念体现，“新的文化生命体”不是对传统文化生命体的复制，而是在中国共产党这一新的文化领导主体带领下，立足中国实际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形态，从创生主体、创生理论、创生道路与创生实践中充分展现出原创性。其次，“新的文化生命体”概念的创造性标识集中体现为生命体内部“魂脉”与“根脉”的贯通与文化形态的现代新生。“魂脉”作为理论内核，为这一概念注入了科学的真理品格与时代的精神导向；“根脉”作为文化根基，则为“新的文化生命体”提供了深厚的历史底蕴与鲜明的民族特质。二者在“第二个结合”的框架下相互贯通、彼此塑造，共同构成了“新的文化生命体”概念得以确立并发挥标识功能的创造性标识。可以看出，“新的文化生命体”是对中华文化生命体在新时代的“现代更新”、在扬弃中的“推陈出新”、在固本培元中的“守正创新”。
(二)“新的文化生命体”标识性概念的主体性与自主性标识
“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标识意义不仅仅依赖于创生维度的原创性与创造性，更需通过内涵层面主体性与自主性予以核心界定。概念主体性指向概念的内在规定性，概念自主性则体现概念在实践中的能动特质，概念主体性是概念自主性展开的前提，概念自主性是概念主体性在实践中的实现与确证。这一双重特质的理论辨明，为揭示“新的文化生命体”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提供了清晰的学理依据。首先，“新的文化生命体”概念具有明晰的主体性标识，集中体现为新的文化生命体对文化主体性的自觉确立与自信坚守。中华文化生命体历来具有“以我为主”的主体性传统。近代中国，西方殖民扩张与文化冲击迫使中华文化生命体进入文化自我反思的新阶段。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自我意识“本质上是从他物的回归”，外部压力推动中华文化主体性从“自在”向“自为”的转变，中华文化生命体开始在国家存亡与文明赓续焦虑中主动寻求自我更新。“新的文化生命体”概念的提出，则标志着主体性跃升至“自觉”新高度，超越了被动回应的“冲击—反应”模式，转向基于文化自信的主体性建构。对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自觉坚守构成了“新的文化生命体”最根本的主体性标识内核，为这一文化生命体生生不息自立于世界文化之林提供了坚实的逻辑基点。其次，“新的文化生命体”的自主性主要展现为文化实践中的能动品格，集中体现为文化评判标准的自主确立、文化交往场域的自主构建以及文化发展边界的自主划定。文化评价维度，“新的文化生命体”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价值自觉，建立独立自主的文化评判标准，摆脱对他者标准的被动依附。文化交往维度，“新的文化生命体”积极形成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以中国话语回应时代议题的思想场域，并以开放姿态参与全球文化对话，塑造“和而不同”的交往新范式。文化发展边界维度，“新的文化生命体”的自主性并非无界线的“绝对自由”，而是自主确立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与中华文化身份认同的清晰边界，抵御文化异化与价值虚无，从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持续而深厚的精神动力。
(三)“新的文化生命体”标识性概念的范式性与典范性标识
范式性标识与典范性标识，共同构成把握“新的文化生命体”标识性概念的价值辐射维度。范式性强调“新的文化生命体”内蕴的认知框架与解释模式，典范性更强调其蕴含的普遍参照价值与示范意义，范式性为典范性奠定认知基础，典范性则赋予范式性以现实生命力。首先，“新的文化生命体”的范式性集中体现为其内在的方法自觉、归属自觉与机理自觉。一是方法自觉构成“新的文化生命体”的认知基础。“新的文化生命体”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方法，“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基础上实现文化形态的革命性创新，内蕴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科学文化分析范式。二是归属自觉构成“新的文化生命体”的主体定位。“新的文化生命体”本质上是中华文化在当代的现代转型与创新性发展，具有根本的“中华”属性，内蕴中华文化发展的民族根基、精神底色与主体定位。三是机理自觉揭示“新的文化生命体”的辩证逻辑。“新的文化生命体”是“第二个结合”的产物，是“打通了两种思想体系、两种文化结构的联系”形成的“再生形态”。“新的文化生命体”内蕴的三维自觉不仅构成这一概念鲜明的范式标识，更生动揭示了文化生命体的运作机理。其次，典范性标识回答了“新的文化生命体”概念的价值判断问题，即“中国的文化生命体能够为世界贡献何种价值典范”的问题。“现代化作为一种普遍的东西在中国降落，必然会遭遇到特定的社会条件、历史环境和文化传统”，“新的文化生命体”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成功打破了“现代化=去传统化”的迷思，典范性地证明了“传统的现代新生”的可能性。同时，“新的文化生命体”为发展中国家探索一条立足本土、保持主体性的文化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具有参照意义的中国方案。需要强调的是，“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典范性并非将中国模式标榜为创造现代文化形态的“唯一”方案，而是主张通过提炼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发展规律，为深陷文化发展囹圄的国家摆脱控制、走出依附、实现文化自主提供中国智慧，为多元文明共生共荣贡献文化资源。由此，范式性标识从认知框架上彰显“新的文化生命体”概念的学理基础，典范性标识从价值实践突出其标识示范意义，二者共同呈现出这一概念作为标识性概念内蕴的学理高度与世界尺度。
四、作为标识性概念的“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概念星丛
概念并非孤立存在，对概念的探讨不应止步于语义本身及概念本体，而应将其置于概念体系之中，考察概念的理论辐射力与实践潜能。正如徐勇认为，只有为概念寻求知识体系之家，才能够更为深刻地认识本土性概念的价值。在自主知识体系之中，标识性概念既通过与其他概念的“线性链接”体现知识体系在逻辑上的严密性与连贯性；又以概念间的“星丛联结”反映知识体系在结构上的弹性与生长力。位于概念星丛中的每个概念既可以保持自身理论独立性，又通过彼此间的张力与互补，共同揭示单一概念难以涵盖的复杂现实。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标识性概念，“新的文化生命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强国”“人类文明新形态”等关键概念基于概念之间内在的理论亲缘性、同一逻辑层次性与结构互补性，形成典型的“概念星丛”。具体而言，这三个概念与“新的文化生命体”同属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形态标识的核心范畴，它们分别以民族共同体形态、文化战略形态与文明愿景形态，与“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文化生命形态相互呼应，共同构成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多维结构与意义场域，形成具有内生活力的概念星丛。概念间“星丛”式的互动联结，共同勾勒出“新的文化生命体”标识性概念从民族认同到国家战略再到文明担当的价值辐射路径，逐层凸显“新的文化生命体”概念内蕴的凝聚共识、战略导向与文明引领功能，充分释放出这一标识性概念的理论解释力与实践引导力。
(一)“新的文化生命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双向互构
在概念星丛中，“新的文化生命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了深刻的双向互构关系，前者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文化维度的现代表达，后者则是缔造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历史主体，二者互为表里、彼此塑造，共同构成双向共生的概念星丛。首先，在价值认同层面，“新的文化生命体”通过强化文化认同，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各民族文化相通，是中华民族铸就多元一体文明格局的文化基因”“各民族情感相亲，是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坚强纽带”。“新的文化生命体”积极推动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互鉴，借助非遗传承、节庆共享、艺术共创等形式，使民族文化的优秀基因有机融入中华文化本体。这一过程不仅消弭文化隔阂，更在民族共享的文化图景中强化了“多元一体”的集体认同，从价值深处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力。其次，在情感融合层面，“新的文化生命体”通过符号、语言与仪式等载体，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纽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使用，为各民族交往交流提供了无障碍的交往基础；“石榴籽”“胡杨连心”等共识性文化符号，嵌入日常生活并激发情感共鸣；兼具民族特色与共同价值的纪念仪式，则以集体参与形式强化情感体验与归属认同。中国共产党通过系统性文化实践，持续推动“新的文化生命体”从理论建构走向情感体验，持续滋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有精神家园。由此，“中华民族共同体”为“新的文化生命体”提供创造主体与历史土壤，而“新的文化生命体”又以不断更新的文化成果与情感传递，反哺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根基，形成民族创造文化、文化凝聚认同的逻辑闭环。
(二)“新的文化生命体”与“文化强国”的同题共答
“新的文化生命体”与“文化强国”在协同互动中拓展了单一概念的理论纵深与实践效能，共同回应“以文化繁荣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课题。习近平指出：“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必须“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历史进程既需要“新的文化生命体”作为文化形态的有力支撑，也离不开“文化强国”建设战略所提供的精神动能。首先，“新的文化生命体”为以“文化强国”推动民族复兴注入持续的文化生命力与价值内核。“新的文化生命体”赋予中华文化以时代活力，切实推动“文化大国”迈向“文化强国”的形态转变，形成以“文化生命力”支撑“文化强国力”、以“文化软实力”赋能“发展硬实力”的发展机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深层次的文化滋养与价值引领。其次，“文化强国”战略为“新的文化生命体”提供战略依托与实践场域。通过健全文化治理体系、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优化文化产业生态等系统性布局，“文化强国”建设为文化生命体的生长创造了制度基础、创新活力与社会土壤，为实现民族复兴注入持久的文化动能与精神力量。“新的文化生命体”与“文化强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题共答”中形成了紧密的概念联动，二者相互支撑、协同赋能，充分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文化道路的系统性与协同性，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发展规律与民族复兴逻辑的整体把握。
(三)“新的文化生命体”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图景构设
习近平强调：“观察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需要有一个宽广的视角，需要放到世界和我国发展大历史中去看。”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的标识性概念，不仅需要立足本土经验，也要具备世界胸怀与文明视野，观照人类文明的整体演进。“新的文化生命体”与“人类文明新形态”构成了从民族文化自觉到人类文明愿景的概念联结，二者统一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实践，前者是其文化形态的集中表达，后者则是其文明高度的总体呈现，共同生动诠释了民族文化主体性与人类文明共通性的辩证统一。一方面，“新的文化生命体”以其“各美其美”与“美人之美”的文化自觉，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奠定基础。“新的文化生命体”主张各民族文化的自觉自信自主，倡导以开放包容的心态，“超越各自传统和生活方式的基本价值的局限”，理解、欣赏其他文化的价值魅力。这种植根本土又面向世界的文化姿态，正是孕育超越冲突、走向共存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逻辑起点。另一方面，“人类文明新形态”以其“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格局追求，为包括“新的文化生命体”在内的各民族文化繁荣提供理想的文明场域，从而为各民族文化的蓬勃发展开辟更广阔的空间。“新的文化生命体”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星丛联结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文化自信承担文明担当的自觉追求，充分昭示了当代中国在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进程中的使命担当。
余 论
“新的文化生命体”作为标识性概念，在理论层面超越了一般的文化术语，完整凝结了中华文化自近代以来从“自在”到“自觉”的“生命”历程，系统呈现了中国近代以来知识生产从“学徒状态”迈向“自主创新”的学术趋势，更集中体现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在概念原创性、理论主体性、学术范式性与典范引领性上的多重突破。现实层面，“新的文化生命体”标识性概念则以民族情感、国家战略与文明愿景的三重关照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强国”“人类文明新形态”等标识性概念形成概念“星丛”，生动诠释了中国式现代化文化道路的整体性与协同性。由此，“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本体创生与概念提出，不仅为中国当代文化理论打开新的阐释空间，更意味着中华文化生命体将在更高程度的理论自觉与实践主动中，参与并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进程，从而在文明互鉴的时代图景中展现更深沉、更持久的文化力量。这或许是这一标识性概念最深远的理论指向与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