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是因为中华文明以“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的文化为传承内容，由此孕育出了自强不息、革故鼎新等一系列伟大的民族精神。这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历久弥新的重要原因，也是解读中华文明具有突出连续性的密码。
志于道
中华文明是“志于道”的文化，以追寻践行宇宙人生大道为目标和旨归。“志于道”是中华文明绵延至今始终没有中断最重要的原因。《论语·述而》中“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纲领性概括。“道”是作为终极旨归意义的宇宙万有的本体，是自然而然的规律，是人伦日用之间所当行者。《中庸》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说苑·谈丛》云：“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天地自然的运行规律，社会人伦的法则遵循，都是建立在“道”的基础上。因此，古人依循“道”而修身治国，践行“道”的规律处理人伦与自然的关系。
“志于道”之“志”者，心之所也，将心定之于道，守此道而不离。圣人能够明了、体悟“道”，是达到这样境界的人，因而，圣人又称得道之人。得道之人在儒家称为圣人，在道家称为真人，在《周易》中称为大人。
据于德
“据于德”者，《论语集释》云：“据者，执守之意。德，则行道而有得于心者也。得之于心而守之不失，则终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德”是用来体认“道”的，道为德之体，德为道之用。得道之人所表现出的品质特征就是德。得道的圣人是明明德之人。得道之人是通过无知、无为的方式达到无不知、无不为，达到本自具足、本自清净、法尔如是的境界，即这种“明明德”的境界。“无知”“无为”的方式就是《道德经》所讲的：“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
古人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涂之人可以为禹，即任何人都具有圣贤的自性，通过修道都可以成为圣贤。然而，人的习性不同，并非所有人都能率性行道。圣人担心不能依循本性修习的人受习性的浸染而违背中庸之道，导致祸乱，自害而害他，于是依循当行之道修身治国，为垂范后世而立修治之法，作为天下法则，教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以修其身，又通过礼、乐、政、刑，节之以礼，和之以乐，齐之以政，禁之以刑，使人人皆能循道而行，以复其自性。《中庸》云：“修道之谓教。”教育就是使人从习性回归本性的过程。这就是大学之道。所谓天下法则，即“五伦”“五常”“四维”“八德”，这是中国自古以来治国的常理常法。“五伦”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五种伦常关系：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由此，衍生出的德行要求是父慈子孝、君仁臣忠、夫义妇德、兄友弟恭、朋友有信。这五伦关系不是人为制定的，而是人人与生俱来的，是自然而然的规律，是人人所共享的常道。因此，又称为伦常大道。“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又称为“五性”，因为这些都出自人的本性。《白虎通·情性》云：“仁者，不忍也，施生爱人也。义者，宜也，断决得中也。礼者，履也，履道成文也。智者，知也，独见前闻，不惑于事，见微知著也。信者，诚也，专一不移也。”“四维”出自《管子·牧民》：“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四维”影响了中国政治伦理思想两千多年。1912年，孙中山先生设计中山装时，前襟四个口袋的寓意即“礼、义、廉、耻”国之四维，标识中华传统美德。“八德”在历史中有两种说法。朱熹提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孙中山提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将二者合并得到十二德目：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这几乎可以囊括经典记载的全部内容。伦常道德是人自然而然的常行之道，是人的本性之德。
依于仁
“依于仁”者，《说文解字》云：“依，倚也。”“仁，亲也。”亲厚之象就是仁。仁是总原则，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种自他不二的仁心，王阳明称之为一体之仁，“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仁是道的显现，这种一体之仁是在对“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之道的体悟上建立的。在一体之仁的观念下，古人建立了一元和合的宇宙观，认为人伦之间，国家之间，人与自然之间，都是和谐一体的关系。只有“一体”才能实现“和”，才能真正实现和睦相处，才能从“生”走向“生”，即“生生”。相比较而言，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下，从生到死是线性发展，这容易局限人的视野和眼光，只追求当下的效果和功利。对立升级是斗争，斗争发展是战争，战争最后是毁灭。因此，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无法实现生生不息，自然也无法承载永不间断的文明传承。然而，古人在志于道方向的引领下，践行一体之仁，以一元和合的宇宙观和民胞物与的道德观处理天地自然与社会人伦的关系，因而有了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创造了从未中断的中华文明。
在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中，传承的内容——“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始终如一，而践行“道”的方式，则因时代不同而有所变化，不断地增益取舍、吐故纳新，这就是“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周易·系辞上》讲：“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中国历史始终遵循志于道的发展方向，始终走在合于“道”的道路上，偶有偏离时，便通过自强不息、革故鼎新的内生动力自我纠偏，乃至自我革命，以实现生生不息的发展。因此，锚定志于道的方向、依循合于道的标准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延续至今的最重要原因。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