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邓云，山东工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王玉堂，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基地研究员。
本文刊发于《泰山学刊》2026年第3期。
［摘 要］“大一统”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干，其悠久的历史实践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深厚的文化根基与制度基础。基于“两个结合”的视角，审视“大一统”思想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互动机制，可以发现，“大一统”是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密钥。不仅如此，其在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相结合的过程中，实现了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这一互动过程焕发了“大一统”思想的时代生命力，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关键的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
秦代奠定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格局，从此，“大一统”始终作为治国理政的根本宗旨延续两千余年，贯穿于汉、唐等汉族主导的王朝，亦为元、清等少数民族建立的中央政权所继承。这一深厚的政治传统，不仅塑造了中华文明“向内凝聚、多元一体”的结构形态，也是中华民族崇尚团结统一、反对分裂动荡的文化基因和历史见证。在“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亦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视域下，“大一统”思想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政治智慧，其治理逻辑与价值内核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与理论资源。正如崔明德教授所言：“‘大一统’是中国人的传统思维，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是各族人民共同的追求目标；各民族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辉煌灿烂的历史，都为中国的统一做出了重要贡献。”历史上，“大一统”治理实践体现为超越族群本位的政治整合、构建共同利益的经济方略，以及融汇多元的文化策略，这些举措不仅巩固了传统国家的统一格局，也为当代中国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奠定了制度与文化根基。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大一统’的传统观点已经提升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战略核心，这不仅深刻体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而且构成了实现民族复兴的根本性保障”。我们应在“两个结合”指引下，系统梳理“大一统”思想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之间的内在互动机制，从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脉络中汲取治理智慧，在尊重多样性中增强整体性，在包容差异中增进共识，稳步构建更加牢固、包容、繁荣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唯有如此，方能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关系和谐发展之路，谱写中华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时代新篇。
“大一统”思想作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社会理想和政治价值，其理论根基可追溯至“三代”的政治智慧。《公羊传·隐公元年》首倡的“王者无外”说，与《诗经》“溥天之下”的空间想象共同构成早期政治共同体意识。西周分封制以“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为核心原则，初步构建起“中心—边缘”的差序治理格局。至战国时期，孟子“定于一”的天下观与荀子的“四海一家”论，为秦制建立提供了理论准备，反映了早期中国社会对统一国家的向往。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度，通过“书同文，车同轨，度同制，行同伦”的制度创设，进行了制度性统合的首次实践，其郡县制建构将政治地理空间纳入垂直管理体系，奠定了“大一统”的国家形态结构。董仲舒创造性地将阴阳五行学说与政治秩序相结合，提出“天子受命于天”的宏大逻辑，从而使儒家伦理上升为维系帝国统治的核心意识形态。
古代中国的“天下”观念，最初形成于对地理空间的基本认知，泛指时人所理解的全部人类世界。随着历史与思想的发展，“天下”逐渐超越单纯的地理范畴，演进为一个融合政治秩序、文化伦理与宇宙观于一体的复合体系，为“大一统”思想的形成奠定了空间认知与意识形态基础。在这一过程中，“五服”制度所构建的从中心到边缘的层级秩序，不仅成为“大一统”政治理想的早期制度实践，更在空间结构上确立了以中原为核心、逐级辐射的统治模式，深刻塑造了中国早期国家的组织形态。
在政治实践层面，“天下观”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构建起“大一统”的空间治理体系。以中原为中心，中央政权通过羁縻、土司、册封等制度将边疆民族地区纳入统治范围，并借助朝贡体系整合朝鲜、越南等周边政权，形成具有文化向心力和政治整合力的“大一统”天下秩序。正如许倬云所指出的，中国在本质上是一个“天下国家”，这一特性使得“天下观”与“大一统”思想在中国历史中居于核心地位。它超越种族与血缘界限，强调包容共生，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大规模种族冲突与宗教战争，体现了儒家“天下一家”、墨家“兼爱天下”的“大一统”理想境界。
从思想与历史意义来看，“天下观”不仅为“大一统”提供了空间认知框架，更塑造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政治思维方式。有学者研究表明，源起于先秦时期的“天下观”体系，既承载着地理认知的拓展，更映射着“大一统”政治共同体建构的智慧。这种思维模式被视为中华文明“大一统”思想的起点与核心载体，是中华文明的主要特征之一。通过“天下一统”的政治工程，“天下观”为多民族国家的建构与巩固提供了根本性的制度框架与文化纽带，使得“大一统”成为贯穿中国历史的政治理想与治理实践。
葛兆光先生指出，古代中国的“华夷”观念至少可追溯至战国时期，并大致分为两类：一是强调族群区隔的“夷夏之辨”，如“内诸夏而外夷狄”，旨在强化华夏认同；二是注重文化包容的“华夷一体”，如“华夷共祖”“天下一家”，强调民族融合共生，为“大一统”政治理想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尽管历史上曾出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等排他性言论，但“华夷一体”始终是民族关系思想的主流，并在推动“大一统”国家建构与民族观念形成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华夷一体”思想自先秦萌芽，贯穿整个中国历史，成为中华民族融合与“大一统”理论的重要基石。西汉时期，《史记》将黄帝塑造为华夷共祖，奠定“华夷共祖”观念，从血缘和文化上为“大一统”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同一时期，董仲舒提出“王者爱及四夷”，强调华夷身份可变，从理论上拓展了“大一统”的治理范围。隋炀帝强调“方今宇宙平一，文轨攸同”，体现了隋代将“华夷一家”理念融入“大一统”政治实践的追求。唐太宗在处理民族关系上提出“夷狄亦人耳。……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进一步将“华夷一家”理念转化为“大一统”治理的具体政策。宋辽金元时期，辽、金、元等政权相继提出“蕃汉一家”“华夷同风”“天下一家”观念，在制度与文化层面深化了“大一统”的内涵，推动了多民族政权的整合。明清时期，明太祖主张“华夷无间”，清雍正帝强调“中国一统”，从不同角度巩固了“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使“华夷一体”成为维系国家统一的重要纽带。至近现代，孙中山倡导“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推动“华夷一体”思想向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转型，延续了“大一统”的历史脉络与政治理想。
“华夷一体”思想的长期演进，不仅推动了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进程，更在思想与实践层面支撑了“大一统”政治体制的构建与延续。它所塑造的“多元一体”民族格局，既为历史上“大一统”国家的巩固提供了理论支撑，也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国家统一大业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智慧与实践指南。
“和合”思想源于《周易》“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辩证思维，以“保合太和”为理想境界，既肯定万物差异，又追求“万国咸宁”的整体秩序，为“大一统”思想奠定了深厚的哲学根基。这一宇宙观经董仲舒融合阴阳五行学说，以“三统循环”等理论进一步阐释，使“和合”理念从哲学层面系统化为支持“大一统”政治秩序的思想体系，推动“大一统”从观念走向制度构建。
在历史实践中，“和合”思想不断为“大一统”体制注入文化凝聚力。先秦时期已显现包容差异、追求共生的治理倾向；秦汉时期儒法融合，形成“外儒内法”的治理结构，为“大一统”国家提供了制度框架；北魏推行均田制并联合胡汉士族，增强政治整合；唐朝实施“因俗立法”，兼顾地方特性与中央集权；朱熹以“月印万川”阐释理一分殊，将“和合”理念提升为贯通天人的普遍法则，强化“大一统”的思想统合；清代通过盟旗制度与《大清会典》，在统一法制下实施多元治理，拓展了“大一统”的治理维度。这些实践始终贯穿着“和而不同”的政治智慧，在尊重多元的基础上巩固统一，为“大一统”国家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制度与文化支撑。
“大一统”思想继承并发展了“和合”思想中的整体观与凝聚力，深化了以政治统一为核心、文化认同为纽带的国家共同体意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体包含多元，多元组成一体，一体离不开多元，多元也离不开一体，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两者辩证统一。”在这一思想指引下，“大一统”传统持续推动各民族在政治、文化、经济等领域的深度融合，共同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发展路径与共同体命运。
“大一统”在中华民族历史演进中，历经多民族互鉴共融的持续淬炼，凝练为中国政治传统的核心理念。这一思想一脉相承，内涵不断丰富：从传统的“华夷一统”观念，发展为近代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中华民族”认同，进而升华为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演进，推动中华民族“天下一统”思想由“自在”走向“自觉”，最终形成今日多元一体格局。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各民族形成了深厚的文化认同与命运纽带，不仅为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奠定了思想基础，也持续增强了共同体的内在凝聚力。与此同时，通过政治整合、经济互通与文化交融，不断夯实统一国家的制度根基与认同基础，塑造了中华民族深层的价值结构，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政治格局的演变轨迹。
尽管“中华民族”作为自觉的政治概念出现于近代，但其作为自在的民族实体早已具备深厚的历史根基。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在我们的祖国大地上自古以来就生存、活跃着众多民族，古代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华大地上居住的各民族生活中的常态”。自华夏文明起源阶段始，以炎黄部落联盟为核心，不断融合周边族群，经夏、商、周三代与夷、蛮、戎、狄等群体的交融，至秦汉时期形成具有强大凝聚力的汉族，并成为中华民族凝聚的核心。对此，费孝通先生指出：“汉族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形成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中产生了一个凝聚的核心。”
近代以来，在外来侵略与民族危机的冲击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步觉醒。梁启超率先提出“中华民族”概念，孙中山倡导“五族共和”，强调中华民族是“世界最古、最大、最富于同化力之民族”。李大钊则进一步提出“中华民族之复活”，推动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代转型。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系统阐释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性，指出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揭示了中华民族的内在联系和整体性，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概念的科学概括。
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族的内涵不断丰富，逐步形成“多元一体”的现代民族格局。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形象地说，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的关系”，强调“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团结意象。2018年，“中华民族”概念正式载入宪法，标志着其在国家根本大法中的确立。中华民族作为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代中国反抗帝国主义压迫与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伟大斗争中逐步形成并觉醒的；而作为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在中国数千年悠久历史进程中，经过长期交往、交流、交融而自然形成和发展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一体”统摄“多元”、“多元”支撑“一体”的辩证结构，凸显了其统一性、整体性与不可分割性，为新时代民族工作与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奠定了理论基础与制度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是有着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伟大民族。我国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这“五个共同”的历史实践，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坚实根基，其生成逻辑既源于文明赓续的自然凝聚，也得益于制度理性的政治构建。
自秦汉以降，“大一统”的国家架构不仅塑造了“天下”秩序的制度实体，也为后世统一王朝提供了核心治理范式。这一融合政治、文化、经济与社会等多重维度的文明体系，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得以延续和发展的制度原型。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能够长期维持统一，关键在于各民族在历史进程中形成了稳固的内生共同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大一统”思想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治理智慧的精髓，历经各代传承与发展，始终是追求国家统一的核心理念与制度目标。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作为凝聚全民族的身份符号广泛传播，现代国族意识由此逐步构建。在中国共产党推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中，“中华民族”概念被赋予了更为深刻的政治内涵与鲜明的人民属性，从而成为团结各族人民、维护国家统一的强大精神纽带。
从“两个结合”的视角审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根基与维系纽带，深刻体现于“五个共同”的历史实践之中。一是共同开拓辽阔疆域。古代中国通过建立中央集权的文官体系、推行郡县制与统一律法，打破了血缘与地缘的壁垒，实现了对超大规模文明体的有效治理。这种“大一统”的政治实践，不仅奠定了中国的疆域基础，更将四面八方各民族纳入统一的治理框架，为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政治与空间前提。二是共同书写悠久历史。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并非孤立发展，而是通过河西、藏彝、南岭、辽西等民族走廊，以及茶马古道等贸易网络，形成了紧密的经济文化交流与共生关系。这种跨越千年的深度互动，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波澜壮阔、休戚与共的历史篇章。三是共同创造灿烂文化。中华文化在历史演进中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内核、兼容并蓄的价值体系。语言文字的相通性、礼乐教化的共享性以及“兼和通变”的哲学理念，塑造了超越具体族群的文化认同。这份辉煌的文化遗产，是各民族共同智慧的结晶，成为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核心纽带。四是共同培育伟大精神。在抵御外侮、追求发展的共同奋斗中，各民族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交错杂居”的分布格局，在日常生活的深度互动中凝练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禀赋，构成了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独特精神标识与强大精神动力。五是共同塑造现代命运。近代以来，在共御外侮的伟大斗争中，各民族的血流在一起、命运熔铸一体，实现了从自在到自觉的伟大转变。这一历程，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确立了民族平等、团结、共同繁荣的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共同走上了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
综上所述，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在“五个共同”的历史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命运共同体，其本质深刻体现了“一体”与“多元”的辩证统一。在“两个结合”的理论指引下，传统“大一统”治理智慧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相结合，不仅为我们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生成与当代建构提供了科学的解释框架，也为新征程上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文明现代更新奠定了坚实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多民族的大一统，各民族多元一体，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财富，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优势。”在“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原则指引下，“大一统”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主线与文化基因，其当代价值得到充分彰显。史前时期的中华先民已展现出鲜明的交融特质，各大古老族群在文明起源阶段就形成了深层次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不仅体现在文化因子的相互渗透，更表现为制度雏形的彼此借鉴，为统一趋势的生成奠定了坚实基础。“大一统”理念及其制度实践，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第二个结合”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它既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又通过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共同体建构路径。这一历史传统不仅奠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逻辑，更在新时代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成为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制度传统和治理智慧。
第一，从政治层面看，“大一统”思想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奠定了政治整合的合法性根基。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政治理念，“大一统”思想通过“定天下于一”的治理范式，为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整合提供了合法性基础。自秦代确立“书同文，车同轨，度同制，行同伦”的建制原则始，历代王朝不断深化中央集权制度创新。汉代通过郡县制与“推恩令”瓦解封建割据，元代创设行省制度强化垂直管理，明清两代则运用“改土归流”“盟旗制度”等差异化治理策略。这种集权与自治相调适的政治智慧，既确保了中央权威的统摄地位，又包容了边疆地区的特殊治理需求，最终塑造出“多元一体”的国家形态。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政治整合并非简单的疆域拼合，而是通过制度创新将不同民族纳入统一的政治框架，使“统一不可分割”成为超越地域和族群的民族共识。
第二，从思想层面看，“大一统”思想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奠定了价值共识的文化纽带。“大一统”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要素，不仅为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坚实而恒久的思想根基，更成为维系中华国脉绵延的精神纽带，本质上是各民族在共同历史实践中孕育的理性认知与情感记忆的结晶，是各族人民认同感不断累积与升华的结果。植根于儒学的中国传统“大一统”理念，以“天下仁爱”“四海一家”为思想内核，深刻促进了各民族在思想文化层面的整合与统一。其所倡导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等核心价值，历经岁月洗礼而历久弥新，并已然超越族群界限，不仅深刻塑造了汉族的思维模式与价值取向，亦在各少数民族中深深扎根，成为塑造中华民族共同精神世界与价值认同的深层力量。
第三，从经济层面看，“大一统”思想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提供了经济互嵌的制度模板。“大一统”格局下的经济整合呈现出显著的互补性特征，形成了跨越地理区隔的复合型经济体系。历代中央政权通过建构制度化的经济网络，推动不同经济形态的深度融合，繁荣起来的经济自然形成了“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凝聚力”。汉唐时期的“丝绸之路”促进了东西方技术交流，宋明“茶马互市”实现了农耕与游牧经济的资源置换，清代“走西口”“闯关东”等移民潮则催化了民族杂居与经济共生。这种经济互嵌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更形成了深层的依存关系，中原的粮食、手工业品与边疆的马匹、矿产通过官方榷场与民间互市实现双向流动，构建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生格局。元代色目商人主导的国际贸易网络、明代军屯制度带动的边疆开发，加强了内地与边疆地区的联系，推动了中原农耕经济和边疆游牧经济、绿洲经济、渔猎经济以及河谷经济的多元融合发展，在客观上强化了经济共同体的物质基础。这种历时性经济整合过程，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注入了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
第四，从文化层面看，“大一统”思想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塑造了文化认同的精神内核。“大一统”思想的文化整合机制呈现出“以文化之”的鲜明特征，构建起超越血缘族属的文化认同体系。自汉武帝“独尊儒术”确立文化正统始，通过广设儒学、人才选拔、史书编纂、礼制建设等系统工程，逐渐形成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价值共同体。南北朝时期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的汉化改革，元代将程朱理学官学化的文化政策，明清在西南地区推行的儒学教育，都彰显出文化整合的深层逻辑。这种整合并非简单的文化替代，而是通过共享符号系统的建构实现价值融合。藏传佛教与中原王朝的政教互动、西南土司对儒家礼制的自觉接纳、各民族对春节等节庆习俗的共同传承，都在不同维度强化着文化认同。这种文化整合最终铸就了中华民族“和而不同”的精神特质。
从政治制度创制、思想共识熔铸、经济网络构建到文化认同培育的四维框架审视，“大一统”思想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塑提供了完整的历史演进逻辑。这种整合机制既非依靠武力征服的刚性统合，也非推行文化同化的单向进程，而是在尊重多样性的动态平衡中，通过制度层面的集权官僚体系建构、经济层面的跨区域网络编织，以及文化层面的价值符号共享，逐步熔铸成的有机文明共同体。中国传统“和而不同”的治理智慧，不仅造就了历史上“多元一体”的稳定格局，更为当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价值。
依托“大一统”文化认同的深层维系，中华民族在历史演进中虽历经重大危机，却从未陷入永久分裂，反而在应对挑战的过程中不断深化族际交融，升华为追求统一的精神向心力。这一观念经长期历史淬炼，已凝练为凝聚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核心基因，成就了中华文明五千年赓续不绝、疆域基本稳定、文化认同绵延不断的历史奇迹。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治国理政的全局高度，首次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大命题，赋予中华民族共同体以新的政治意涵、历史纵深与文明高度，使其成为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的核心概念。这一理念不仅体现了党中央对时代形势的深刻洞察，也是我们党推进民族工作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与实践指南。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其理论根基源于三重逻辑的深度互构。
其理论逻辑在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的深厚理论渊源。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经典作家批判资产阶级“虚假的共同体”，旨在建构理想共同体，故将共产主义界定为“真正的共同体”。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的精髓，在于和合与共，其终极追求是构建一个命运共同体，强调各民族内在的一致性，同时尊重个体差异性，这为理解民族共同体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1935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明确提出：“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与方法，是我们解决少数民族问题的最可靠的武器。”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提出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自治、民族互助等重要理论，奠定了中国特色民族理论的基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的民族政策是正确的，是真正的民族平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创新性地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要命题。这是对中华民族历史演进规律的深刻把握，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是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其历史逻辑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一统”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大一统”思想深植于中华民族历史与文化传统，是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的核心精神纽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这一特性不仅贯穿于中国历史统一与分裂的交替进程中，更在各民族交融会通中凝结为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从春秋战国“华夷一体”的思想萌芽，再到后世对“大一统”理念的不断延续与丰富，这一思想始终是凝聚各民族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基石。“大一统”不仅是政治理念，更是一种超越地域、血缘与宗教的文化认同与价值追求。它倡导多元一体、团结统一，推动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融合格局，使广袤疆域与众多民族在精神层面实现高度整合。正如汤因比所言：“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绝对要求。”在新时代背景下，“大一统”思想正经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国共产党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等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明成果，既传承“大一统”治理智慧，又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继承“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思想传统，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实现民族复兴凝聚广泛力量。
其现实逻辑在于新时代民族形势的战略研判。当今世界形势复杂多变，国际霸权主义依然存在。国际反华势力顽固推行对华渗透与遏制战略，他们凭借话语与文化优势，不择手段地将民族、人权议题武器化，大肆对华进行舆论污名化操作，企图从内部分裂中国社会，破坏我国民族团结的大好局面，严重误导各族群众尤其是青年群体的国家观与民族观。在国际国内思想领域，一些学者通过歪曲史实、虚构历史等手段，提出“内亚史观”“一族一国论”“王朝征服论”“族群史观”等错误历史观，企图从解构中华民族的历史叙事入手，进而挑拨当下的民族关系，干扰正常的民族工作，最终影响治边方略的落实，其根本目的是要挑战我们关于民族历史的正确认识，破坏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从民族工作自身看，领域内也一度存在问题，危害和谐稳定大局与民族关系。部分地方仍存在民族“交”而未“融”、“融”而不“深”的现象。一些偏远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基础设施不够完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有待提高，导致其发展与其他地区存在差距，进而影响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维护各民族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是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必然要求，是党的民族工作开创新局面的必然要求。“四个必然要求”贯通历史、现实与未来，深刻阐明其历史必然性与现实重要性，核心在于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建设凝聚力更强、包容性更广的命运共同体。
“大一统”思想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和文化基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含有丰富的“大一统”政治智慧。纵观中国历史发展脉络，统一始终占据主流，而分裂不过是短暂现象，但无论是统一还是分裂，中华文明的内在统一性都为各民族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形成向心力和凝聚力发挥了关键作用。无论民族成分如何、宗教信仰怎样，无论身处内地还是边疆，“大一统”始终是中华民族血液中最强大的基因、最鲜明的精神禀赋，中华民族各民族都深知“团结统一是福，分裂动荡是祸”的道理。可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是“大一统”思想在新时代的阐述、丰富和发展，更充分体现了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新内涵和重大历史使命。
第一，“大一统”思想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源泉。“大一统”思想萌芽于先秦，成熟于秦汉，强调“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主张通过政治统一、文化认同和民族团结实现“天下归心”。这种思想不仅体现在古代的政治实践中，如秦始皇统一六国、汉武帝开拓边疆、明成祖五征漠北等，也体现在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如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通过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嵌入式社区建设等方式，将历史上的“政治统一”升华为“情感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展现了“大一统”思想的历史延续性和现实意义。
第二，“大一统”理念的历史建构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塑。历经千年流变，“大一统”所蕴含的民族融合精神已内化为各民族共同的政治信念与社会共识，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层次的内在驱动力。作为联结各民族的情感纽带，“大一统”理念至今仍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与吸引力。其生命力的源泉在于深刻的包容性，这使得它能与现代多民族国家治理体系相融合，通过契合各民族利益、尊重其文化特质、融合其民族特色的治理实践，强化共同体内部的思想联结，进而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此同时，“大一统”理念所激发的强烈认同感是其吸引力的关键，它有效提升了各民族作为中华民族成员的自觉意识，促进其主动寻求心理归属，塑造共同的政治品格，从而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就进程。
第三，“大一统”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古今交融之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调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而“大一统”思想则为这种交融提供了制度保障和文化支撑。“华夷无间”的理念强调各民族无论大小都应融入中华大家庭，共同构建和谐统一的国家。王阳明“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哲学思想在新时代演化为“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团结观。古代“修其教，不易其俗”的政治实践与当代民族政策的衔接，印证了中华文明治理体系的实践连贯性。总之，从“协和万邦”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始终在“多元一体”格局中推动政治智慧的创新性发展，既保持“天下一家”的向心力，又通过制度创新确保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实现共同繁荣。这种以统一性为根基、以包容性为特征的文明特质，正是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的核心密码。
第四，“大一统”思想引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复兴之路。传统“大一统”思想与“天下太平”“万国来朝”的盛世图景相连，体现了中华民族对繁荣稳定的追求。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背景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是应对分裂风险、抵御外部干涉的思想防线，也是把五十六个民族凝聚起来实现中国梦的精神动力。“大一统”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目标的一致性表明，“大一统”思想不仅是历史的产物，更是未来发展的指导思想。
“大一统”思想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脉相承，前者为后者提供了历史合法性资源，后者则为前者注入了时代内涵。二者具有内在逻辑上的契合性，揭示了中国民族问题的解决之道：既非强制同化，亦非放任分裂，而是在尊重差异中强化共同性，在维护统一中促进团结，最终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总之，“大一统”思想作为深植于中华民族血脉的共同社会理想与政治价值，积淀为追求民族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持续推动着各民族在历史进程中交融汇聚、凝结成稳固的整体。
“大一统”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强调政治体制、文化价值与民族认同的统一性，为多民族国家的构建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奠定了深厚基础。在“两个结合”原则指引下，“大一统”思想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其核心要义在于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深度融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共同体建构路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源于五千年文明积淀，形成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实践，并在近代以来共御外侮、共建家园的共同奋斗中不断升华。历史表明，“大一统”不仅是国家统一的制度保障，也是民族团结与共同发展的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