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鼎 吴子凌 | 郑玄《春秋》学成就论略

郑玄（127—200），字康成，东汉北海高密（今山东潍坊市峡山区郑公街道）人，乃两汉经学的集大成者。他贯通今古文经学，遍注群经，“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构建了一个宏大的经学阐释体系，奠定了后世经学发展的基础。学界对郑玄的研究，历来集中于其三礼注、《毛诗笺》等显学领域，而对其《春秋》学的探讨则相对薄弱。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郑玄并无完整系统的《春秋》注本流传后世，其相关论述散见于他为其他经典所作的笺注以及专门针对何休《公羊》学而作的《发墨守》《箴膏肓》《起废疾》（合称《郑氏三书》）和《驳五经异义》等佚著之中；另一方面，其《春秋》学成就亦为其在礼学、诗学上的辉煌光芒所掩。然细究其学术实践，郑玄于《春秋》实有精深造诣，其兼综三传、折中求是的研究方法，不仅代表了汉代《春秋》学发展的重要方向，更对后世《春秋》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拟对郑玄在《左传》《公羊传》和《穀梁传》研究领域的学术成就进行考察和探讨，以期更全面地展现这位经学大师的学术风貌。

《后汉书•郑玄列传》记载：“玄少为乡啬夫，得休归，常诣学官，不乐为吏，父数怒之，不能禁。遂造太学受业，师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以山东无足问者，乃西入关，因涿郡卢植，事扶风马融。”由此可知，郑玄早年在太学师从第五元先习《公羊春秋》，后从东郡张恭祖和扶风马融两位古文经学家研治《左氏春秋》，形成了贯通古今的学术视野，既通《公羊春秋》，又通《左氏春秋》。

郑玄遍治群经，曾分别为三礼、《毛诗》、《尚书》和《周易》撰作笺注，而于《春秋》三传却无注释之作传世。但考诸有关文献，可知郑玄曾经为《左传》作注，只是尚未成书，因故而作罢。《世说新语》记载：“郑玄欲注《春秋传》，尚未成时，行与服子慎（服虔）遇，宿客舍，先未相识，服在外车上与人说已注《传》意。玄听之良久，多与己同。玄就车与语曰：‘吾久欲注，尚未了。听君向言，多与吾同，今当尽以所注与君。’遂为《服氏注》。”据此可知，郑玄曾注《左传》，后因与服虔见解多有相合，遂将未竟《左传注》稿本赠予服氏，成就了《服氏注》。这一事件虽属轶事，却折射出郑玄可能对《左传服氏注》做出过一定贡献。也就是说，服虔《左传注》很有可能吸收了郑玄《左传注》部分内容而成书。

郑玄的《春秋》学虽然以《左传》学为根基，但他对《春秋》三传并无门户之见，基本上都能采取客观公允的态度进行专深研究。他在《六艺论》中评价《春秋》三传说：“《左氏》善于礼，《公羊》善于谶，《穀梁》善于经。”对此，杨士勋疏云：“《左氏》善于礼者，谓朝聘、会盟、祭祀、田猎之属不违周典是也。《公羊》善于谶者，谓黜周、王鲁及龙门之战等是也。《穀梁》善于经者，谓大夫曰卒，讳莫如深之类是也。”也就是说，在郑玄看来，“《左氏》善于礼”，是说《左传》多记载春秋时期的典章制度、礼仪规范，故郑玄认为其长于礼制阐释。“《公羊》善于谶”，是说《公羊传》在汉代常与谶纬相结合，被用来附会天人感应、祥瑞灾异等，故谓其“善于谶”。“《穀梁》善于经”，是指《穀梁》特别擅长《春秋》义例的发掘和阐释。

对于今、古文经学，郑玄也无门户之见，而是择善而出，多持平之论。如《春秋•文公二年》记载鲁文公在宗庙祭祀时，将其父鲁僖公的神主放在其伯父鲁闵公的牌位之上，史称“跻僖公”。按，僖公与闵公为同父异母兄弟，但闵公先于僖公继位，是僖公的前任君主，且二人同属鲁庄公子嗣，在宗庙昭穆排序中本应遵循继位先后和辈分次序排列。无论依辈分还是继位次序，闵公的神主在宗庙中的位次都应在僖公神主之前。但当时的宗伯夏父弗忌为讨好鲁文公而在宗庙祭祀时将僖公的神主位次升到了闵公之前。古文经《左传》认为“跻僖公”打破了既定的宗法秩序，属于“逆祀”，是“大恶”。西汉著名今文经学家董仲舒认为“跻僖公”虽然是“逆祀”，但只是“小恶”。对于这一事件，郑玄并未采纳古文经《左传》的观点，而是认同今文经学家董仲舒的观点。他说：“兄弟无相后之道，登僖公主于闵公主上，不顺，为小恶也。”他认为鲁文公宗庙祭祀时“跻僖公”虽然“不顺”，但不是颠覆性的，所以只是“小恶”。

从总体上说，郑玄在古文经学的基础上，吸纳了今文经学的优长之处，对今古文经学进行了融会贯通和整合。正如《后汉书》郑玄本传所说：“中兴之后，范升、陈元、李育、贾逵之徒争论古今学，后马融答北地太守刘瑰及（郑）玄答何休，义据通深，由是古学遂明。”所谓“义据通深”，就是说郑玄是从“通学”的立场上对《春秋》三传作综合研究，从而融通古、今，破除了门户之见。

郑玄虽无完整的《春秋》学注释著作传世，但他对《春秋》学非常关注，且造诣深厚，成就非凡，这从其《驳五经异义》就可见一斑。

郑玄的《驳五经异义》是东汉经学史上调和今古文之争的重要著作。该书针对许慎《五经异义》中罗列的五经今古文异说进行逐条反驳，体现了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的学术风格。许慎在书中列举了《诗》《书》《礼》《易》《春秋》五经中今古文经学家的许多不同观点，并提出自己的按断，而郑玄则对许慎的观点和结论进行了多方面的修正或反驳。例如，许慎《五经异义》按曰：“公羊十一税，远近无差。汉制收租田有上中下，与《周礼》同义。”而郑玄在《驳五经异义》中则提出：

《周礼》制税法，轻近而重远者，为民城道沟渠之役，近者劳，远者逸故也。其授民田，家所养者多，与之美田；所养者少，则与之薄田。其调均之而足，故可以为常法。汉无授田之法，富者贵美且多，贫者贱薄且少，美薄之收不通相倍蓰，而非上中下也。与《周礼》同义，未之思也。又《周礼》六篇，无云军旅之岁，一井九夫百亩之税，出禾刍秉釜米之事，何以得此言乎？

许慎认为《公羊》的“十一税”是天子之正法，而《周礼》中“国中园廛之赋，二十而税一，近郊十而税一，远郊二十而税三”的等级税制（平均税率接近十一税），与汉代的田分“上中下”收租相似。在“田税”问题上，许慎调和《公羊》十一税与《周礼》的等级税制，郑玄指出其逻辑矛盾，认为《周礼》的“近郊十二而税一”与《公羊》的“十一税”本质不同，不可混为一谈。

又，关于“获麟”事件，许慎《五经异义•获麟》先引《公羊》说曰：“哀十四年获麟，此汉将受命之瑞，周亡失天下之异。夫子知其将有六国争强，秦、项交战，然后刘氏乃立。夫子深闵民之离害，故为之陨泣。麟者，太平之符，圣人之瑞。”然后按断曰：“公议郎尹更始、待诏刘更生等议石渠，皆以为吉凶不并，瑞灾不兼，今麟为周亡天下之异，不得复为汉瑞，知麟应孔子而至。”郑玄反驳曰：

洪范五事，一曰言，言作从，从作乂。乂，治也。言于五行属金。孔子时，周道衰亡，己有圣德，无所施，因作《春秋》以志之。其言少从，以为天下法，故应以金兽性仁之瑞。贱者获之，则知将有庶人受命而行之。受命之征已见，则于周将亡，事势然也。兴者为瑞，亡者为灾，其道则然，何吉凶不并，瑞灾不兼之有乎？如此，修母致子，不若立言之说密也。

在“获麟”事件的解释上，郑玄反对公羊家将其附会为“汉将受命之瑞”，认为麟是孔子“立言”的象征，呼应《尚书•洪范》五行理论中的“金兽性仁”，并指出“兴者为瑞，亡者为灾”的辩证关系。郑玄虽然不完全否认其作为“兴亡”之兆，但他将焦点从“汉朝受命”的政治预言，转移到孔子作《春秋》的“立言”行为上，又紧接着提出“兴者为瑞，亡者为灾，其道则然”，以辩证的观点解释了麟的出现为什么能够同时对应“吉凶”二事，从而回避了公羊学家将其定为“汉瑞”的专断附会。

郑玄《驳五经异义》原书在唐宋间散佚，现存版本均为后人辑佚本。清修《四库全书》时，从《三礼注疏》《太平御览》等书中辑得57条，分为《驳五经异义》一卷、《补遗》一卷，以“义、驳两全者汇列于前，其仅存驳义者则附录以备参考”。

值得注意的是，在《四库全书》辑本《驳五经异义》57个条目中，与《春秋》三传内容相关的条目有27条：“田税”“凡君非礼杀臣”“臣子已死犹名”“娶皆当亲迎”“虞主所藏”“卫辄拒父”“断狱”“万国”“朝聘”“朝名”“诸侯奔丧”“诸侯夫人丧”“获麟”“四灵”“跻僖公”“存二王之后”“告朔朝庙”“诸侯薨书名称卒”“妾母之子为君得尊其母为夫人”“天子驾数”“百雉”“灵台”“圣人感天而生”“诸侯不纯臣”“三望”“世卿”“鹆来巢”。在总共57个条目中占有47%的比例，几近二分之一，由此可见郑玄对《春秋》学的关注和重视。

东汉末年，最有影响的治《公羊春秋》的今文经学大师何休为了打压《左传》学和《穀梁》学，而“与其师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难二传，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左氏膏肓》指责《左传》详于史事但不得《春秋》大义，如同病人已入“膏肓”，无药可救；《穀梁废疾》批评《穀梁传》虽亦解经，但多有谬误，如同身患“废疾”，残疾无用；《公羊墨守》宣扬《公羊传》义理深邃完备，如同墨子守城般坚固，无懈可击。何休的策略是通过彻底否定《左传》《穀梁传》的经学价值和史学价值来抬高公羊学的学术地位。

针对何休《春秋三书》（《左氏膏肓》《穀梁废疾》《公羊墨守》），郑玄“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即专门撰写了《箴膏肓》《起废疾》《发墨守》三部《春秋》学著作与何休进行论争。这场论争不仅是东汉今古文经学之争的巅峰对决，更展现了郑玄“兼综博采”的经学整合思路。何休《左氏膏肓》以公羊家法为标准，指责《左传》“违经失理”“义例乖舛”，认为其仅是“记事之书”，无《春秋》微言大义。郑玄《箴膏肓》则从史实考辨、礼制贯通、义例兼容三方面予以反驳，为《左传》正名。例如，对于《左传》有关鲁隐公“摄”政的记载，何休批评说：“古制，诸侯幼弱，天子命贤大夫辅相为政，无摄代之义。昔周公居摄，死不记崩。今隐公生称侯，死称薨，何因得为摄者？”意谓：按照古代礼制，诸侯继位时如果尚幼弱，天子会任命贤能的大夫辅佐他处理政务。当年周公代成王摄政，死后史书不称其为“崩”。如今鲁隐公在世时被称为“侯”，去世后被记载为“薨”，凭什么说他是摄政呢？郑玄批评说：“周公归政，就臣位乃死，何得记崩？隐公见死于君位，不称薨，云何？且《公羊》（载）宋穆公云：‘吾立乎此，摄也。’以此言之，何得非左氏？”意谓周公是把政权归还给（成王）、回到臣子的位置后才去世的，史书怎么会记载“崩”？鲁隐公只是曾自称为“摄”，并非真的摄政，因此许慎批评《左传》有关隐公“摄政”的记载是没有道理的。

何休《穀梁废疾》多称《穀梁传》义理“不通”，视之为“废疾”。郑玄《起废疾》则通过辨析《穀梁传》义理的合理性对何休进行批驳。如何休认为：“《穀梁》以苞人民为轻，斩树木坏宫室为重。是理道之不通也。”认为这不符合孔子在厩焚的情况下只关注人而“不问马”的精神。郑玄辩解说：“苞人民，殴牛马，兵去则可以归还。树木断不复生，宫室坏不自成，为毒害更甚也。”“苞”在此处通“俘”（古音相近，可通假），意为“俘获、掳掠”。“苞人民”即“俘获百姓”，指战乱中百姓被敌军或乱兵掳走的情况。郑玄认为战乱结束后被掳走的人民和被赶走的牲畜都可返回，损失是暂时的、可恢复的。这与“斩树木、坏宫室”（树木被砍后无法再生，宫室毁坏后无法自复）形成对比，说明《穀梁传》认为后者的损害更根本、更严重，并非“理道不通”，而是基于对“可恢复性”与“不可恢复性”的区分。这就为《穀梁传》的轻重判断提供了合理性依据。

南宋著名礼学家魏了翁在《礼记要义》中记载了对郑玄、何休关于“三田制度”的争论：

《正义》曰：“夏不田，盖夏时也”者，以夏是生养之时，夏禹以仁让得天下，又触其夏名，故夏不田。郑之此注，取《春秋纬运斗枢》之文，故以为夏不田。若何休稍异于此。案：《穀梁传•桓四年》“公狩于郎”，《传》曰：“春曰田，夏曰苗，秋曰搜，冬曰狩。”何休云：“《运斗枢》曰：‘夏不田。’《穀梁》有“夏田，于义为短”，郑玄释之云：“四时皆田，夏、殷之礼。”《诗》云：“之子于苗，选徒嚣嚣。”夏田明矣。孔子虽有圣德，不敢显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于世。若其所欲改，其阴书于纬，藏之以传后王。《穀梁》四时田者，近孔子故也。《公羊》正当六国之亡，谶纬见，读而传为三时田。作传有先后，虽异，不足以断《穀梁》也。如郑此言，三时之田，不敢显露，阴书于纬，四时之田，显然在《春秋》之经。穀梁为传之时，去孔子既近，不见所藏之纬，唯睹《春秋》见经，故外为四时田也。公羊当六国之时，去孔子既远，纬书见行于世，公羊既见纬文，故以为三时田。又郑《释废疾》云：“岁三田，谓以三事为田，即上一曰乾豆之等。”是深塞何休之言，当以此注为正。

郑玄在《起废疾》中对何休“四时皆田”的说法进行了反驳。郑玄注认为“夏不田”是因为“夏是生养之时”，且“夏禹以仁让得天下”，避讳夏名，故“夏不田”。何休注《穀梁传•桓公四年》“公狩于郎”，引《运斗枢》“夏不田”，但认为《穀梁传》有“夏田”（即“夏曰苗”），“于义为短”，与孔子微旨不合。

何休《公羊墨守》自诩公羊学“义例严密，如墨翟之守城，不可破”，尤其推崇“三科九旨”（如“存三统”“张三世”“异内外”）为《春秋》唯一正解。郑玄《发墨守》则指出公羊义例的内在矛盾，主张义理无常，应随事而通融。《公羊传》中有许多神怪、灾异、预言性的内容（如“六鹢退飞”“西狩获麟”的神秘解释）。郑玄以更理性、更平实的态度重新解释这些现象，剥离其神学外衣，将其还原为自然现象或普通历史事件，从而打击了公羊学的谶纬化、神学化倾向。因此，何休在见到郑玄的《箴膏肓》《起废疾》和《发墨守》之后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

郑玄对何休的批驳，并非简单的今古文对立，而是以“通经致用”为目标的经学整合尝试。

郑玄深谙《周礼》（《周官》），视其为周公致太平之书，乃礼制之根本。他以《周礼》《仪礼》和《礼记》为基础建构起一套系统的礼制、礼义框架，作为解读《春秋》三传所载人物行为、事件性质、是非评判的终极标准。这种将《周礼》制度与《左传》史实紧密结合的诠释方法，极大地深化了对《春秋》所载历史事件背后礼制依据的理解，使“礼”成为解读《春秋》经传的一把关键钥匙。

郑玄“以礼为本”的《春秋》学思想并非凭空产生的，而是对此前司马迁、许慎等学者有关思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司马迁曾在《太史公自序》中提出“《春秋》者，礼义之大宗”的命题，意谓《春秋》经的主旨就是儒家的礼义精神，《春秋》经评判人与事的价值标准就是礼义。东汉古文经学家许慎也在《五经异义》中提出“《春秋》者，礼也”的命题。显然，司马迁和许慎所提出的这两个命题是一脉相承的，当就是郑玄“以礼为本”的《春秋》学思想的渊源所自。

前述郑玄对何休《春秋三书》的批驳始终以“礼”为枢纽：无论是为《左传》辩护（以《周礼》证“执曹伯”之合礼），还是为《穀梁》正名（以《礼记•内则》释“夫人归宁”之礼），抑或破解《公羊》“墨守”（以“德礼”重新定义“夷夏”），均体现“礼为经之体，经为礼之用”的思路。这一范式将分散的经义纳入统一的礼制体系，使《春秋》从“微言大义”的神秘化解读转向“明礼守分”的现实关怀，强化了经学的社会实践功能。

郑玄的《春秋》学根基，主要建立在《左传》学之上。郑玄《左传》学的核心贡献在于将礼制研究融入《春秋》诠释。他在《六艺论》中明确提出“《左氏》善于礼”，认为《左传》通过具体史事展现周代礼制和礼义精神。

清人王仁俊辑《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三种》附录一《十三经汉注四十种辑佚书》中辑有郑玄《春秋公羊郑氏义》和《春秋左传郑氏义》各一卷，共四条佚文，而这四条佚文均与“礼”学相关。王仁俊所辑《春秋公羊郑氏义》只有一条，其曰：

“争罪曰狱，争财曰讼。”《周礼》曰：“狱讼者听而断之。”

按，此条佚文是王仁俊据日本元文三年至延享三年狮谷白莲社刻本《一切经音义》卷二三所辑。《一切经音义》原文引作：“《周礼》曰：‘狱讼者听而断之。’郑玄注《公羊》‘争罪曰狱，争财曰讼’。”王仁俊在此条佚文后有说明，其曰：“《音义》引《周礼》云云，又引郑玄注《公羊》云云，此郑注《周礼》用《公羊》者。今据辑。”

《春秋左传郑氏义》共三条：

桓公二十二年：“饮桓公酒”者，桓公至敬仲之家，而敬仲饮之酒也。时桓公馆敬仲，若哀公馆孔子之类。

昭公四年：“西陆朝觌。”谓立夏之时，《周礼》夏班冰是也。

昭公十三年：“郑伯，男也。”此郑伯男者，非男畿，乃谓子男也。俊案：右见王氏复所辑《郑志》，今辑以为《左氏义》。

按，第一条辑自《郑志》：“庄二十二年传云“饮桓公酒”者，桓公至敬仲之家，而敬仲饮之酒也。答张逸云：“时桓公馆敬仲，若哀公馆孔子之类。”第二条辑自《春秋左传注疏•昭公四年》：“西陆朝觌而出之。”杜预注曰：“谓夏三月日在昴毕，蛰虫出而用冰。春分之中，奎星朝见东方。”孔颖达疏曰：“郑玄答其弟子孙皓问云‘西陆朝觌’，谓四月立夏之时，《周礼》夏班冰是也。与杜说异。理亦通也。刘炫云春分奎星已见，杜以夏三月仍云奎始朝见非其义也。杜郑及服三说，郑为近之者。”第三条辑自《郑志》：“昭十三年《左传》”曰：‘郑伯，男也。’贾逵以为郑伯爵，在男畿，郑距王城三百余里，而得在男畿者，《郑志》答赵商云：‘此郑伯男者，非男畿，乃谓子男也。’”（本条又见于《毛诗正义》）显而易见，这三条《郑氏义》佚文均与礼制、礼义有关。这也从一定维度上体现了郑玄“以礼为本”的《春秋》学思想。

郑玄不仅是遍注群经的经学大师，而且精通谶纬。《世说新语•文学第四》刘孝标注云；“玄少好学书数，十三诵五经，好天文占候风角隐术。年十七见大风起，诣县曰：某时当有某灾。至时果然。智者异之。年二十一，博极群书，精历数图纬之言，兼精算术。”由此可知，郑玄少年即研习和精通谶纬之学。又《后汉书》郑玄本传记载郑玄曾在马融门下研习图纬之学曰：“以山东无足问者，乃西入关，因涿郡卢植事扶风马融。融门徒四百余人，升堂进者五十余生。融原骄贵，玄在门下，三年不得见……会融集诸生考论图纬，闻玄善算，乃召见于楼上。”由此可知，郑玄不仅师从马融研治古文经学，而且还师从马融研习图纬之学，且颇有造诣。因而郑玄也在《戒子益恩书》中自谓：“博稽六艺，粗览传记，时睹秘书纬术之奥。”

谶纬是汉代流行的神秘主义学说和思想思潮。其中的“纬书”依附于儒家经典，如《春秋纬》即依托《春秋》而作，内容涉及天文历法、灾异符命、政治预言等。郑玄经学虽以古文经学为主，但也吸收了今文经学及谶纬思想，并为多部纬书（包括《春秋纬》）作注，这也算是郑玄在《春秋》学领域的一项贡献。

关于郑玄所作纬书注的具体篇目，《后汉书•郑玄列传》仅记有《中候》。而根据《隋书•经籍志》和《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郑玄曾注过《易纬》《尚书纬》《诗纬》和《礼纬》。现在只有《易纬》的大部分还在流传，其余都已散佚。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经编纬书类（第六帙卷五三）只辑录了如下几种郑玄注释的《尚书纬》和《诗纬》的辑佚书：《尚书中候》三卷、《尚书纬璇玑铃》一卷、《尚书纬考灵曜》一卷、《尚书纬刑德放》一卷、《尚书纬帝命验》一卷、《尚书纬运期授》一卷和《诗纬推度灾》一卷，而没有辑录郑玄撰作的《春秋纬注》。因而清代学者王鸣盛《蛾术编•谶纬》、皮锡瑞《经学历史》及现代学者陈槃《古谶纬研讨及其书录解题》、钟肇鹏《谶纬论略》均认为郑玄未系统注释《春秋纬》，其纬书研究重心在《易纬》《礼纬》。不过他们论据并不充分，似乎还不足以否定郑玄曾为《春秋纬》作过注。传世文献中保存有明确标注为“郑玄注”的《春秋纬》佚文数条，似乎可以证明郑玄确实曾经为《春秋纬》撰作过注释。正如当代学者徐栋梁、曹胜高所说：“郑玄为《春秋纬》作注之说不见历代书目所著录。但从后世所存文献来看，郑玄尚有《春秋纬》注佚文4条，分别为《运斗枢》《保乾图》《春秋纬》《春秋谶》各1条。虽然数量不多，可证郑玄曾经为《春秋纬》作注。而且既然郑玄遍注其他纬书，则对于《春秋纬》应该也会予以注解。”

需要注意的是，郑玄的弟子宋均是东汉末年著名的谶纬学大家，可谓遍注群纬。《隋书•经籍志》著录宋均纬书注八种，其中就有宋均注《春秋纬》三十卷。作为郑玄的学生，宋均的《春秋纬》学当然渊源于郑玄，这也从侧面佐证了郑玄很有可能确实为《春秋纬》作过注。

郑玄不仅曾经为包括《春秋纬》在内的纬书作过注，而且在注经时，常引纬书以补充经典解释，如《周礼注》引用“五帝”名号（苍帝灵威仰、赤帝赤熛怒、黄帝含枢纽、白帝白招拒、黑帝汁光纪），即出自纬书。郑玄为纬书作注或以纬释经，虽然并非全盘接受谶纬，而是择取其中与经学可互证的部分，如天文历算、历史传说等，尽可能对其中荒诞不经的内容有所剔除。如《礼记•王制》曰：“天子诸侯无事，则岁三田。”郑玄注曰：“三田者，夏不田，盖夏时也。《周礼》：‘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狝，冬曰狩。’”宋魏了翁《礼记要义》考证认为：“郑之此注，取《春秋纬运斗枢》之文，故以为夏不田。”由此可知，郑玄对“三田”的注释就是采《春秋纬》之说。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过多地以纬释经对郑玄经学体系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因而遭到后世学者的批评。如唐初《贞观礼》沿用郑玄“六天”说进行天帝祭祀，但高宗时《显庆礼》依王肃说改革，礼部尚书许敬宗与礼官批评郑玄说：“六天出于纬书，而南郊、圆丘一也，玄以为二物；郊及明堂本以祭天，而玄皆以为祭太微五帝。《传》曰：‘凡祀，启蛰而郊，郊而后耕。’故‘郊祀后稷，以祈农事’。而玄谓周祭感帝灵威仰，配以后稷，因而祈穀。皆缪论也。”

欧阳修在《新唐书•礼乐志三》中批评郑玄以纬释经说：“自周衰，礼乐坏于战国，而废绝于秦。汉兴，六经在者，皆错乱、亡、杂伪，而诸儒方共补缉，以意解诂，未得其真。而谶纬之书出以乱经矣。自郑玄之徒，号称大儒，皆主其说，学者由此牵惑没溺，而时君不能断决，以为有其举之，莫可废也。由是郊、丘、明堂之论，至于纷然而莫知所止。”

郑玄的以纬释经虽然确实有积极的学术意义，但也存在负面影响，前述许敬宗与欧阳修对郑玄以纬释经的批评是中肯的。

郑玄的《春秋》学研究，是其宏大的经学阐释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虽未如其三礼注、《毛诗笺》那样体系完备、影响昭彰，却以其独特的路径和深刻的洞见，在汉代《春秋》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宏通的视野、严谨的方法、深厚的学养以及对《春秋》三传批判性融合的实践，使其成为汉代《春秋》学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深刻影响了后世《春秋》学研究的走向与方法。他不仅是礼学大师，也是《春秋》学史上一位极具洞见和影响力的重要学者。

通过对散见于群经笺注及《郑氏三书》中相关论述的钩沉索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郑玄《春秋》学的核心成就与贡献：他以深厚的礼学为根基，开创性地深化了“以礼解经”的模式，精研并辨析义例，有力地维护了《左传》解经的权威，推动了《左传》学的精密化；在《公羊》学领域，他的矛头直指何休的谶纬化阐释，力辟虚妄，廓清迷雾，维护了《公羊》学中“尊王”“大一统”等核心义理的本旨，引导其回归理性；在《穀梁》学领域，他则慧眼独具，钩沉其义理精微之处，回应何休的攻讦，并充分肯定其在伦理道德评判和补充《左传》叙事方面的独特价值。

贯穿于郑玄三传研究始终的是其“以礼为本，据礼断事”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他超越了今古文经学的门户之见，打破了固守家法师法的藩篱，以批判性的眼光审视各家学说，力求在融会贯通中探求《春秋》经义之真谛。这种开放包容的态度和严谨扎实的学风，不仅是对汉代《春秋》学研究的一次重要总结与提升，更开创了《春秋》学研究中三传兼采、以礼证经的新范式。

郑玄的《春秋》学成就，固然因其著作的散佚而显得有些星光黯然，但其蕴含的学术精神、研究方法和具体洞见，如同涓涓细流，浸润了后世《春秋》学的沃土。从晋代范宁到唐代啖助、赵匡、陆淳，再到宋元明清诸儒，在研究路径的选择、三传价值的评判以及礼制与《春秋》关系的探讨上，都能或多或少地看到郑玄学术遗产的影子。因此，重新审视和评价郑玄在《春秋》学领域的贡献，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这位经学集大成者的学术全貌，更能深化对汉代经学发展脉络以及整个中国《春秋》学演进历程的认识。

作者：丁鼎，孔子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文庙书院与礼乐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吴子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

原载：《国际儒学（中英文）》202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