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研究》四十年 | 陈景磐 王彬：试论孔子的“大同”思想

陈景磐 王彬
2026-07-27
来源：《孔子研究》1986年第1期

编者按

2026年，《孔子研究》迎来创刊四十周年。1986年创刊至今，始终以阐发孔子思想、深耕儒学研究、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成为海内外儒学研究的核心阵地与重要平台。四十年风雨兼程，《孔子研究》刊发的数千篇文章，记录着儒学研究的时代脉络与学术深耕，凝聚着几代学人的智慧与心血。

为纪念创刊四十周年，致敬学术传承，特推出“《孔子研究》四十年”专栏，择优刊发过去发表的重要理论文章，以飨读者。

孔子现在正为世界许多国家有识之士所公认为世界历史上最杰出的伟人之一。我国近年来也逐渐克服了过去盲目尊孔或反孔的倾向，采取了比较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思想作风，对孔子的思想做比较公正的批判继承和发展。
近年来关于孔子的研究还开了不少学术讨论会，发表、出版了不少质量较高的研究文章、专著，但对孔子遗留下来的一种“非常宝贵”的遗产——“大同”思想，似乎重视不够，很少有这方面的论文或论著。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光明日报》和一些其他报纸杂志上还可以看到几篇有关孔子“大同”思想的文章，对大同思想的某些问题还展开了一些争论，但主要涉及《礼记·礼运》篇的真伪等问题，很少有人对这篇文章的内容实质及其重要意义做更多的探讨。最近匡亚明同志出版了一本关于孔子问题的划时代的比较全面的专著——《孔子评传》，在这本书里，他对孔子的“大同”思想充分地加以肯定，并且认为《礼运》这篇文章虽然晚出，但“无论从内容上还是时间上，都可以确定《礼运》篇所载‘大同’‘小康’思想，是可以反映孔子的真实思想的”，“和孔子思想一脉相通，因此可以看作是孔子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据说，现在美国有一些研究孔子的学术机构，就是把发扬孔子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实现世界大同”思想作为宗旨的。在“世界和平年”来到之际，对孔子的大同思想做一些研究，我们觉得还是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的。
一
孟子说孔子是“圣之时”，鲁迅先生曾解释为“摩登圣人”（《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他不满现状，对当时社会要加以改革。孔子是一位社会改良派，他和其他许多当时比较进步的思想家如管仲、墨子等人一样，不是正面地和当时统治者进行不妥协的革命斗争，而是如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说的，“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证明他们的改革运动思想，正是符合先王之道的。孔子的“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中庸》），也不外是一种“托古改制”，借用尧舜文武等的“名字、战斗口号”，为他现实的政治斗争服务。
孔子把尧舜作为“圣王”，文武作为“君子”（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号称“六君子”）。他把尧舜时期的原始社会理想化，称之为“大同”社会，作为他的政治、社会理想的最高境界；把“六君子”统治时期，尤其是西周初年的文、武、周公之治，称之为低一级的“小康”社会，并把它作为自己奋斗的社会政治理想的近期目标。他对尧舜“圣人”的大道只是进行一些宣传（“祖述”），而对文武等“君子”之道则要努力实行（“宪章”）。他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论语·述而》。下引《论语》只注篇名）又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雍也》）他认识到社会如同自然流水的现象一样都是不断地“不舍昼夜”地“变”（《子罕》）。他所宣扬的“道”，不是如许多后儒所强调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相反，他强调“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卫灵公》）。道是人为的，不是天定的，是按条件不断变动发展的。这就是他所发动的社会革新运动的一种重要的思想基础。
《礼运》篇所描绘的“大同”理想的蓝图是：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举）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现按其政治、社会、经济、社会效果四个方面，简单地分述如下：
（一）政治方面
所谓“大道之行也”的时代，就是作为孔子的中心思想的最高的“仁道”能够得到彻底实现——“天下为公”的时代。执政者能够使所有人民都得到自由和幸福，能够“博施于民而能济众”（《雍也》）、“修己以安百姓”（《宪问》）。孔子“所传闻”的尧舜基本上都能够做到这样，他们都能以“天下让”，都能像天一样大公无私，一心为人民、毫不为己来治理天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泰伯》）。这种时代的政治，有两个重要的特点，即“选贤与（举）能”与“讲信修睦”。
“举贤才”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一个中心思想（《子路》），他认为政治的好坏取决于执政者人才的好坏，所以他说：“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人。”（《中庸》）孔子的一生主要就是为培养治国、平天下的贤能的人才而努力的。他理想的唐虞盛世就是“于斯（人才）为盛”（《泰伯》），举贤才的一种重要方法就是“选于众”（《颜渊》），这也是孔子和他的学派的一种重要的政治主张。
“信”和“睦”是孔子教育中两个最重要的道德，也是他行仁政的两个主要的内容。孔子对“信”特别重视，它包括诚实、守信用等道德品质。孔子一生最恨的就是当时为一般人所尊敬的“乡愿”，称他们是“德之贼也”（《阳货》）。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假冒为善、不诚实、言行不一，他们是“言不顾行、行不顾言”，“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孟子·尽心下》）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为政》）睦邻友好、和平共处，也是“大道之行”的必要手段和必然结果，它的出发点就是孔子的“泛爱众”“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等思想。总之，讲信用、爱和平是孔子和他的学派所继承和发展的中国宝贵的传统文化的一种特点。
大同之世，“天下归仁”，讲信修睦，不尚武力，不用什么棍棒或强迫的纪律，主要是用教育的方法——“讲”和“修”，使人民能自觉地守信用，友好合作。重视教育是我国传统政治的主要职能，尊师重道是执政者要注意的首要任务：“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礼记·学记》）孔子就是继承和发展了这种优良的传统。他首开私人讲学的风气，把为统治阶级所垄断的知识普及到民间，并通过他多年的教学实践摸索出了许多优良的教学原则和方法，至今还有不少积极的意义。
（二）社会方面
构成一个充满着爱的社会，全社会都渗透着爱，每一个人都去爱别人也被别人所爱，让父母子女的那种自然的爱去填充整个社会，这样即达到“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之美好境界。老年人善终正寝；年幼者给予教育，使其健康成长；壮年人都能有所工作，为社会发挥作用；而那些失去生活能力、孤苦无援、矜寡独疾的人，也不致被遗弃，能得到社会的良好照顾，享受着“社会福利”；男人们都有职务，女人们都有归宿，这是和平、恬静、美好生活的保证。这种社会与孔子所提倡的“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公冶长》）思想基本相似。
（三）经济方面
造成一种“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的高度发展的社会经济。没有私人财产，全部财富归大家，一切公有，只要不随意丢弃即可，“不必藏于己”；社会上所有的人都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去工作，没有懒惰和剥削，一切工作为大家。这也是与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季氏》）的思想和重“民”、“食”（《尧曰》）、“庶”、“富”、“教”（《子路》）的政策有联系的。
（四）社会效果方面
实现上述理想，就能做到没有任何私心杂念，没有罪恶，没有偷盗窃杀，也用不着刑罚，甚至可以达到“夜不闭户”的程度。这样的太平盛世，人民安居乐业、团结友爱，是孔子非常向往的。有一次，当他的学生曾晳言志时提出了“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样一个快乐安定的生活境界时，孔子一方面肯定地说“吾与点也”，一方面又“喟然叹”（《先进》），大概他意识到这在当时是不可能实现的。
二
“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是孔子的最高的理想，但孔子是比较注重现实的，对这种理想社会的圣人的仁道——“大道之行”也只能够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述而》）“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礼运》）他对这种社会的实现并没有抱着什么不切实际的希望，但他对《礼运》篇所记录的实际可行的近期的低一级的政治目标——“小康”社会则极力加以提倡。这种社会的理想人才，他称之为“君子”。他们的政治主张就是孔子要“宪章”、努力加以效法和实行的；他们的品格就是孔子常论到的、他自己愿意努力以赴的目标，也是他希望他的学生能够达到的标准。孔子教育的目的主要就是培养士成为君子去改良当时的社会。君子最重要的品德也是仁，但这种仁与“大同”社会“大道”的仁有所不同，它是有等级有差别的：“仁之本”为“孝弟”，“仁之实”为“事亲”。“大同”社会与“小康”社会一个重要的不同点，就是在“小康”社会中，天下不是为“公”，而是“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而在“大同”社会中，家族、等级的观念完全被打破，仁变为大同的仁。“大同”社会与“小康”社会另一个重要的不同点，就是小康社会特别重视维护社会秩序的“礼”。这就是《礼运》篇所强调的“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但是孔子非常反对把这种礼形式化，只注意礼的仪式具文，忽视了“六君子”特别是周公制礼的精神。他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阳货》）礼之贵，不在于礼的外表，而在礼所代表的真情诚意，特别是应当注意将“仁”的精神灌注到“礼”的旧形式中来。在仁政礼治方面，孔子特别注重“和”，这就是他的弟子有若所说的：“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学而》）所谓“先王之道”大概就是指“六君子”特别是周公之道。先王制礼使不同等级的人都能“和睦相处”，使社会秩序得以安定，按孔子的意见，这就是能用“仁”的精神灌注到“礼”的形式之中的自然表现和结果。孔子和他的学派实际的政治活动的方式，也体现了这种“和为贵”的精神，他们采取一种温和的方式来从事政治革新运动，这就是子贡所说的“温、良、恭、俭、让”的政治活动方式（《学而》）。孔子的这种思想和政治活动，在当时虽然对社会的革新也起了一定的积极的进步作用，但是，他尽管尽瘁终生，实际上效果不大。他访问列国，奔波十四余载去推行他的政治理想，但还是到处碰壁：“再逐于鲁，削迹于卫，伐树于宋，穷于商周，困于陈、蔡。”（《庄子·让王》）“累累若丧家之狗。”（《史记·孔子世家》）临死前他只得哀叹：“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史记·孔子世家》）
领导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孙中山先生，也曾努力继承发展孔子的“大同”理想——我国这种传统的宝贵的文化遗产。他不止一次地全文引用《礼运》篇的“大同”理想作为他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在晚年的时候，由于多年革命失败的经验，逐渐地认识到：在当时中国受到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且他们勾结中国反动派来共同扼杀革命活动的条件下，这种“大同”或“世界主义”的理想实在是无法实现的。1924年，他曾总结从事革命屡遭失败的经验，沉痛地指出，“我们中国革命十三年，每每被反革命的力量所阻止，所以不能进行，做到彻底成功”，主要是“因为军阀背后，有帝国主义的援助，这种力量，向来都没有人知道要打破”。（《在神户欢迎会的演说》）所以他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要讲“大同”或“世界主义”，第一，“必先要把我们民族自由平等的地位恢复起来之后，才配得来讲世界主义”；第二，必须在“强权打破了之后，世界上没有野心家，到了那个时候，我们便可以讲世界主义”。（《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毛泽东同志也说过：“真正的人类之爱是会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灭了阶级之后。”这实际上给我们指明了“大同”理想的实质及其得以实现的根本途径。
总之，孔子的“大同”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这种思想，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应当给以总结。批判、继承和发展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为“天下为公”、世界和平作出贡献。本文只是一种初探，希望能引起学界共鸣，作为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参考。
（载于《孔子研究》1986年第1期，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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