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华文明的原创性概念标识，“天地之中”的精神内核深植于由文献记叙、金石器物与历史遗存构成的嵩山文献大系：典籍将华夏先民的方位认知与嵩山地区紧密联结，金石器物保存着古代政权对秩序与正统的追求，古建筑群则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将天、地、人的哲思凝聚于榫卯之间。三者以不同方式呈现“天地之中”的概念，嵩山文献遂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表达。以考释视角促进文明传承发展的中国古典学，恰为理解其中的居中守正、开放包容提供了新的诠释视野。
文献经典化中的“中心”叙述
经典化是早期文本通过后世持续诠释与实践，不断传承并逐渐获得权威地位的文化机制。嵩山地区的“中心”地位，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被逐步建构、强化、确立，而非自然山川的先在属性。
早期典籍对嵩山的记载，反映了华夏先民的信仰体系与世界观，成为其“中心”地位的真实表达。《尔雅》以“中岳”称呼嵩山，从地理空间角度凸显其“地之中”的属性。《逸周书》名之以“天室”，暗示嵩山并非凡俗山川，而是天神居所，是其“天下之中”地位跃升的关键。《诗经·嵩高》作为周代神话史诗，开篇即以“嵩高维岳，骏极于天”奠定嵩山的神圣性；复以“维岳降神，生甫及申”的贤臣出生地功能，将“天地人”紧密联系在一起；“四国于蕃，四方于宣”的表述，暗含“中心”意味，使“天地之中”与政治合法性彼此关联。《周礼》则将位于“天地中心”的嵩山纳入五岳崇祀体系，赋予其最高级别的礼制地位。先秦文献相因相生，共同完成了嵩山“中心”地位的奠基。
先秦文献以其早发性与原创性，在中国文化史上居于源头地位。后世学者以“经典”名之，并在不断传述、注解与阐释中赋予其深层内涵。嵩山的中心性，便在这一过程中被日益加强、稳固，嵩山名号的定型可资证明。先秦文献中嵩山有“外方”“嵩高”“天室”“中岳”诸称，其指涉涵盖地理、文化等不同层面。两汉以降，学者们通过对上述称呼的阐释与辨析，逐步确立嵩山“天地之中”的文化定位。在礼法制度层面，《周礼》设立的中岳崇祀制度，成为后世王朝的理论依据。从《史记》所载汉武帝亲往太室祭祀，到《旧唐书》记载唐代帝王赐封其“天中王”，再到明清史籍中的祭祀规范，嵩山祭祀制度的每一次调整，均可溯源于《周礼》。重释与实践推动早期文献完成经典化，使其成为兼具开放与权威性的文化元典。那些诠释、阐发之作，作为次典与之相伴，共同构成了中国古典体系的一部分。嵩山的“中心”定位，亦随之日益稳固。
器物金石中的“中央”表达
华夏先民自远古以来便构建起“中央”至“九州”、“四海”到“天下”的文明圈层。嵩山地区因地处华夏正中，便于经济互通、文化往来，在成为人类文明发源地的同时，更被赋予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的独特内涵。在古典学视野下，嵩山文献里的“中央”观念，既是经典文本中的思想命题，又是由金石器物所表达的物质实践。数千年来，华夏民族以器物金石为媒，在嵩山地区构筑起“中央”表达的物化谱系。
龙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象征，其凭借特殊的政治意涵，成为代表“中央”地位的符号。濮阳西水坡出土的蚌塑龙，是嵩山地区已知最早的龙文化遗迹。它与墓葬西侧的蚌塑虎构成方位布局，反映出华夏先民的天文认知；墓主头南足北、龙虎拱卫的葬制，则体现了古人“居中得正，以观于天下”的朴素宇宙观。进入王朝时代，龙图腾逐渐成为权力中心的象征。二里头遗址挖掘的绿松石龙、殷墟亚长墓发现的玉龙，皆为最高权力的物质载体。安阳出土的后母戊鼎，四周皆铸有龙纹，更进一步强化了王权的至高性。秦汉以降，龙成为皇权专属符号。历代帝王皆以“真龙天子”自居，其统治被视为“居中处尊”。嵩山地区魏晋至北宋帝王陵墓群，墓室内外多见龙纹装饰，昭示着帝王正统与礼制规格。
碑碣是文化的符号，也是文明传承的见证。嵩山地区的碑碣群落，纵贯西周至今，内容涵盖帝王御笔、政令文书、营造记事诸端，堪称一部立体式的中华文明档案。镌刻于碑石的文字，集中呈现了中华民族的“中央”观念与大一统思想。如周代《寅簋铭》详记一次动乱及赏赐始末，是研究周代政治的珍贵遗存。铭文中提到的鬯、车、服、马等器物，在反映君臣关系的同时，具象呈现了“中央”观念在礼制中的实际运作。至于“敬明乃心”“用辟我一人”“勿事齿虐从狱受杂且行道”等训诫，体现了古人“居中履正”的施政理念，彰显了“敬德保民”的价值取向，成为后世“中德”观念的先声。又如“汉三阙”（太室阙、少室阙、启母阙）刻石，是我国现存较古老的礼制建筑遗存。阙在古代常立于宫殿之外，因而常被代指朝廷。三通刻石以阙为名，足见嵩山在汉代礼制中的“帝王级”规格。石上“处兹中夏”“竝天四海”等文字表述，将方位、疆域并举，体现了大一统国家由中央渐次向四方扩大的文化地理圈层理念。再如北宋《大宋中岳中天崇圣帝碑》，在叙述中岳的命名逻辑与文化意涵后，着重铺陈宋真宗崇祀嵩山的政治合法性，使帝王祭祀与权力中心深度绑定。嵩山的“中央”政治文化地位，也凭借物质之坚，铭刻于历史深处。
地理空间中的“中道”阐释
地理空间的“中”逐步拓展至文化领域，最终衍生出哲学层面的“中道”观念。董仲舒曾言“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将人身作为天地贯通之中介。人因身兼天地禀赋，遂拥有“不偏不倚”的哲学概念。嵩山作为“天地之中”，便在地理空间中涵摄着“中道”的深意。
“中道”观凸显了中华民族开放包容的气质。作为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嵩山地区自古便开启了与不同地域、民族的交往。裴李岗文化向外辐射，与周边老官台、海岱、磁山等文化互动融合，共同助推中国史前文明的发展；二里头文化的形成，亦得益于这种文明交融。在出土文物中，依然可见龙山、肖家屋脊等文化影响的印痕。进入文明社会后，历代帝王多建都于嵩山地带。政治上的中心性，促使四方文化向嵩山地区汇聚、碰撞、融合，进而在开放中凝聚文化精华，于包容中推动文明演进。这正是“中道”观下海纳百川的精神实质。
“中道”观还体现了中华民族守正创新的品格。历史上嵩山地区三教荟萃、比邻和谐，共同推进了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儒家层面，嵩阳书院乃理学发祥地，北宋程颢、程颐曾讲学于此。其“以性为理”的主张，在儒学本体基础上涵化佛、道思想，实现了思想创新突破；佛教层面，东汉永平年间明帝敕建白马寺，存放汉译《四十二章经》，自此开启了佛教中国化的历程。达摩曾在“禅宗祖庭”少林寺创立“壁观”法门，经慧可、僧璨等弟子再传吸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劳作、中庸、坐忘诸思想，终成最具中国气象的佛教支脉；道教层面，北魏寇谦之通过援引儒家主张、模仿佛教仪式，在嵩山地区推行道教改革。往圣先贤“援佛入儒”“援儒入道”，以中正持守根本，用中和汇聚新知，正是“中道”观守正创新品格的生动体现。这种三教并立、互鉴共生的文化格局，亦是中华文化绵延不断、永葆生机之奥秘所在。
总之，古典不仅是书写于纸上的文字，更镌刻于金石器物、流动于地理空间。以古典学观照嵩山文献，由嵩山回望中华文明，“天地之中”的思想理念远超其字面。从地理方位与祭祀崇拜的“中心”概念，到“大一统”的“中央”叙述，再到“中道”的哲学思辨，嵩山文献深刻反映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结构。这既是其作为“天地之中”的精神内核，更是中华文明赓续不绝的文化密码。今天，深刻理解并把握“中”的文化价值，构建从文献经典到地理空间的研究格局，有助于推动中国古典学在开放包容中行稳致远。
（作者系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河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