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江山 | 西方的东方文化研究

探讨西方的东方文化研究，实际上涉及到了国际东方学的课题。东方学是西方国家文化研究的一部分，它反映的是西方人从古到今对东方和东方文化的观念。具体到我们，探讨西方的东方文化研究，其任务便在于探讨西方国家对东方文化的观念和这种观念发生演变的历史及其社会背景，阐明此种演变的轨迹和意义；同时，还要探讨西方人对东方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限于篇幅，这里着重谈的是西方对东方文化认识随着东西方历史背景的变化而变化的几个阶段，探讨西方人对东方文化之所以热衷或冷落的原因，以及我们从西方对东方文化的观念变化中所应得到的启示。

（一）

在世界上延续时间长、没有中断过、真正形成独立体系的四大文化中，东方文化就占了三个，即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最后一个是从希腊、罗马时期开始的西欧文化体系，这就是一般意义上的西方文化（当然，西欧文化体系也在不断扩展，美国文化实际上就属于西方文化，这是历史形成的）。探讨西方的东方文化研究实际上就是探讨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的理解过程；更深一层地讲，就是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相互认同进而达到文化世界主义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曲折的、复杂的，充满着矛盾和斗争，其间也有和谐与融洽。

从最基本的定义出发，文化代表了人类群体的显著成就，包括它在人工物品中的体现；它由外显的和内隐的行为模式构成，这种行为通过象征符号而获致和传递；文化的核心部分是传统地即历史地获致和选择的观念，尤其是它们所具有的价值；文化体系一方面可以看作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则是进一步活动的决定因素。也就是说，文化至少由三个部分构成：物质部分（由此构成物质文化层次）、动态部分（由此构成外显行为的文化层次）、心理部分（由此构成观念文化）。其中，前两个部分的现象可以合起来构成文化的外显方面，后一个部分的现象，即知识、态度、价值体系等心理现象，则构成了文化的内隐方面。一个文化体系的人对另一体系的文化的认识过程大致也就是由外显文化到内隐文化的逐步深入过程。西方对东方文化的认识也不例外。

在16、17世纪以前，东西双方对对方文化都谈不上有多少深入的了解和认识。在这个阶段，西方对于东方文化的认识基本上处于物质文化层次。他们对东方感兴趣的仅仅是东方的物质文化，如中国的丝织品、印度的香料、阿拉伯的玻璃制品，等等。对东方文化的认识仅限于物质层次，羡慕东方的富庶，有时甚至把西人自己写的东方见闻视为海外奇谈。如13世纪后半期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东来中国，仕元17年，返国后写下了回忆性的游记（即《世界珍闻录》），介绍了东来途中的见闻，中国的形势，元大都及其宫城的雄伟壮丽，中国的施政措施及其效率，扬州、杭州等历史名城的富庶繁荣，经济和工艺技术的高度发展等等，一时被西人视为海外奇谈，甚至被某些人认为是欺世盗名的谎言。但是对东方财富的发现，却使西人对东方的物欲进一步提高，从而有了更深一层的文化认识需要。这就说明，异质文化的相互认识往往是以受物欲刺激为肇端的。正是由于西人出于追求财富的需要而发现东方，才使他们更进一步地发现东方文化新世界。

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16、17世纪，西方出于向海外扩张商业和殖民地及传教等目的，出现了一些商人、传教士和其他最初到东方来进行贸易和掠夺的人所作的关于东方各国的记载，如门多萨在1585年所作的关于中国的记载，欧利里阿斯在1647年所作的关于波斯和高加索的记载，等等。16世纪的巴黎大学、17世纪的牛津大学，都曾讲授一些近东语言（特别是阿拉伯语）。17世纪末，在欧洲的一些大学中（莱登、巴黎、牛津），收集了大量的东方手稿；其结果，是出版了第一批根据东方资料编成的有系统的著作，象戴尔·倍罗等人编的“东方文库”等等。在少数著作中，例如在法国旅行家柏尼埃的著作中，描写了东方社会制度的一些特点。但从根本上说，这个时期西方对东方文化的认识并没有深入到东方文化的实质上。在海外传教的西方基督传教士们一边向东方介绍西方数学、天文、舆地等科技知识，进行传教活动，同时又以书简、札记、日记、行记等形式源源不断地向教廷和西方发回有关东方现状和东方文化的报告。总之，这些关于东方各国的记载在印刷技术日趋发达的西方得到刊布后，被人们广泛阅读。

16、17世纪西方关于东方现状和文化的著述在客观上促进了18世纪的欧洲形成研究东方文化的风尚，进而出现东方文化热。这是人们始料不及的。如果说16、17世纪西方对东方文化的认识是出于财富的目的，那么18世纪西方对东方文化的认识则是对精神与物质相统一的追求。当时，伏尔泰就指出：“欧洲王公及商人们发现东方，追求的只是财富，而哲学家在东方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和物质的世界。”18世纪，西方对东方的研究有了显著发展，对东方文化的认识已达到了足以融解的程度。1771年，法国学者兼旅行家盎克提尔·杜·伯隆把《阿维斯塔》经译为中文，还写出了关于印度某些地区的记载；英国学者琼斯、科尔布鲁克开始以梵文雅语与欧洲语比较来研究梵文雅语；另外为了殖民政策的需要，西方各地还创办了一些研究东方文化的高等专门学校；中国文化在18世纪几乎成了一种典范，18世纪西方的东方文化热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中国文化热”。中国瓷器、漆器以及其它工艺用品在17世纪就已风靡欧洲，18世纪，“中国风格”、“中国趣味”成为一种时尚。从17世纪起就已在欧洲部分地区开始流行的所谓“罗可可风格”到了18世纪更是广为流行，并延续了一个世纪之久。“在罗可可时代的心理中，中国是一个模范国家，不单是艺术方面，就是非艺术方面亦然。”（福利德尔《现代文化史》，转引自朱谦之《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第54—55页）不仅从东方传来的“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给西方新世界的到来创造了物质手段，“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殖民地，而印刷术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马克思全集》第47卷第427页）而且，东方文化思想也为欧洲思想革命提供了武器。西方对东方文化的认识由出于对物质富庶的羡慕进到了全面美化的阶段。这是由当时欧洲的历史背景所决定的。

西方对东方文化的认识从一开始就与殖民、传教活动密切相关，因此随着殖民、传教情况的不断变化，西方对东方文化的认识也在不断变化。随着西方各国资本主义的日益发展，殖民势力在东方的不断扩张，西方对东方文化的态度由热情转为冷落，然而对东方文化的认识范围却在不断扩大，认识程度也在不断加深。西方对东方文化也随之由美化而到了贬损阶段。欧洲的“东方文化热”到18世纪末逐渐冷却，出现了贬损的趋势。到19世纪，东方文化在西方的价值体系中基本上处于贬抑状态之下，这固然与西方人民族优越感的偏见有关，也与西欧中心论的一元文化观有关，不可否认的是，这种贬损还与西方人对东方文化开始有了较全面的认识有关，其中包含了他们在哲学和历史层次上的审视与理性思考。在这里，两种文化相互碰撞，西方文化的迅速变迁和发展，使停滞的东方文化相形见绌，东西方的差距日益彰彰在目。这种认识变迁是与当时的社会历史发展状况密不可分的。

18世纪末以来贬损东方文化的趋向，直到20世纪初方有所转变，西方对东方文化的了解、认识方较为全面，所作的评价方较为公允。其实，西方对东方文化的认识一开始就带有功利主义色彩，尽管在考察东方文化的过程中也抓住了一些具有根本性质的问题，但是总的说来，西方并没有做出真正符合客观实际的全面系统的研究成绩。诚如张广达教授所言，“在欧洲时代背景的影响下，在传教士、外交家、旅行者以及书斋学者那里，大部分人是为证实自己的信念、观点、见解而立论。显而易见，根据不恰当的考察、不完备的资料或主观构拟的体系而作出的判断，即便不是偏颇失实，也有欠客观公允。”（《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1987年第三期《文史知识》）

20世纪以来，随着日益完善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对人文科学研究方法的不断渗透，尤其是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不断破产，进而冲击欧洲中心论，西方对东方文化的认识进一步深入。二战后的西方对东方文化的研究出现了许多变化：首先是通过客观的科学方法尽量从东方文化本身的发展脉络，结合东方文化、产生、发展的时代背景去体会认识东方文化的精神和价值；努力使东西方文化交融，寻求一种不同文化之间互相理解的价值标准观；研究也日趋精细和综合。当然，总的说来，西方对东方文化的认识仍然脱离不了西方观念的影响，但是从西方学者认识到了文化世界的多元性并在研究中较为客观地考察这一点来说，是一个飞跃性的进步。

（二）

以上非常粗略地勾勒了西方对东方文化认识的大致进程。但是要在这很有限的篇幅内把西方对东方文化认识的内容介绍出来是相当困难的。这里，我想考察一下西方的东方文化观念演变的历史背景，分析一下西方的东方文化热与冷的原因。

自罗马帝国以来，欧洲思想界就被一种偏执狭隘的见解禁锢着。西方人总以为“只有西欧文明才是文明”,除此以外的其它民族不过是些微贱的野蛮部族，所谓“一个公教（基督教）、一个普遍的文化（西欧文明）”的观念，“始终不断地在索绕着人们的思想。”（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册第355—356页，489页）15、16世纪西方传教士对东方文化的介绍完全是出于布道的需要，他们翻译四书五经，介绍孔孟之道，目的是从中发掘涉及上天、上帝的资料和中国古圣先贤道天重道的言论以便更有利于教义的传播，尽管此时西欧已蕴藏着一场深刻而全面的变革：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正如赖赫准恩《中国与欧洲》一书所言：“那些耶稣会中人，把中国经书翻译过来，劝告读者不但要诵读它，且须将中国思想见诸行动。他们不知道经书中的原理，刚好推翻了他们自己的教义。”西方的东方文化观念的演变从来就是与西方自身政治生活和社会思潮相联系的。为什么18世纪东方文化在西方人眼里是一种“典范”,而到19世纪则几乎一切都翻转了过来呢?

随着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过程的逐步完成，18世纪欧洲资产阶级已经作为历史主角登上舞台，“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放弃存在的权利。”“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做不合理的东西扔到垃圾里去了。”（《马恩选集》第三卷第56、57页）他们要以哲学来推倒有深远传统的宗教，用理性权威来取代上帝权威。异质的中国文化刚好给他们提供了一面镜子。在这里，他们发现了宗教权威之列的伦理道德的权威，而这种权威竟然不是来自上帝的启示而是来自所谓的“理性”、“良知”。中国文化的存在，“打消了许多人的偏见，使西方人茅塞顿开，懂得了欧洲和基督传教的相对性。从16世纪开始，欧洲就出现了文艺批评运动，而发现中国一举又大大推动了这一运动的蓬勃发展。”（戴密微《中国和欧洲最早在哲学方面的交流》，载《戴密微汉学论文选》）18世纪的欧洲知识界如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卢梭、魁奈、莱布尼茨、沃尔弗、歌德……纷纷把眼光转向了东方的中国。这还与当时的社会思潮有关。不仅启蒙思想家们，而且在大多数有教养的人士中流行着理性主义、自然神论。当时流行的理性主义反对一切教条和说教，否认任何外来的权威，提倡任何个人为自己研究一切事物，只相信理智证实的事物的有效性。1740——1840年间，理性主义在反对神学中更具有特殊的意义，这就是在哲学的理性主义影响下，教会内部也出现了启蒙运动，一种泛神论的思潮席卷欧洲。异质文明的中国传统文化为当时欧洲知识分子的观点提供了新的文化参照系，提供了旁证，从而形成了以东方为楷模而相呼应的风尚。

19世纪西方贬损东方文化亦有其社会思潮、政治生活的背景。分析起来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西方进入了工业社会，如英国已经完成了从18世纪下半期开始的工业革命，法国经历了1789——1794年的资产阶级大革命以来的一系列社会变革，德国、意大利走上了争取统一民族国家艰难道路，而东方则仍然处在农业社会中；二是随着西方殖民势力的扩张，西方人对东方文化的接触已深入到了基层，不再对其理想化。随着18世纪后半期以来欧洲资本主义日益发展，欧洲中心主义开始得势，依据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经验来认识东方，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观念作为衡量世界的标准；同时，18世纪西方对东方文化失实、失当的评价引起的异议也使贬损东方文化成为可能；从社会思潮而言，西方日益强调个人的自主性，商品经济带来的自由竞争精神、科学与技术、民主与法制、民族国家、基督教伦理等等观念与东方传说的专制、中庸、依附性等等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因此，到19世纪西方对东方文化出现的贬损现象带有某种必然性。18世纪以来，“进步”成了西方近现代的一个中心论点，东方的“静止”与这种观念的反差也是明显的。尽管这种贬损中带有强烈的西方民族优越感和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是近代文化对古代文化的一种挑战，是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一种歧视。20世纪以来，东方兴起的独立民族运动及其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欧洲中心主义，最终说明了文化一元论和文化的地区中心主义在世界大家庭中是行不通的，但是从20世纪以来兴起的东方民主运动也使我们看到了近代文化对古代文化的冲击对人类发展所起的作用。

欧洲中心主义的最终破产，使人类认识到文化世界主义对于建立一个公正和平的多元文化世界的重要性，不同文化之间应当相互尊重，在相互尊重中取长补短，相互吸收、融合，共同实现世界文化的大同理想。

作者系人民日报社原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