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翠｜“古學遂明”定調下的何鄭形象建構

作者简介：

李翠（1982—），女，山東泗水人，孔子研究院經學與儒家文獻研究中心副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為經學與經學史、《春秋》學。

何休與鄭玄同為東漢的經學巨擘，東晉王嘉《拾遺記》云：京師稱鄭玄為“經神”，稱何休為“學海”[《拾遺記》云：“京師謂康成為‘經神’，何休為‘學海’。”今見的王嘉《拾遺記》來自經過梁人蕭綺重新整理過的新編傳本。參見（東晉）王嘉；《拾遺記》卷6，載（清）王謨輯：《增訂漢魏叢書：漢魏遺書鈔》，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264頁。]，二人以完整的“經注類”著述奠定了後世經學闡釋的基石。漢末二人圍繞《春秋》傳義進行的論爭，成為後人論述漢末經學轉變及二人形象之關鍵。此次論爭是由六朝史家范曄書寫於《後漢書》，並作出“由是古學遂明”的權威斷語。從漢唐經疏的義理辨析到清代樸學與今文學的範式轉型，不同時代的史學書寫與經學詮釋不斷重塑著何鄭的形象與學術定位，卻都被“古學遂明”的定調所影響。後人承此史論，或將其事放置於兩漢今古文的脈絡之中，定為“第四次經今古文之爭”，如周予同等；或直接將“古學”等同於左氏，如孔穎達、陸德明、錢大昕、皮錫瑞等，或將“古學遂明”解讀為鄭學獲勝、何休自認失敗收場，如龔道耕等。此一過程非僅映射經義詮釋的時代更迭，更深寓史家筆削的取捨權衡。

《增訂漢魏叢書：漢魏遺書鈔》

晚近對何、鄭之爭的研究實現了三重突破：一是跳脫傳統經學“注疏優劣論”的窠臼，出現考察二者經學體系與現實政治互動的文章，如王葆玹《今古文經學新論》揭示，鄭玄經學勝出何休的本質，在於其經典詮釋正合乎漢魏之際禮法秩序重建的政治需求。[王葆玹指出東漢後期宦官專權導致政治生態劇變：外戚與世卿集團反成進步勢力，古文《左氏》學因支持世卿制契合了時代思潮，而“反對世卿的今文《公羊》學則與進步的思想潮流背道而馳”，即“譏世卿”的主張使何休逆勢而衰。並且，由於鄭玄著論之後，中國迅速進入動蕩時期，導致儒者無暇著書以應，故使此次論辯結果竟成定局，這也使得鄭玄之駁難何休成為經學歷史的轉折點。參見：王葆玹：《何休與鄭玄的爭論——今古文經學歷史的轉折點》，載《今古文經學新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1997年，第279頁。王氏還認為，鄭玄之所以取得辯論成功，是因《公羊》學的優點本不在史學與文獻方面，而在神學與哲學方面，何休將闡發義例當成《公羊》學的重點，使《公羊》學趨於條例化和義理化，並略有向史學轉化的意向，乃是棄其所長、就其所短，因為條例、義理及史學均為古文經學之所長。參見：王葆玹：《何休與鄭玄的爭論——今古文經學歷史的轉折點》，載《今古文經學新論》，第274—278頁。]韓大偉（HoneyB.David）進一步指出，統治階層為消弭今文經學的政治風險，選擇鄭玄兼採今古文的“去政治化”詮釋路徑，反向促成其經學權威的制度化確立；[韓大偉（HoneyB.David）引用王葆玹的觀點，並進一步指出“當時的今文經學派已經嚴重威脅到統治者的利益，184年的政變以及董卓在189—192年的崛起等都打著今文經學派的旗幟，某些別有用心的政客還故意借用了何休的觀點”，“而鄭玄代表了世卿的利益，在當時烽煙四起的混亂時局中，他的理論被視為可以重見秩序的中堅力量”。參見：[美]韓大偉（HoneyB.David）：《中國經學史·秦漢魏晉卷：經與傳》，黃笑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第269頁。]二是出現對於何、鄭關於《春秋》“三闕”文本內部的精細研究，如日本學者田中麻紗巳《鄭玄“發墨守”等三篇の特色》[田中氏通過梳理“三闕”論辯六書的文本脈絡，依據鄭玄對何休“三闕”的接納程度，將其分為兩種類型：一類是為鄭玄對何休之說有所採納並有融通傾向者；另一類為鄭玄明確反對何休之說者。在此基礎上，揭示二者思想特質的根本差異——何休始終秉持理想主義立場，強調儒家道義的絕對性闡釋（如“譏世卿”原則）；而鄭玄則更注重政治實踐中的權變策略，主張在維護倫理底線的前提下調和現實利益（如臣子行動需兼顧道義與秩序的雙重考量）。參見：[日]田中麻紗巳：《鄭玄“發墨守”等三篇の特色》，載《日本中國學會學報》第三集，1978年，第49—71頁。]一文，首次從文本實證角度系統考察何、鄭“三闕”論爭，亦有朱生亦《何休與三闕之研究》[朱生亦：《何休與三闕之研究》，（台湾）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04年。]深入考辨並系統比勘了何休、鄭玄《春秋》論辯六書之成書流傳、輯本狀況及諸家輯本條目，論證精審詳實。另有吳智雄《從輯本論何休〈穀梁廢疾〉與鄭玄起〈廢疾〉的論辯主張與方法：隱公、桓公》[吴智雄以《穀梁》為對象，據清人孔廣林《釋穀梁廢疾》輯文，再對校他家輯本，依序析論隱公、桓公時期的七條輯文，以二人之說是否合於《穀梁》本義為標準，對何鄭二人進行高下判別。除條分縷析何、鄭二人於七條輯文之論辯主張外，還歸納了何休所應用的“以經廢《穀》”“以《穀》廢《穀》”“以《公》廢《穀》”“以緯廢《穀》”等四種論辯方法，鄭玄所應用的“以經釋《穀》”“以史釋《穀》”“以禮釋《穀》”“以《穀》釋《穀》”“以義釋《穀》”等五種論辯方法。參見：吴智雄：《从辑本论何休〈榖梁废疾〉与郑玄起〈废疾〉的论辩主张与方法：隐公、桓公》，載《兴大中文学报》第37期，2015年6月。]、許雪濤《何休〈左氏膏肓〉與公羊、左氏之爭》[許雪濤聚焦何休與《左氏》之爭，歸納其論辯內容並總結何休的八種發難方法。但該文例證分析過於簡略，其可取之處在於通過禮制差異分析經學觀點分歧的思路。參見：許雪濤：《何休〈左氏膏肓〉與公羊、左氏之爭》，載《中國哲學史》2010年第2期，第63—72頁。]、高瑞傑《何休、鄭玄〈春秋〉觀之比較——以〈春秋〉“三闕”為中心》[高瑞傑指出二人關於《春秋》“三闕”的爭論，雖立場不同，但都兼採三《傳》進行辯駁，運用“入室操戈”之法，難以用“專門”或“兼通”區分。這些爭論是二人早年未定之論，因激辯而多有淺陋、矛盾之處，既悖三《傳》義理，也與二人成熟學說相左。因此，“三闕”之爭可視為理解二人經學異同之駢枝，不必過分看重。參見：高瑞傑：《何休、鄭玄〈春秋〉觀之比較——以〈春秋〉“三闕”為中心》，載曾亦、郭曉東主編：《春秋學研究》第3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5月。]、閆春新《〈春秋〉“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的何、鄭之爭及其詮釋學緣由》[閆春新對“公子遂如京師”注疏爭議的考辨，暴露何鄭分歧的本質在於經學闡釋範式的根本對立：何休立足《公羊傳》“內魯”原則，將公子遂使周解作“魯君尊王”的典範，通過“大夫不敵君”的書法貶斥周襄王失禮；鄭玄則據《周禮》“諸侯不得專使”制度，指其“僭越天子聘問之權”，在《箴膏肓》中斥何說“不知王朝聘禮”。參見：閆春新：《〈春秋〉“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的何、鄭之爭及其詮釋學緣由》，載《孔子研究》2024年第4期。]等對條目詮釋的專題探討；三是出現對二者思想體系的哲學詮釋與歷史語境分析的多維度解讀，如朱生亦《何鄭之爭與范曄筆下的漢末經學史》[朱生亦通過對範曄的討論與反思，試圖還原經學史範疇的何鄭之爭。他指出範曄對何鄭之爭的評斷受鄭學興盛環境及家學影響，導致《後漢書》敘述中刻意抬高鄭玄而貶抑何休。朱氏雖考察文獻並反思史書書寫，但未能深入何鄭論辯的經學內核，忽略了“古學遂明”本身反映鄭學興起、左氏地位提升的客觀趨勢，僅憑史家主觀立場立論，論據不足。參見：朱生亦：《何鄭之爭與範曄筆下的漢末經學史》，（臺灣）中國文化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3年。]、胡媛《何（休）、鄭（玄）之爭的近代回響》[胡媛：《何（休）、鄭（玄）之爭的近代回響》，湖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導師：吳仰湘，2022年。]等，雖立論與筆者存異，然其多元洞見深啓本文，仍屬該領域不可多得之力作。承此學脈，本文擬突破傳統學派框架，以“形象建構”為切入點，通過分析史學書寫如何參與經學話語的生成，闡明何鄭形象在歷史嬗變中不斷被重寫形塑的核心動因和內在邏輯。

發生在何休與鄭玄兩位大儒間最有名的經學事件，是漢末圍繞《春秋》傳義進行的曠世之爭，何休撰寫“三闕”[《拾遺記》言何休“作《左氏膏肓》《公羊廢疾》《穀梁墨守》，謂之‘三闕’。言理幽微，非知機藏往，不可通也。”案：作《公羊墨守》《穀梁廢疾》，《拾遺記》誤。許慎《說文解字》云：“闕，門觀也。”何休題名三篇作“墨守、膏肓、廢疾”，若非“知機藏往”者，則難通此三門。今見的王嘉《拾遺記》來自經過梁人蕭綺重新整理過的新編傳本。參見：（東晉）王嘉撰；（清）王謨輯：《拾遺記》卷6，載《增訂漢魏叢書：漢魏遺書鈔》，第264頁。]立足《公羊》家法詰難《左傳》《穀梁》二傳；鄭玄起而與之抗衡駁議。而有趣者，鄭玄並未有完整的《春秋》經注類著作留存，此次論爭是由六朝史家范曄書寫於《後漢書》中，形成了《何休傳》與《鄭玄傳》。此“三闕故事”的史筆敘事為：

玄自遊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及黨事起，乃與同鄉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荅北地太守劉瓌及玄荅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卷35《張曹鄭列傳》，（唐）李賢等注，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1207—1208頁。]

太傅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敗，休坐廢錮，乃作《春秋公羊解詁》，覃思不闚門十有七年。又注訓《孝經》《論語》風角七分，皆經緯典謨，不與守文同說。又以《春秋》駮漢事六百餘條，妙得公羊本意。休善歷筭，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卷79《儒林列傳》，（唐）李賢等注，，第2582—2583頁。]

首先，范氏將何鄭論爭與之前陳元與范升、李育與賈逵，馬融與劉瓌的三次“爭論古今學”事件相連，共同構成爭今古學論證的發展脈絡，在後世被進一步論述為漢代最後一次經今古文之爭。這樣一種以今古學之辨來界定何鄭論爭的思路直接影響了後世經學史的書寫。周予同就據此歸納出漢代經學今古文問題的四次論爭，[周予同論經今古文的四次爭論：第一次是前漢哀帝建平元壽間（前6—前1），劉歆請立古文《毛詩》《尚書》《逸禮》《左氏春秋》；第二次是後漢光武帝建武年間（25—55），韓歆奏立古文費氏《易》《左氏春秋》為博士，與博士范升論爭；第三次是後漢章帝建初元年至四年（76—79）詔賈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台，使其發“《左氏》大義長於二傳者”，並於建初四年（80）召開白虎觀會議；第四次是後漢桓帝至靈帝光和五年（147—182），何休與其師羊弼追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鄭玄作《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以答何休。周予同與范曄最顯著的差別，是前者沒有列入“馬融”與“劉瓌”，而選進了“羊弼”。參考周予同：《經今古文學》，載朱維錚編校：《周予同經學史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7—9頁。]後葉國良等學者著《經學通論》[葉國良、夏長樸、李隆獻：《經學通論》，台北：大安出版社，2005年，第498—502頁。]，葉純芳著《中國經學史大綱》[葉純芳：《中國經學史大綱》，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149—156頁。]，吳雁南等學者主編《中國經學史》[吳雁南、秦學碩、李禹階主編：《中國經學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11—144頁。]，郜積意著《劉歆與兩漢今古文之爭》[郜積意：《劉歆與兩漢今古文之爭》，上海：復旦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5年。]亦有“漢代四次今古文之爭”說。其次，范曄史筆下的“休見而嘆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被後世學者解讀為“何休承認輸給鄭玄”的證據，且為何氏所代表之經今文學步向衰敗、聲勢江河日下的象徵，成為“古學遂明”之證據。黃彰健《鄭玄與古文經學》云：“由何休說，康成‘入室操矛’，即可知何休以自認理虧了。……古文經學之盛行，也與此次辯論，何休失敗有關係。”[黃彰健：《經今古文學問題新論》（史語所專刊之七十九），台北：商務印書館，1982年，第388—389頁。]又云：“《後漢書·鄭玄傳》已說：玄‘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弟子自遠方至者數千’。則鄭氏之學在漢靈帝時已為時人所尊重。”[黃彰健：《經今古文學問題新論》（史語所專刊之七十九），第437頁。]何休在經學與經學史的定位，在范曄史筆敘事下演變為一則“旁證”鄭玄學術之高明，另一則藉由與鄭玄的學派對立，深化漢代經今古學的敘事衝突。

《後漢書》

韓大偉（HoneyB.David）說：“這一發生在何休與鄭玄之間的智者式的辯論標誌著今古文之爭的轉折點。”[[美]韓大偉（HoneyB.David）：《中國經學史·秦漢魏晉卷：經與傳》，黃笑譯，第269頁。]接受了范曄在《後漢書》中“古學遂明”一語所指向的漢末學術史觀，展開從鄭玄駁何休“三闕”一事進行各種面貌的關注、重建與闡發。在范曄之後，孔穎達於《春秋左傳正義》之中即采用范曄敘事云：

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及歆創通大義，奏上，《左氏》始得立學，遂行於世。至章帝時，賈逵上《春秋大義》四十條，以抵《公羊》《穀梁》，帝賜布五百匹，又與《左氏》作長義。至鄭康成箴《左氏膏肓》、發《公羊墨守》、起《穀梁廢疾》，自此以後二傳遂微，《左氏》學顯矣。[（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清）阮元校勘：《春秋左傳正義》（據清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重刻宋本影印），台北：藝文印書館，2013年，卷1，第6頁。]

孔穎達將“古學遂興”之“古學”等同於《左氏》學，並以鄭玄駁議何休“三闕”作為三傳消長的轉折點。此外，陸德明於《經典釋文·序錄》中云：“何休作《左氏膏肓》《公羊墨守》《穀梁廢疾》，鄭康成鍼《膏肓》、發《墨守》、起《廢疾》，自是《左氏》大興。”又云：“二〈傳〉近代無講者，恐其學遂絕，故為音以示將來。”[（唐）陸德明撰，吴承仕疏證：《經典釋文序録疏證》，張力偉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109—111頁。]陸氏亦將此“古學”等同於《左氏》。孔、陸等諸儒雖采納范曄之敘事，卻並未解答“為何何鄭論爭後古學遂興”這一問題。至皮錫瑞，方對此作出回應，皮氏於《論〈公羊〉〈左氏〉相攻最甚，何、鄭二家分左右袒，皆未盡得二〈傳〉之旨》一文云：

何休《墨守》僅存一二，《廢疾》得失互見，《膏肓》以《左氏》所載之文爲《左氏》之罪，未知國史據事直書之例，且駮論多瑣細，惟兵諫、喪娶數條於大義有關。鄭《發墨守》亦僅存一二，《起廢疾》亦得失互見，《鍼膏肓》多強說，以文公喪娶爲權制，豈有喪娶可以從權者乎？《後漢書》於鄭康成《鍼膏肓》下云“自是《左氏》大興”，蓋鄭君雖先習《公羊》，而意重古學，常軒《左氏》而輊《公羊》，重其學者意有偏重，遂至《左氏》孤行。[（清）皮錫瑞著：《經學通論》，吳仰湘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第435—436頁。]

皮錫瑞不僅對何鄭二人論爭內容進行了評價，而且對“為何何鄭論爭後古學遂興”的問題做出了解答。皮氏亦將“古學遂明”解讀為“《左氏》大興”，並且將論爭結果與東漢之後鄭學興盛的事實連結在一起，認為正是因為鄭玄重古學，以《左氏》為主而輕視《公羊》學，才導致後世學者重視鄭學並采納其思路，從而使得《左氏》盛行。

然而，考范曄“古學遂明”之斷語，首先需溯源至“三闕故事”之文獻基础。由“鍼《膏肓》”“起《廢疾》”来看，鄭玄既為屬古文經之《左傳》辯護，又為屬今文經的《穀梁》聲援，而何休則“墨守”《公羊》今文家法。[所謂“公羊墨守”是說公羊學的體系如同墨翟守城一般，牢不可破；“左氏膏肓”是說左氏學的體系如同病危之人已入膏育；“穀梁廢疾”是說穀梁學的疾病已不可治，如同廢人。鄭玄的“發《墨守》”是說攻破公羊學的湯池鐵城；“鍼膏肓”是說要用針藥救治《左氏》學體系所謂的病症；“起廢疾”是說要救治《穀梁》學的痼疾而使之復起。]因此僅以“《左氏》大興”來作解釋似乎並不恰當。以“古學”為例，由《鄭興傳》“興好古學，尤明《左氏》《周官》，長於歷數，自杜林、桓譚、衞宏之屬，莫不斟酌焉”[（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卷36《鄭范陳賈張列傳》，（唐）李賢等注，第1223頁。]之書寫可見，史家通過特舉《左氏》《周官》二經，實則暗示“古學”在東漢學術語境中雖以《左氏》《周官》為主，卻未排斥其他古文經的容攝空間。更值得關注者，范曄筆下的“古學”概念雖未詳列其經目構成，然《後漢書》多處“古學”敘事皆默認其經書範疇，此現象恰折射出東漢對“古學”內涵存在基本共識。

其次，反觀范曄提到的前三次“爭論古今學”事件，一則“初欲立《左氏傳》博士，范升（奏）以為《左氏》淺末，不宜立。陳元聞之，乃詣闕上疏爭之，更相辯對凡十餘上。帝卒立《左氏》學。（立博士四人，元為第一）”[周天游輯注：《華嶠漢後書·陳元傳》，載《八家後漢書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541頁。]；二則賈逵、李育之白虎觀論難，亦緊扣《左氏》設博士官之議；至於“馬融荅北地太守劉瓌”，雖詳情湮沒，然據“馬融治《左氏》”“疑亦與《公羊》有關”“此一論爭對當時學術界的影響很大”[參見黃彰健：《馬融與古文經學》，載《經今古文學問題新論》（史語所專刊之七十九），第252頁。]推測，恐仍屬學官建制之爭。三者共性在於——均發生在政治場域之中，皆以爭奪博士官為核心訴求，本質為經學話語與官僚體制的雙重博弈。而最後一次何休與鄭玄的執經問難，其性質已發生根本性轉向：二者既無博士官或講郎之制度身份，論辯亦未觸及學官設置議題，純粹聚焦《春秋》經義之闡發。此種脫離政治機制的純學術交鋒，實質上已溢出傳統經今古文之爭的範疇，若強行納入同一敘事框架，恐有簡化歷史複雜性之虞。

《後漢書》在現存正史文獻體系中具有特殊地位：它不僅是繼《漢書》之後又一部紀傳體斷代正史，更以“後”字題名，鮮明標示了東漢作為西漢王朝延續與更迭的雙重性質。范曄撰著此書時，班固《漢書》已確立為史書典範，故《後漢書》既承襲“前書”紀傳體例以載述東漢一代興衰，又於史論書寫中發展出超越性視角。如董仲舒在《史記》中尚以“經師”身份存世，司馬遷將其列於《儒林列傳》；至《漢書》，因《公羊》學已深度介入兩漢政治實踐，班固遂以“獨傳”使董氏脫離儒林群體，既彰顯董氏學說超軼諸儒的意識形態建構，亦折射出公羊學由師法傳承向帝國治理轉型的歷史進程。而范曄在《後漢書》的傳記編纂中，亦承“前漢書”通過結構性安排突顯了鄭玄的地位及漢末經學的發展脈絡。

鄭玄與何休雖同列“合傳”，然學術定位迥異。范曄將鄭玄編入《張曹鄭列傳》，與“撰定國憲”[（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卷35《張曹鄭列傳》，（唐）李賢等注，第1205頁。]的張純、曹褒共列一卷，並於卷末贊曰：

富平之緒，承家載世。伯仁先歸，釐我國祭。玄定義乖，褒修禮缺。孔書遂明，漢章中輟。[（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卷35《張曹鄭列傳》，（唐）李賢等注，第1213頁。]

范曄在這裡特筆“孔書遂明”，以贊詩呼應了“古學遂明”的核心命題。這一呼應並非字面直述，而是通過對比張純、曹褒與鄭玄的歷史使命來完成：張純制定禘祫之禮[（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卷35《張曹鄭列傳》，（唐）李賢等注，第1195—1197頁。]、曹褒修纂《漢禮》，皆試圖以禮制實踐挽救漢代政治，卻因政局崩壞而“禮缺”“中輟”；鄭玄雖未直接參與制度建構，卻以“括囊大典”的經學整合終結了今古文之爭，使經典詮釋重歸一統。范曄刻意將三人合傳，正是為了凸顯這一弔詭的歷史張力——張、曹的“禮臣”身份本與鄭玄的“經師”角色不相類，但將他們並置於“禮學流變”的框架下，實質是將鄭玄的學術成就提升至與國家禮制建設同等的高度，暗示學術正統的建立（古學遂明）比短暫的制度實踐（漢章中輟）更具歷史意義。

何休則在“東京學者猥眾，難以詳載”[（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卷79《儒林列傳》，（唐）李賢等注，第2548頁。]的情形下被編入卷七十九下《儒林列傳》，置於《公羊》學博士李育之後、服虔等《左氏》學者之前，此舉暗含雙重意圖：其一以何休為《公羊》學之末位，暗示今文學派在漢末的式微；其二藉由其與《左氏》學者的並列，重構今古文經學的對峙格局。范曄史筆下的何休“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撰《公羊墨守》等三書，此敘事實與《李育傳》中白虎觀會議、《賈逵傳》的今古文之爭形成隱性勾連。范曄以羊弼為紐帶，將章帝時期李育與賈逵的學術衝突延伸至百年後的何休，此種編排實質是以學派譜系替代實際師承——按《後漢書》體例，明確師承須標明“師資所承”[范曄云：“師資所承，宜標名為證者，乃著之云。”參見：（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卷79《儒林列傳》，（唐）李賢等注，第2548頁。]，而何休與李育僅通過羊弼間接關聯。此種敘事建構旨在將何休塑造為《公羊》學的符號化終點，通過淡化嚴、顏二家傳統系譜，以何休為節點重塑學派脈絡，從而將分散的經師傳記編織為整體學術史。此互文手法既呈現漢末經學流變，亦折射史家對今古文之爭的歷史判斷：通過維繫《公羊》學與《左氏》學的持續對話，最終完成對經學演進軌跡的史學詮釋。

進一步觀察《後漢書》敘事，可見范曄對漢末《春秋》學書寫的微妙安排。在《鄭玄傳》中，“何鄭之爭”被建構爲“古學遂明”的關鍵節點，突顯鄭玄融通今古的學術地位。在《儒林列傳》的《春秋》經師敘事中，則是呈現為“何休——服虔”的敘事序列：何休作為《公羊》今文學的末位，標誌著漢代今文經學的體系化終章；而服虔承鄭玄之學注《左傳》，則指向古文經學的興起。這前後相承的脈絡中呈現出的黃金交差，正對應在《鄭玄傳》“古學遂明”的斷語上。范曄簡述服虔“善著文論，作《春秋左氏傳解》，行之於今”，但特筆其“又以《左傳》駮何休之所駮《漢事》六十條”[（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卷79《儒林列傳》，（唐）李賢等注，第2583頁。]。考諸史志著錄，服虔《左氏膏肓釋痾》憑藉其對《左氏傳》的闡釋，直接介入何休與鄭玄的“三闕”論戰，系統反駁何休《左氏膏肓》的觀點，與鄭玄《箴膏肓》形成合圍之勢對何休進行夾擊。范曄透過此種史筆，既突顯服虔在《公》《左》論戰中的經師角色，更藉由鄭玄、服虔《左氏》學的互補性敘事，將其整合為漢末“古學”傳統下《左傳》詮釋的整體架構。

根據《隋書·經籍志》所載，漢末《春秋》學者交相攻駁之事層疊相續：何休撰《左氏膏肓》發難於前，鄭玄作《鍼膏肓》反詰其說，繼而服虔著《春秋左氏膏肓釋痾》、潁容撰《駁何氏漢議》，再加上清人輯本何休《駁春秋釋痾》，其紛紜程度恐遠超史志著錄。而這漢末《春秋》學亂局，在范曄史筆篩濾後僅存片羽。如其同時代人劉義慶所編《世說新語》所載：

鄭玄欲注《春秋傳》，尚未成，時行與服子慎遇，宿客舍。先未相識，服在外車上與人說己注《傳》意，玄聽之良久，多與己同。玄就車與語曰：“吾久欲注，尚未了。聽君向言，多與吾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遂為服氏《注》。[（南朝梁）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第211頁。]

鄭玄將其《左氏注》交託服虔之事並未出現在范曄筆下，卻反映在了近世建構的經學史論述中。皮錫瑞云：

北學，《易》《書》《詩》《禮》皆宗鄭氏，《左傳》則服子慎。鄭君注《左傳》未成，以與子慎，見於《世說新語》。是鄭、服之學本是一家；宗服即宗鄭，學出於一也。[周予同注释：《經學歷史·經學分立時代》，北京：中華書局，第170頁。]

皮氏取《世說新語》鄭、服承襲，卻不取此說前述的馬、鄭軼事，實耐人尋味。若“馬融追殺鄭玄”與“鄭玄授書服虔”同屬《世說》的傳奇敘事，何以學界對後者的接受度遠高於前者？然范曄《後漢書》對二者皆未採錄，致使鄭玄《左氏注》流傳問題在正史中隱沒難徵。

《經學歷史》

唐人劉知幾曾在《史通》中評價范曄編纂《後漢書》的取捨標準，論曰：

竊惟范曄之刪《後漢》也，簡而且周，疏而不漏，蓋云備矣。……至若鄭玄、王肅述《五經》而各異，何休、馬融論《三傳》而競爽。欲加商榷，其流實繁。斯則義涉儒家，言非史氏，今並不書於此焉。[（清）蒲起龍通釋，王煦華整理：《史通通釋》卷5《補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第123頁。]

劉氏在評范曄《後漢書》“簡而且周，疏而不漏”的史筆時，特別注意到范氏對漢末經學史敘事的處理困境。因為劉氏本人在面對《孝經鄭注》之爭議時，實已深刻體認到經學分歧與論爭的複雜性，所以他對范曄面臨的“欲加商榷，其流實繁”的處境給予諒解，並特別指出：這類涉及儒家義理的學術爭議，本質上已超出史家職責範疇。實際上承認了史傳書寫對學術爭議的表述存在先天局限——史家既要保持敘事的清晰簡要，又須面對紛繁複雜的思想脈絡，這種雙重壓力始終伴隨著歷史書寫的實踐。

范曄在《張曹鄭列傳》卷末論鄭玄云：

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漢興，諸儒頗修蓺文；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稟，異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鄭玄括囊大典，網羅眾家，刪裁繁誣，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王父豫章君每考先儒經訓，而長於玄，常以為仲尼之門不能過也。及傳授生徒，並專以鄭氏家法云。[（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卷35《張曹鄭列傳》，（唐）李賢等注，第1212—1213頁。]

“王父豫章君”即范曄祖父范甯，在東晉官至豫章太守，撰《春秋穀梁傳集解》。[參見（清）吳士鑑、劉承乾：《晉書斠注》卷75，《列傳第四十五》，載《續修四庫全書》（影印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藏民國十七年劉氏嘉業堂刻本）第27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621—623頁。]范甯雖自稱《穀梁》學承襲其父范汪，然考范汪治學乃“研講六籍，次及三傳”，顯見其學術取向博通經傳，既未專注《春秋》一經，亦未特重《穀梁傳》，更無鄭玄家法之具體傳承。反觀范甯長子范泰，入仕劉宋後歷任太學博士至國子祭酒，其經學主張直接影響范甯著述——《春秋穀梁經傳集解》中采納范泰之說達十三處，雖部分或屬范泰早年見解，然此學術互動已足證范泰實為范甯學說之繼承者，其後掌國子教育更使家學得以延續。[參見：王熙元：《穀梁范注發微·徵范泰說》，（台灣）台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1975年，第215—222頁。]范甯認為連“仲尼之門”都難與鄭玄經學成就比肩，雖可能源於他對何休、鄭玄《穀梁傳》義理答辯的考辨，但若考量當時歷史情境與現實政治因素，其背後牽涉的複雜性實遠超單純經學歧見之爭。范曄將家學淵源綴於《鄭玄傳》末的史論之中，此種筆法隱然呼應“專以鄭氏家法”的學術定位，其間雖未明言承襲脈絡，然此筆法本身，正體現史家對鄭玄學術歷史定位的隱微照應。

但這種經學詮釋的整體取向並未出現在同樣撰寫《後漢書》《續漢書》的華嶠、司馬彪等作者身上。范曄廣泛采納各家後漢史傳以編撰《後漢書》[周天遊指出：范曄對華嶠《漢後書》十分欣賞，“在其撰作《後漢書》時，除取材《東觀漢記》外，《漢後書》成為其主要藍本。……而范曄亦沿用其例，遵而不改。又華嶠行文‘言辭簡質，敘致溫雅’，其論尤為精絕，所以范曄往往全部或部份襲用之。”周天游：《八家後漢書輯注》，《前言》，第3頁。]，呈現出與鄭玄調和今、古文經說的相似的學術取向，將眾家後漢史著視作可融通整合的“文本群”。例如將司馬彪記載的“鄭玄之夢”[周天游：《八家後漢書輯注》《司馬彪續後書·鄭玄傳》，第395頁。]保留於《鄭玄傳》中，刻意描繪鄭玄晚年如孔子夢見周公般於夢中謁見孔子。[（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卷36《張曹鄭列傳》，（唐）李賢等注，第1211頁。]此種筆法使《後漢書》中的“鄭玄”形象無形中提升至《史記》《漢書》所載儒學宗師之高度。正如司馬遷筆下孔子與董仲舒雖仕途困蹇卻以傳經講學成就聖業，鄭玄的歷史形象亦由此被賦予“述聖”的詮釋框架。

清人王鳴盛在《十七史商榷》中曾指出，范曄《後漢書》對鄭玄的推崇暗含著某種個人化的學術傾向[參見：（清）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61《南史合宋齊梁陳書九·范蔚宗以謀反誅》，載《續修四庫全書》（影印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五十二年洞涇草堂刻本）第45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529—531頁。]，而王氏之所以能敏銳察覺此點，既源於他自身對鄭玄經學的長期關注與研究——這使他在考辨鄭玄生平時發現諸多與范書相悖的敘事，亦與其史學立場密切相關：儘管王鳴盛在考證過程中意識到范曄敘事的選擇性特徵，卻仍選擇“姑依本傳為主”[（清）王鳴盛：《蛾術篇》卷58，《說人八·鄭康成》，《續修四庫全書》，第560頁。]，並在書中反駁前人對《後漢書》“略陋”的批評，嘲笑欲新作“東漢通史”以當之，甚至提出“史裁如范，千古能有幾人”的評價。[參見（清）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38《後漢書十·翟公巽重修》，《續修四庫全書》，第377頁。]這種看似矛盾的態度，實則呈現出王鳴盛對范曄史學方法的雙重認知——既以考據學視角審視其敘事偏差，又以史家立場認同其筆削之義，最終形成對范曄“以家學滲透史筆”這一特質的隱性詮釋。

綜上，范曄的敘事策略實為學術史權力的隱性運作。他通過三重史筆重構了漢末經學圖景：其一，將脫離政治博弈的何鄭學術論辯強行納入今古文衝突譜系，與東漢三次博士官制度之爭並置，掩蓋了其性質的根本差異；其二，借傳記編排完成學派定位——置鄭玄於《張曹鄭列傳》稱其“括囊大典”，而將何休編入《儒林列傳》暗示今文學終結，此種結構性安排使史學編纂成為經學裁判；其三，依託家學淵源，甚至借祖父范甯“仲尼之門不能過”的私譽植入史論，將鄭學立場轉化為學術史定讞。當史家依據所見所聞所感轉述故事，進而撰寫歷史作品時，讀者所認知、理解的過去，實難超越史家本身的敘事安排與評論裁斷。此敘事被孔穎達、陸德明等唐代注家簡化為“《左氏》大興”的單一結論，卻回避了鄭玄同時聲援《穀梁》的關鍵史實，暴露歷史書寫對多元經學傳統的選擇性遮蔽。

范曄《後漢書·儒林列傳》以“何休——服虔”的敘事序列，建構起東漢經學今古文分野的隱性譜系：何休作為《公羊》今文學的末位，標誌著漢代今文經學的體系化終章；而服虔承鄭玄之學注《左傳》，則指向古文經學的興起與經注範式之轉向。此一史筆安排，本質是魏晉史家對漢學傳統的“後設敘事”，自有其背景，卻在初唐貞觀年間遭遇制度性重構——當何休被納入孔廟配享名單，並以介於服虔、王肅之間的姿態被重新定位時，唐人實質上完成了一場超越范曄史筆框架的詮釋轉向。

龔道耕認為鄭玄在中國經學史上實開闢一個新時代，在其《經學通論》專列“鄭玄經學”為一個時期，云：“自建安以及三國，數十年中，今、古兩學皆微，而鄭氏學統一天下矣。”“自茲以後，經學惟有鄭學、非鄭學兩派，而無復今、古之辨矣。”[龔道耕著，李冬梅選編：《龔道耕儒學論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20頁。]龔氏認為鄭學在漢魏之際基本實現了統攝經學的話語“霸權”。此論雖稍顯極端，然此種學術權威之凝結過程，實已於史志書寫中可見端倪。

最早於《三國志》中陳壽已使用“鄭氏學”一詞：“許慈字仁篤，南陽人也。師事劉熙，善鄭氏學，治《易》《尚書》《三禮》《毛詩》《論語》。”[（晉）陳壽：《三國志》卷42《蜀書·杜周杜許孟來尹李譙郤傳》，（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點校本，第1022頁。]又：“姜維字伯約，天水冀人也。少孤，與母居。好鄭氏學。”[（晉）陳壽撰：《三國志》卷44《蜀書·蔣琬費禕姜維傳》，（南朝宋）裴松之注，第1062頁。]許慈“善鄭氏學”而兼治五經、姜維以邊地士子身份“好鄭氏學”等記載，說明“鄭玄學”突破地域與階層的傳播力度。錢穆在《略論魏晉南北朝學術文化與當時門第之關係》中提到：門第制度下的世家大族需要一種統一且穩定的文化體系來鞏固其政治與社會地位，而鄭玄“網羅眾家、遍注群經”的經學體系，能為門第提供禮法制度與文化認同的完整框架。他舉例指出，南朝士族如琅琊王氏、陳郡謝氏等，皆以“世傳經術”為標榜，其家學內容多本於鄭玄注疏，以“通經”維繫門風、鞏固政治影響力。錢穆更以梁武帝重立五經博士、皇侃《論語義疏》為例，說明即便玄佛思潮盛行，門第仍通過家學將鄭注深植於“政治社會結構之底層”，其經學詮釋雖受時代新學滲透，卻始終為士族維繫門第秩序的核心依據。[參見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二）》，《錢賓四先生全集》第19冊，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5年，第254—256、268—271、280、305頁。]此種經術與門第相為表裡的互動，實為鄭氏學得以在南北朝潛流不絕的關鍵。

湯用彤在《魏晉玄學論稿》中提出，魏晉時期的思想存在“新學”與“舊學”的分野。[湯用彤：《魏晉玄學論稿》，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第34頁。]他認為，王肅的經學仍屬於漢代經學傳統的延續（舊學），而王弼則開創了以老莊哲學為核心的玄學新思潮（新學）。曹魏時期經學史上的“鄭王之爭”呈現出複雜的學術譜系。《三國志》載王肅學術淵源云：

肅字子雍。年十八。從宋忠讀《太玄》，而更為之解。……初，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為《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晉）陳壽：《三國志》，卷13《魏書·鍾繇華歆王朗傳》，（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414—419頁。]

陳壽的記載揭示兩重關鍵：王肅師承荊州學派宋衷[《全後漢文》卷86“宋衷”條云：“衷一作忠，字仲子，南陽章陵人。劉表據荆州辟焉五業從事，有《周易注》十卷，《太玄經注》九卷，《法言經》十二卷。”參見：（清）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後漢文》卷86，《續修四庫全書》（影印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藏民國十七年劉氏嘉業堂刻本）第1604冊，第234頁。有學者認為《後漢書·宋均傳》之鄭玄弟子宋均與宋衷為一人，本文不採此說。又有學者認為，宋均與宋衷皆南陽學者，宋均晚於宋衷，極可能將宋衷注納入己注。參見：徐棟梁：《〈春秋緯〉與漢代春秋學》，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7頁。]的學術底色，及其建立新經解體系時“采會同異”的方法特質。雖然宋衷著作已經多佚，但我們仍可由李鼎祚《周易集解》一書中略知，宋衷易學以義理為主、兼採象數，並通過解《太玄》超越數術，探討宇宙本體與生成變化。[曾春海：《阮籍、嵇康對經學的繼承和批判》，《哲學與文化》第36卷第9期，2009年，第146頁。]而王肅“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等舉措，正是試圖以漢學家法來瓦解鄭學體系，卻反而效仿鄭玄的兼綜方法且變本加厲。

皮錫瑞對此現象有精辟論斷：“鄭學出而漢學衰，王肅出而鄭學亦衰”[周予同注释：《經學歷史·經學中衰時代》，第155頁。]，並指出王肅之學雖兼通今古文，但其“攻鄭”策略存在根本缺陷。《聖證論》集中體現了這種矛盾性：鄭玄以“囊括大典、遍注群經”整合今古文經說，實質動搖了兩漢“孔子撰作群經”的經學根基；王肅為反制其學，轉向經典文本的聖人形象重塑，針對鄭玄關於感生、郊祀等核心議題的注疏展開系統辯難。結果既使其成為經學史上“尊鄭”“反鄭”兩派的爭議焦點，也為其招致了偽作《孔子家語》等書的千古疑案，以至有“經學之大蠹”[周予同注釋：《經學歷史·經學中衰時代》，第159頁。]之號。但本田成之從另一角度分析了“鄭王之爭”，認為王肅“一生的事業在於反駁鄭玄”，而具體反駁的焦點就在於鄭玄“以漢制度為立腳”建構經學體系，而王肅主張剝離漢制影響，並借偽撰《孔子家語》等重構經典依據，雖因此被後世非難，卻“打破鄭學壟斷”，迫使經學“依據時代特徵而變遷”。[參見[日]本田成之著；孫俍工譯：《中國經學史》，桂林：灕江出版社，2013年，第154—155頁。]本田氏言：

然假令王肅祖述鄭玄，恰如元、明諸儒為宋儒之說作纂疏，以致使宋儒之說愈加沒有生命，同樣，鄭學反而更衰是無疑的。……經三國六朝至唐止，老莊學與佛教空前興盛，但經學依然以南北之爭保持相當的生命，流傳下來的其一就是鄭學的流行吧！予在此點是主張王肅的有功。[[日]本田成之著；孫俍工譯：《中國經學史》，第158頁。]

另外，王肅雖撰《春秋左氏傳注》以立異說，卻未直接針對鄭玄的《春秋》學發難。此現象之表層原因在於鄭玄生前未系統注解《春秋》；而深層因素，據今人李振興考辨，王肅注中部分訓釋與服虔《春秋左氏傳解誼》相同或相近，如昭公二十六年“昔武王克殷”條，服虔與王肅同注云：“文王受命武王伐紂，故云文武克殷。”[今人李振興在其《王肅之春秋左傳學》一文中，整理了《春秋左氏傳》賈逵、服虔、王肅、杜預注之異同。參見：李振興：《王肅之經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728頁。]這一文本互涉現象，使得范曄在重構“鄭氏學”譜系時面臨雙重困境：其一，祖父范甯《穀梁傳集解》已吸納王肅後學杜預的《左氏》詮釋，形成家學傳統與鄭學立場[參見王熙元：《穀梁范注發微·采左氏杜預說》，第292—334頁。]；其二，時人傳聞鄭玄曾將未竟之《左氏注》送給服虔。若此說成立，則王肅對服虔的承襲，實質上構成對鄭玄思想的間接接納與隱秘挪用，這無疑模糊了鄭、王學派涇渭分明的對立邊界，並在學術譜系上對“鄭學”的正統性與獨立性構成了潛在挑戰。

《王肅之經學》

面對由“鄭—服—王”潛在傳承關係所引發的學術史困局，范曄在《後漢書·鄭玄傳》中採取了一種選擇性書寫策略。他刻意淡化鄭玄《左氏注》未成稿及其流傳的爭議性問題，轉而突顯並詳述其《發墨守》《針膏肓》《起廢疾》駁斥何休“三闕”的經學論戰。藉此，范曄成功建構了一個以“鄭學批判今文（何休）”為核心的鮮明對立敘事。此種敘事不僅是魏晉時期學術“去門戶化”風潮的一種先聲，更具體地看，它巧妙地規避了鄭玄學說與王肅學說之間可能存在隱性關聯的尷尬難題。通過強化並聚焦於鄭玄作為古文經學陣營批判今文經學（以何休為代表）的形象，范曄得以在學術史敘事中重新鞏固和重塑“鄭氏學”相對於其他學派（尤其是潛在關聯的王肅學派）的獨立正統地位。

唐人元行沖曾引隋人王邵“史論”為據，以證自魏、晉至於初唐古今學弊相承的情況，其曰：

魏、晉浮華，古道夷替，洎王肅、杜預，更開門戶。歷載三百，士大夫恥為章句。唯草野生以專經自許，不能究覽異義，擇從其善。徒欲父康成，兄子慎，寧道孔聖誤，諱聞鄭、服非。然於鄭、服甚憒憒，鄭、服之外皆讎也。[（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120，《列傳第五十二》，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3181頁。]

王邵在批判魏晉學術風氣時，着重指責范甯、范曄等人與王肅、杜預之流，因對孔子地位的詮釋立場分歧而相互攻伐，實質仍屬門戶之爭。他認為鄭玄、王肅兩派學者雖各尊其師説，卻均固守門戶而排斥異説，未能考察不同經解並擇善而從。王邵尤其強調鄭玄、服虔一系的後學更趨偏狹，不僅未能深入理解先儒學術真義，反而將學派傳承異化為敵對之爭，既承襲漢儒黨同伐異之弊，又違背嚴守經文的基本治學準則，甚至視異説如仇讎，其排斥異己的激烈程度較之王肅學派更甚。

王邵對經學流弊的批判是強調要回歸考辨經義、兼容異説的治學態度，而元行沖引用其言，是有當下的現實背景的：唐太宗自貞觀十二年（638）推行《氏族志》以弱化地域門閥，實質觸及了魏晉以來以家學為根基的門閥權力結構；貞觀二十一年（647）再通過將南北經學宗師“一同配享”的儀式性安排，消弭漢代以降今古文之爭、南北學術對立的歷史裂痕。根據唐貞觀二十一年（647）詔：

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眾、杜子春、馬融、盧植、鄭玄、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等二十有一人，並用其書，垂於國冑。既行其道，理合褒崇，自今有事於太學，可並配享尼父廟堂。[謝保成集校：《貞觀政要集校》卷7《崇儒學》，北京：中華書局，2021年修訂本，第436—437頁。]

在“尼父廟堂”的象徵空間中，鄭玄、服虔、何休、王肅等經師共同配享孔廟，原本互競的經學流派被重塑為官方儒學的統一譜系。究其本質，此舉不僅是初唐政權對門閥政治的文化回應，更標誌著“家學官學化”進程在貞觀朝的制度化轉折。其序列也並非反映漢末學派消長，而是服務於初唐統一南北學、調和五經義疏之策。如杜預《春秋左傳正義》、范甯《春秋穀梁傳集解》的入選，實質是對《五經正義》學術淵源的追溯性認定。

值得關注的是詔書中何休的排序：其並置於鄭玄、服虔（鄭學傳承者）與王肅、杜預（魏晉新學代表）之間，此一安排實具有多重象徵意義。一方面，何休作為今文經學遺緒，其介入鄭、王學術譜系之間，隱含唐人試圖淡化漢魏經學斷裂的意圖；另一方面，何休與鄭玄並列配享，反映唐代對漢魏經注多元傳統的選擇性繼承：儘管鄭氏學深刻影響了唐代《五經正義》的編纂，但何休的中介性位置恰可平衡古文經學獨尊可能引發的學術張力。何休形象在此過程中有了功能性轉化：在范曄敘事中，他是今文經學的悲劇性守護者；而在唐初孔廟配享制度下，他卻被重塑為漢學傳統的黏合劑。此一何鄭形象的重評背後，實與魏晉以降經學詮釋的“去門戶化”趨勢密切相關。二者在孔廟中的並置，既是漢代今古文之爭的終極和解，亦預示著宋代以降“捨傳求經”新詮釋範式的伏流。

北宋太宗太平興國年間（976—984）官修類書《太平御覽》在記載何休與鄭玄的“三闕之爭”時，其史料選擇極具深意：李昉等人在“學部”《春秋》類條目中，摒棄了范曄特筆之“古學遂明”這一帶有鮮明學派褒貶色彩的論斷，轉而獨取《鄭玄別傳》的敘事版本：

《鄭玄別傳》曰：何休字邵公，作《公羊解注》，妙得公羊本意，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後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宋）李昉等編：《太平御覽》（民國二十四至二十五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三編景宋刻配補日本聚珍本）卷610，《學部四·春秋》。此文或可視為“別傳”作者援引某後漢書“何休傳”，但尚欠進一步證據。]

這種看似簡單的文獻取捨，實則反映了宋初史家對漢晉史料系統的重新審視：他們既未盲從范曄《後漢書》的權威敘事，亦未簡單承襲唐以前的各家傳述，而是試圖通過回歸早期別傳文獻來建構新的歷史認知框架。其背後蘊藏著多重成因：首先是多元史料的復現與批判意識的覺醒：宋初，謝承《後漢書》、華嶠《漢後書》、司馬彪《續漢書》以及諸家“別傳”等漢晉史料重現於世，為史官提供了比勘眾本的條件。他們發現范曄《後漢書》雖成書較晚且文採斐然，但其史論帶有強烈的個人學派立場，實為“一家之言”，未必全然客觀，並不符合宋初史官試圖超越漢魏學派畛域、追求更公允歷史評價的訴求；其次是“疑傳求經”學風的先導：北宋初期正處於經學詮釋範式變革的前夜。官方雖仍奉行唐代《五經正義》，但邢昺等學者在校訂《十三經註疏》時，已開始對漢唐註疏的權威性進行審慎反思，對過度依賴某家傳注、囿於門戶之見的風氣有所警惕。《太平御覽》選擇《鄭玄別傳》而放棄范曄《後漢書·鄭玄傳》實質是將何鄭之爭剝離了非此即彼的學派對抗色彩，還原為純粹經義層面的高水平切磋與相互敬重，這為即將到來的經學革新提供了歷史認知上的鋪墊；而最重要的則是官方評價體系的引導：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朝廷詔令追封何休、鄭玄等先儒為“伯”或“贈官”，至南宋度宗咸淳三年（1267）進一步明確二人為“任城伯”與“高密伯”，[“咸淳三年，詔封曾參郕國公，孔伋沂國公，配享先聖。......東廡，......蘭陵伯荀況、睢陵伯穀梁赤、萊蕪伯高堂生、樂壽伯毛萇、彭城伯劉向、中牟伯鄭眾、緱氏伯杜子春、良鄉伯盧植、滎陽伯服虔、司空王肅、司徒杜預、昌黎伯韓愈、河南伯程顥、新安伯邵雍、溫國公司馬光、華陽伯張栻，凡五十二人，並西向；西廡，......中都伯左丘明、臨淄伯公羊高、乘氏伯伏勝、考城伯戴聖、曲阜伯孔安國、成都伯揚雄、歧陽伯賈逵、扶風伯馬融、高密伯鄭玄、任城伯何休、偃師伯王弼、新野伯范甯、汝南伯周敦頤、伊陽伯程頤、郿伯張載、徽國公朱熹、開封伯呂祖謙，凡五十二人，並東向。”參見：（元）脫脫等：《宋史》，卷150《志第五十八》，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2554—2555頁。]明確將他們的貢獻置於“傳經”之功的同一層面，有意識地弱化其學派差異與歷史恩怨。這種“等量齊觀”的官方定位，表明北宋前期官方試圖超越漢魏經學門戶的舊有格局，開始構建一種以經世價值和對經典傳承的貢獻為本位的、更為包容的儒者評價標準。

何休與鄭玄在孔廟中的命運，至明清兩代發生了顯著分化，而王肅亦捲入其中。明嘉靖九年（1530）嘉靖改制時，“高密伯”鄭玄改祀故里，“任城伯”何休則遭罷祀。及至雍正二年（1724），清廷復議孔廟配享儒者，何休、王肅以“非純儒”被黜，鄭玄得以重祔。此過程清晰展現了“純儒”標準如何在理學道統觀與漢學考據學的雙重作用下被嚴格界定。何休的困境在於：其《春秋公羊解詁》雖為重要經注，但其中蘊含的“孔子改制為漢立法”“通三統”等“非常異義可怪之論”，在宋明理學居於絕對官學權威的語境下，被視為離經叛道、淆亂聖人之言；而《公羊》學本身在唐宋以降的科舉體系中已極度邊緣化，其“大一統”“尊王攘夷”等現實政治功能在明清君主高度集權背景下亦被弱化。因此，何休被排除在“純儒”之外，其“傳經”之功不足以抵消其“義理不正”的缺陷，終遭罷祀。鄭玄雖被指“所行未能窺聖門”[明孝宗弘治元年，大學士程敏政上疏《奏考正祀典》，要求重新商定孔廟中的從祀名單，其奏言：“鄭眾、盧植、鄭玄、服虔、范寧五人，雖若無過，然其所行亦未能以窺聖門，所著亦未能以發聖學。”這份奏疏雖然當年沒有獲批，卻深深影響了明嘉靖九年，由張璁主導的孔廟祀典改革。參見（明）張璁：《張璁集》，張憲文校注，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年，第188頁。]，但其《三禮注》仍是維繫國家禮制與科舉考試的核心依據，具有不可替代的實用價值。故明嘉靖改制時採取了折中方案：保留其貢獻，但降格為“改祀於鄉”。王肅在此時未被提及，但已埋下伏筆：作為鄭玄的主要論敵，其經說（尤其是與“鄭學”相左者）在唐代《五經正義》中已遭系統性排斥；更關鍵的是，其依附司馬氏、助晉代魏的政治行跡，在理學強調“忠君大節”的語境下，成為難以洗刷的道德污點。

清初至乾嘉時期，樸學（漢學）興起，主張回歸漢唐經注以探求聖人之道。閻若璩等考據學大師在辨偽《古文尚書》時高度依賴並推崇鄭玄的箋注，視其為考據精審、保存古義的典範。在此學術思潮下，鄭玄的“傳經”之功被賦予了全新的意義——其詳實的訓詁考據工作被視為是“明道”的基礎和必由之路，箋注本身即承載著聖賢的微言大義。雍正二年禮部復議孔廟從祀，正是順應此漢學復興潮流，將鄭玄重祔孔廟，標誌著其作為“傳經明道”大儒的官方地位在漢學語境下得以重新確立和提升。與鄭玄的復興形成鮮明對比，何休與王肅在此次復議中被正式貼上“非純儒”標籤而遭罷黜。何休的罪名主要在於其學說“雜讖緯”，在尊奉考據、強調實證的乾嘉學者看來，是淆亂經典本義、摻雜“不經”之言的致命缺陷。王肅則面臨學術作偽和政治失節的雙重指控。自清初以來，閻若璩等學者通過嚴密考證，幾乎坐實了王肅偽造《孔子家語》《孔叢子》等書以支持己說、攻擊鄭玄的指控，而其黨附司馬氏的行為，在清廷宣揚忠君思想的背景下再次被強調。雍正朝禮部最終裁定，將王肅徹底將其排除在孔廟“純儒”譜系之外。這兩次罷黜，實質是乾嘉學派在官方支持下，為構建一個以考據精審、學風篤實、德行無虧為特徵的“純粹”漢學傳統而進行的門戶清理。

綜觀魏晉至唐宋官學視域，何休與鄭玄（連帶王肅）形象與地位的浮沈，清晰地勾勒出一條評價軸心位移的軌跡：唐代初期以統一經學、彌合裂隙為目標，故能兼容並包；北宋初期在史料批判與新風萌動下，嘗試“去門戶化”，尋求更公允的歷史評價，並開始弱化學派標籤，突出經世貢獻；明代嘉靖朝則在程朱理學道統觀支配下，將“明道”與道德實踐性置於首位；清代雍正朝則基於漢學復興的思潮，將“傳經”之功重新定義為“明道”之途，但以考據學的純粹性為標準嚴判“純儒”。這一演變過程深刻表明，官學體系下的歷史人物形象絕非固定不變，而是持續被不同時代的學術主流思潮、政治需求以及由此衍生的評價標準所重塑。何休從唐初配享者到清代“非純儒”的跌落，鄭玄由北宋封伯到明清歷經降祀復又升格的命運，王肅最終被釘在“非純儒”的恥辱柱上，皆非孤立事件；而是唐宋以降儒學內部範式轉換、道統觀念強化以及學術政治化進程在官方祀典這一制度性場域中的集中投射。

四、學派實踐：清代學術語境中的何鄭形象再造

近世重啟的“何鄭之爭”，其源頭可追溯至清代常州學派劉逢祿。劉氏之《春秋》學擁有獨特的歷史建構意識與詮釋方法，其對何休與鄭玄的態度尤為關鍵。劉氏治經始於《漢書·董仲舒傳》與《春秋繁露》的啟發，進而以《公羊傳》及何休《解詁》為核心，通過“獨抱遺經，自發神悟”的自主路徑，撰《春秋公羊條例》重建義理框架，著《春秋公羊解詁箋》闡釋修正何休學說，更在《申何》《難鄭》中鮮明展現其學術立場：一方面堅守何休《公羊》學之權威，力圖廓清後世對其學說的誤解與質疑；另一方面針對鄭玄兼採三傳、貶抑《公羊》的立場展開批判，藉由辯難《左氏》《穀梁》之義理疏失，重塑漢代三傳論爭的學術圖景。[參見（清）劉承寬：《先府君行述》，載（清）劉逢祿：《劉禮部集》（清道光十年劉氏思誤齋刊本）卷12。]

此種歷史敘事的選擇性重構，在《穀梁廢疾申何》一書中體現得尤為具體。據劉承寬《先府君行述》中“《申何》《難鄭》四卷”之載及今人所撰劉氏年譜考之，此嘉慶元年（1796）寫定之著作，乃劉氏早期系統闡述《春秋》學思想之代表作，後輯入阮元主持編纂之《清經解》。[張廣慶：《武進劉逢祿年譜》卷2，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7年，第35—37頁。]今人曾亦認為“直至申受撰《穀梁廢疾申何》，才重新對何、鄭之間的爭論進行了反省，認為康成‘兼治三傳，故於經不精’，且‘多牽引《左氏》，其於董生、胡毋生之書，研之未深’，又謂何休‘入室操戈’之語，蓋不欲為專己黨同，乃‘宏獎之風’而已。可見，申受此書所作，旨在‘申何氏《廢疾》之說，難鄭君之所起’”。[曾亦：《從素王到真王：劉逢祿〈春秋〉學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第43頁。]劉氏此書立論之根基，在於其嚴格判定《公羊傳》為《春秋》唯一嫡傳之正統觀（承自《漢書·儒林傳》及《春秋繁露》）。《穀梁廢疾申何·敘》首考《穀梁》先秦傳經譜系，次述兩漢《公》《穀》交鋒史實，進而指陳《穀梁》義理遜於《公羊》之完備。其關鍵乃依託何休對《穀梁》所下“廢疾”之語，系統申發何休見解以彰顯《公羊》學之優越性，並將批判矛頭直指鄭玄。[參見（清）劉逢祿：《穀梁廢疾申何·敘》卷一（影印華東師大圖書館藏清道光九年廣東學海堂刻皇清經解本），《續修四庫全書》第132冊，第1頁。]此舉正參與到“何鄭形象”之再造。在劉氏視域中，鄭玄兼採今古之立場及其推崇《穀梁》之論（尤《六藝論》“《穀梁》善於經”之論），實與董仲舒學說在《春秋》本質問題上隱然對立，構成其重振何休學、《公羊》正統之主要障礙。

值得注意的是，劉氏對《穀梁》之批判具有辯證性：其由何休“廢疾”說體認到，《穀梁》雖義理殘略於《公羊》，然非盡失微言大義，且偶有勝處。其《春秋公羊解詁箋》及《論語述何篇》中可見，劉氏並未全盤否定《穀梁》價值，亦曾接納其部分義理。他承認《穀梁》同屬“口授之傳”，亦能傳達聖人《春秋》未書之意，復於《解詁箋》中接納《穀梁》義、指正何休缺失之緣由。[張廣慶：《武進劉逢祿年譜》卷2，第60—62頁。]在劉氏構建的《春秋》學圖景中，《公》《穀》二傳關係呈現相輔相成之態，然《公羊》無疑居於主導與顯著地位。其學理依據在於：劉氏堅信《穀梁傳》中提及“公羊子”，暗示其源出實本《公羊》義，故《穀梁》對《公羊》義理偶有補益亦在情理之中。因此，對《公》《穀》二傳進行精細之分疏與補正，實為劉氏《春秋》學體系“推演”過程中之重要環節。辨明《穀梁》地位之關鍵，在劉氏體系中恰繫於鄭玄之評價及其所引發之爭議。劉氏更將此爭議置於長時段經學史中審視：范曄《後漢書·鄭玄傳》所構建之“何鄭之爭”敘事及《公》《穀》二傳長期爭鋒，且可上溯至《漢書·儒林傳》所載董仲舒與江公之辯，此亦為劉氏提供重要歷史參照。

劉逢祿於此《敘》申明之核心理念，在於辨析《春秋》嫡傳之重要性，其深意則是對《春秋》學義理本質之重審。他認為兩漢《公》《穀》二傳之傳習紛爭與解經歧義，經其分疏，雖可見義理或異或同、價值取捨各異，然終以《公羊》為歸依。此辨析本身，即緊密服務於其“尊何抑鄭”、重構學統之目標。至於《左傳》，在劉氏體系中被視為直接挑戰《公羊》詮釋權者，其文本真偽問題（疑劉歆偽作）另由《左氏春秋考證》專論；而《穀梁廢疾申何》則聚焦於《公》《穀》異義範疇，藉此深入探究何休與鄭玄學爭之脈絡。此書之撰述，正是劉逢祿在清代特定學術語境下，通過重釋經學公案（何鄭之爭）、挑戰鄭學權威以重樹何休形象、再造“何鄭對立”之歷史圖景。此一實踐，不僅深化了何休學說之理論闡發，亦為清中葉以降《春秋》學焦點轉向《公羊》奠定了方法論基石。

劉逢祿以何休為樞紐重建《公羊》學乃至上達《春秋》之路徑，根源於其對《公羊》口授傳統之篤信。他從董仲舒《春秋繁露》、何休《解詁》及其他漢儒舊說中，堅信唯有“口授之傳”方能保有聖人著作《春秋》之微言大義。在此傳統中，《公羊》先師解經所形成的“條例”，尤見於何休著作，幾成聖人口授之意化身，故“公羊條例”亦自然成為衡量同屬口授之《穀梁》乃至《左氏》義理之標準。在劉氏看來，漢初經師口授之孔子遺意，最終凝結為《傳》文與講義“條例”，此乃復興“《公羊》為《春秋》嫡傳”主張之基石，而何休正是通往此基石之唯一橋樑。此觀點將口授、條例與《春秋》大義緊密繫聯，幾令何休、《公羊》《春秋》三者等同。正因如此，劉氏極力批評孔廣森等學者解說《公羊》時擺落漢儒舊傳師說而自設條例，強調必須嚴守三傳各自之門戶與授受脈絡，方能見其本意。他認為諸傳授受差異與解經歧見本屬必然，故其對《左氏》《穀梁》二傳之詰難，皆以何休學說為起點與準繩，由此架構自身堅固之《公羊》學立場與《春秋》學體系。

據漢儒傳注、義例重建純粹之《公羊》學，實為劉氏畢生志業。其嘉慶十年（1805）所成《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正是專明此“墨守”何休學之進路的典範。而“申何難鄭”之策略（如《穀梁廢疾申何》所示），正是通過論斷何休與鄭玄之議，進而裁定三傳之短長。劉氏將錯綜複雜的兩漢乃至漢末《春秋》學異義之爭，高度濃縮於“何休與鄭玄”這一對立框架之中。此種化約雖有簡化之嫌，然在清初乾嘉學派崇尚考據，崇鄭玄為“漢學宗師”之學術氛圍中，卻頗具衝擊力與成效。江藩《漢學師承記》以“漢學”（樸學）正統自居，以為“古學”至鄭玄已臻於至善[參見朱維錚：《漢學師承記：外二種·導言》，載（清）江藩、方東樹；《漢學師承記：外二種》，徐洪興編校，上海：中西書局，2012年，第6頁。]，而何休則被貶為今文經學末流，僅以“墨守《公羊》”一筆帶過。這種書寫隱含著乾嘉學派對考據學的自我標榜——通過將鄭玄奉為“漢學”典範，強化古文經學“實事求是”的學術正當性，進而消解宋明理學與今文經學的思辨傳統身處清代普遍“宗鄭”之學術語境，此種“鄭學獨尊”之氛圍，恰恰構成劉逢祿奮力鑽研何休學、撰著《穀梁廢疾申何》以挑戰鄭玄、重樹何休形象之直接刺激與內在動力。筆者以為，劉氏雖難免因宗派立場而稍抑《左氏》《穀梁》二傳之解經價值，然在宋學餘緒與鄭學籠罩之背景下，其舉實為撥開自范曄起“古學遂明”之迷霧、重光《春秋》之重要努力。

《經學、政治和宗族：中華帝國晚期常州今文學派研究》

正如艾爾曼（BenjaminElman）所言：“歷史的理路總是神秘莫測，現代中國的史學家就很快發現，中國帝制時代最早為官方認可的儒學體系——今文經學，到1898年竟成為儒學激進改革者的最後陣地。”[[美]本傑明·艾爾曼（BenjaminA.Elman）：《經學、政治和宗族：中華帝國晚期常州今文學派研究》（Classicism, Politics, and Kinship: The Ch'ang-chou School of New Text Confucianism in Late Imperial China），趙剛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序論。]思想激進的康有為及其同道，依託以董仲舒、何休为旗帜的今文經學，被尊為孔子改制嫡傳的守護者，成功觸達權力核心，在光緒皇帝支持下掀起轟動一時的“百日維新”。其激進的政治化操作，雖使後世學者多聚焦於其現實動機，但若僅以“曲解經學服務變法”[湯志鈞：《試論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康有為與戊戌變法》，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58頁。]視之，則低估了康有為思想的學術深度。

康有為的經學重構始於對今古文差異的根本性顛覆：他將傳統視為周公法與孔子法之別的經學分歧，轉化為真經與偽經的對立。在《新學偽經考》中，康氏宣稱西漢今文經為孔子親傳真經，而《周官》《左傳》等古文經典實為劉歆偽造的“新學偽經”，其傳播定型則歸咎於鄭玄“淆亂聖法”：“始作偽，亂聖制者，自劉歆；布行偽經，篡孔統者，成於鄭玄。”[（清）康有為：《新學偽經考》，錢鐘書、朱維錚、廖梅編，上海：中西書局，2012年，第2頁。]康有為直斥鄭玄為“劉歆之功臣，孔門之罪人”，認為其注經導致“偽經大行而孔子真經亡”。[參見（清）康有為：《新學偽經考》，錢鐘書、朱維錚、廖梅編，第180頁。]這一顛覆性論斷，表面是學術考辨，實則是要解決中國文明“立法者是誰”的核心問題。面對晚清深重的文明危機，康有為意識到傳統經學中矛盾百出的聖人之法已無法為文明重建提供支點，故而以極端方式將周公維度徹底排斥出經學體系，獨尊孔子為唯一立法者。獨尊孔子的意義對康有為而言是雙重的：學理上，他通過排斥古文經學，構建出一套以孔子“托古改制”為核心的同條共貫、自成體系的理論，並依託聖言確立其權威性；時代需求上，堯舜至周公的舊時代已成歷史經驗，無法寄託轉型期的理想，唯有將經學徹底理論化才能拯救其現實價值。為此，康有為將董仲舒、何休升格為得聖人微言者，推崇“三世說”為改制綱領，將“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與西方進化論結合，改造為“君主專制——君主立憲——民主共和”的政治進化程序，為維新變法提供經學依據。

康氏自視為二千年學術困局的終結者，宣稱“無一人知今古之辨者”，力圖通過揭示“被遺忘的真理”重建儒學正統譜系。[康有為在致友人朱一新信中痛陳：“二千年中，雖大儒輩出，然無一人知今古之辨者！”參見：康有為：《答朱蓉生書》，載《康有為全集》第1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322頁。]他一方面指斥：“凡後世所指目為‘漢學’者，皆賈、馬、許、鄭之學，乃新學，非漢學也；即宋人所尊述之經，乃多偽經，非孔子之經也。”[（清）康有為：《新學偽經考》，錢鐘書、朱維錚、廖梅編，第3頁。]另一方面，通過否定古文經合法性，將漢學考據（今文文本）與宋學義理（改制大義）統合於今文經代表的“孔子真傳”之下。當代學者皮迷迷認為康氏的“今古之辨”對清學史上聚訟數十載的“漢宋之爭”提供了一種解決方案。[皮迷迷：《以“今古之辨”解“漢宋之爭”：一個考察〈新學偽經考〉的視角》，《人文雜誌》2020年第5期。]康有為的學術理論雖具顛覆性，卻是在文明轉型的急迫語境下，試圖以極端重構迫使中國經學直面現代性挑戰的勇氣。故梁啓超謂之“思想界一大颶風”。[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俞國林校，北京：中華書局，2020年，第132頁。]從這個視角觀看康有為貶鄭玄“混合今古”，實為揭露漢宋分裂的根源；尊董、何為“得聖人微言者”，則旨在確立超越門戶的學術原點。

與劉逢祿、廖平、皮錫瑞、康有為區分今古文並獨尊今文相頡頏，部分秉持調和立場的學者正曾通過實證考據調和漢宋、貫通今古。陳澧在《漢儒通義》自序中明確表示：“漢儒說經，釋訓詁、明義理，無所偏尚。”他既反對宋儒譏漢儒不講義理，也不滿近儒只重訓詁。其編纂目的在於展現“聖賢之微言大義”，希望後人能“祛門戶之偏見，誦先儒之遺言”。[參見（清）陳澧：《漢儒通義》，《續修四庫全書》第25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83頁。]這種立場體現在他對何休與鄭玄的具體分析中：他特別通過比較鄭玄《周禮注序》與何休《春秋公羊解詁序》的差異，提出“宗廟”與“武庫”的著名比喻：鄭氏學如入宗廟，但見禮樂器；何氏學則如觀武庫，但睹矛戟。[陳澧云：“讀鄭君《周禮序》所謂如入宗廟，但見禮樂器，讀何邵公《公羊序》則如觀武庫，但覩矛戟矣。鄭學非何所及，可於兩《序》見之。”參見：（清）陳澧：《東塾讀書記》（《四部備要》本）卷15《鄭學》。]這一形象的對比不僅揭示了二者學術風格的差異，更體現了陳澧對經學詮釋方式的深刻思考。陳澧在《鄭學》篇中指出：

辨先儒之說，其辭氣當謙恭，不可囂爭求勝也。其《箴膏肓》《發墨守》《起廢疾》，則不然。有云“鄉曲之學，甚可忿疾”，此以何邵公三書有害於經學風氣，不得不忿疾。又何之年輩不在鄭之前，不妨正言相非也。[（清）陳澧：《東塾讀書記》（《四部備要》本）卷15《鄭學》。]

雖然他對何休“三闕”中表現出的論辯鋒芒給予理解，認為匡正學術的不得已而為之。但又特別指出，由於何休年輩不在鄭玄之前，故可以“正言相非”，這種歷史語境的考量顯示了其學術判斷的審慎。

但陳澧對何休《春秋公羊解詁》的詮釋存在商榷之處。陳氏認為從文本實際來看，何休雖兼採《左氏》《穀梁》之說，然其徵引之廣度與深度確未達均衡狀態。該著作既被冠以“武庫”之稱，當與杜預獲此喻稱的情況相類[杜預因內政事功，被稱為“杜武庫”，比喻其“無所不有”之意。參見：（清）吳士鑑、（清）劉承乾撰：《晉書斠注》，卷34《列傳第四》，《續修四庫全書》（影印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藏民國十七年劉氏嘉業堂刻本），第719頁。]，應存包羅萬象、無所不有之《春秋》義理，而非僅凸顯三傳之爭的攻訐性質。然而陳澧在清代經學敘事及後漢經學觀念的影響下，可能不自覺地沿襲了范曄《後漢書》“以難二傳”的論述框架，將何休著作中本屬學術論辯的內容，過度詮釋為帶有“恨先師”“反擊賈逵”等個人情感色彩的學派攻伐。這種詮釋傾向尤其體現在陳澧對《春秋公羊解詁》序文的解讀上，將其簡單比附為攻擊《左》《穀》二傳的“矛戟”，實則忽略了何休建構完整經義體系的理論企圖。此種詮釋偏差反映出清代學者在面對漢代經學論爭時，往往難以跳脫既定學術史敘事的局限，導致對文本原初意涵的把握出現偏移。但值得肯定的是，認同孔穎達“禮是鄭學”理論的陳澧，清醒認識到“鄭學”不可等同於“漢學”整體，其《漢儒通義》在何休與鄭玄、今學與古學、《公羊》與《左傳》之間發現了義理融通的空間。這一突破性見解對後世經學研究具有重要啓示意義。

漢末何休與鄭玄圍繞《春秋》三傳的義理之爭，被范曄史筆強行納入今古文衝突譜系，被後世學者建構為終結漢代今古文之爭的標誌性事件。這一敘事不僅定調了二人對立的學術史形象——何休被簡化為今文經學衰微的象徵，鄭玄則被塑造為“古學遂明”的奠基者，更折射出中國經學史中歷史書寫、學派實踐與權力話語交織的複雜機制。

縱觀何鄭形象的千年流變，從范曄“古學遂明”的史斷到魏晉南北朝的學術轉型，從劉逢祿“申何難鄭”的學派實踐到陳澧《漢儒通義》調和今古、融通何鄭，歷代詮釋皆難逃三重困局：一，歷史書寫總是以簡化置換複雜，如范曄將鄭玄未成稿的《左氏注》爭議轉化為對何休“三闕”的批判，實為掩蓋鄭王學理隱微聯繫的策略；二，學派重構必陷於自我指涉循環，如劉逢祿申何休卻復造新門戶，康有為斥偽經反墮入絕對化陷阱；三，經義詮釋無法脫離時代精神，如唐人以孔廟配享彌合今古，清儒以考據崇鄭或變法尊何，無不印證學術史本質是當下關懷的歷史投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