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剑 郭齐勇︱古礼的价值重估及其当代意义——郭齐勇先生访谈录

王剑 郭齐勇
2026-09-11
来源:《走进孔子(中英文)》202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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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与郭齐勇先生合影



一、《礼记》课堂教学

王剑:郭先生好!您是中国哲学界的大家,对于“古礼”亦颇有真知灼见。我想占用您在贵阳孔学堂度假的美好时光,向您请教有关传统礼学的一些问题。请问您是从何时又是因何契机开始研究礼学的呢?

郭齐勇:称“大家”不敢当,我只是一位读书人。常言道“教学相长”,我对于古礼的研究是从《礼记》教学开始的。20世纪末,我开始为硕、博研究生开设“《礼记》会读”课程,坚持二十余年直至退休。我对于《礼记》的研读,以及对于先秦儒学之“礼”的思考,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王剑:长期以来,在国民教育体系中,传统文化内容占比不高,且以古诗文为主,研究生阶段相关专业的经典研读课程也很少。记得您一直呼吁中国人应加强传统文化经典的学习。在经典中,为何您如此重视礼学典籍的研读?相关课堂教学又是如何开展的呢?

郭齐勇:孔子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礼记·王制》云:“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可见先秦儒家注重以礼乐诗书为核心开展君子教育,助力健全人格养成。西汉以来的中央政府亦以“礼教”为基本教育方针。而民国以来,“封建礼教”遭遇误读与大批判,当代大学生最欠缺的就是礼的教育,这是我重视礼学研读的核心原因。

《礼记》是用以解释“礼”的极为重要的儒家经典。其收录的篇目在内容上各有侧重,有的重在疏解礼仪、名物、制度,有的重在阐发义理。就义理而言,《大学》《中庸》等篇非常重要。中国哲学专业的研究生,除《大学》《中庸》外,还应研读《王制》《礼运》《乐记》《学记》《经解》《儒行》篇以及晚近被归于子思所作的《坊记》《表记》《缁衣》篇。除以上各篇外,我们还要求武汉大学国学院的学生读《曲礼》《礼器》《月令》《檀弓》《祭义》等疏解具体礼仪礼制的篇章。

《礼记》会读”课程遵循“精讲加自学”的教学思路,引导学生逐字逐句精读,培养经典研读习惯。我们采用诵经、解经、研讨的三步教学法,依托《十三经注疏》之《礼记正义》,参考历代《礼记》集解、通论、辞典等文献,再结合《荀子》《大戴礼记》与出土简帛文献进行参校式解读,使学生对礼学达成精深的理解。

王剑:的确,我们这些现代人与古礼的隔阂太深了。记得自己第一次认真地行三拜之礼——古人是跪拜,今人简化为立拜——就是在《礼记》会读的课堂上;每次读书之前,老师您带领大家给孔圣画像行礼,课堂气氛随之变得严肃端谨起来。记忆犹新啊。

郭齐勇:礼乐教化不能仅停留在书本层面,亲身践行礼仪才能真正领会其内涵。


二、先秦典籍所记华夏古礼的内容与功能

王剑:中国素称“礼义之邦”,近称“礼仪之邦”,“礼”对中华民族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请您谈一谈主要是哪些经典记载了古礼?古礼包括哪些内容?

郭齐勇:礼是中华文明的主要标志之一。夏朝时,礼已初具规模;西周时,经周公制礼作乐后,礼已成熟完备,是以孔子盛赞周礼“郁郁乎文哉”。“五经”所记载的古礼主要是周礼,其书包括《仪礼》《礼记》《周礼》三部,合称为“三礼”。其中,《仪礼》最为古老,又称“礼经”,其与《礼记》是经与传的关系,《周礼》主要记载国家仪典与职官。

在古代中国,礼就是文明的代称,其涵盖面太广,我先从概念上给礼做一些分类吧,这样比较清楚。可按形式/内容,分为礼文(礼节、礼法)与礼义。可按人/物,分为礼仪与礼器。其中,礼仪按场域可分为日常礼仪、人生仪礼、宗教仪式、国家典礼;按功能可分为吉、凶、宾、嘉、军五大类,具体包括冠、婚、丧、祭、朝、聘、乡、射等。还可按朝廷/民间,分为礼制与礼俗。除王室、贵族所用礼仪与礼器之外,政治、法律、经济、文化、教育各领域的大多数制度都被统称为“礼”。不过秦汉以降,国家制度的统称逐渐被“典”“典章”取代,而国家层面的“礼仪”就被称为“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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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礼》书影


王剑:您的分类很清楚,原来“礼义”这个概念主要指礼的内涵、精神与哲理。《礼记》的内容显得比较庞杂,其中多篇就是儒者专以阐释礼义的文章。

郭齐勇:是的,除了《礼记》,孔子与荀子也对礼义做了大量的阐发,荀子更是将孔子的礼学发扬光大。

王剑:请您再谈一谈古礼到底有什么功能与意义?

郭齐勇:儒家以为典范的周礼是古代社会的文明规范,包括等级秩序。礼仪之冠、婚、丧、祭等,都有其具体含义。我曾在《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礼记》一书中总结说:“冠礼在明成人之责;婚礼在成男女之别,立夫妇之义;丧礼在慎终追远,明死生之义;祭礼使民诚信忠敬,其中祭天为报本返始,祭祖为追养继孝,祭百神为崇德报功;朝觐之礼,在明君臣之义;聘问之礼,使天子、诸侯相互尊敬;乡饮酒之礼在明长幼之序;通过射礼可以观察勇毅与谦让等德行。总之,这些古礼包含了政治、宗教、伦理、教育、艺术等价值,对于稳定社会、调治人心、提高生活品质都有积极意义。”

王剑:古礼真是蔚为大观啊!而其中如婚礼、礼、诞辰这些人生仪礼,对今天的老百姓也是不可或缺的。您可以谈得更详细一些吗?

郭齐勇:不错,婚、丧、诞辰等人生仪礼仍是当代生活中的主要礼俗。除此之外,古礼中还有不少富有生命力的内容。古礼的核心价值可归纳为三个方面。首先就是教育价值。《礼记》记载的餐桌礼仪、社交礼仪,如就餐不喧哗、不翻拣菜肴、坐姿要文雅、站立要正直、对长辈要恭敬等,都是家风家教的重要资源;《礼记·曲礼上》(以下《礼记》各篇仅标注篇名)中“敖(傲)不可长,欲不可从(纵)”“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等训诫,以及《大学》《中庸》所讲诚意、慎独、修身、齐家、中庸、好学、力行、知耻等修身理念,至今仍是中国人道德修养的指南。


三、古礼的信仰功能与生态智慧

王剑:除了教育价值,古礼还有哪两个方面的价值呢?

郭齐勇:其一,古礼解答了国人对终极信仰的疑惑,满足了国人的超越性需求。我说的超越性是指人类超越个体与物类的有限性,向往无限与永恒的一种本性。一则,孔子与荀子都指出了礼的神圣性。孔子说:“是故夫礼,必本于天,殽(效)于地,列于鬼神……”(《礼运》)荀子则提出“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荀子·礼论》)二则,儒家用祭礼统合了精神信仰与家族中的祭祀礼仪。《礼运》说,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而自宋代朱子提倡家礼后,百姓就可以在祠堂祭祀祖先了。《礼运》篇详述以庄严精致的祭祀来迎接天神和祖宗神灵的降临。在周礼中,最高神是天神,其次是土地神(社),然后是对山川百神的崇拜。祭天地与祭祖先都是人类追本溯源,尊重、感恩与追慕其族类根源的德性表现。周代以来的祭礼,其野蛮(如人牲)、愚昧的成分已被儒家剔除,但其对天地神灵与人鬼的祭拜仍有很强的精神信仰超越性的意涵。直到今天,祖先崇拜仍然是民间信仰的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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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天坛中的祭天台——圜丘坛


其二,我想重点谈一谈古礼所蕴含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智慧。我们先从原理讲起。大家都知道中国哲学讲“天人合一”“天人和合”,其实这个“天”是涵摄天地万物在内的。天地有“生生”之大德,而其化生万物以“和合”为原理。《月令》讲“天地和同,草木萌动”,《乐记》讲“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生物学讲“生态平衡”,生态系统因其平衡协调而生生不息,其原理是天地通过阴阳的相互对抗、感通、转化而实现和合。《乐记》还讲“乐者天地之和也”,音乐追求和谐的根源也是“天地之和”。总之,生态系统是一个多物种与环境和合的共同体。

讲完天,再讲人。《礼运》说人荟萃了五行之秀气,是万物之灵,体现了天地之德行、阴阳之交感、鬼神之妙合。在儒家看来,“人是万物之灵”的命题,并非申张人拥有凌驾万物或主宰万物的权力,而意味着人具备领悟“天人合一”的天赋,应承担“赞天地之化育”的使命,能够培养“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而关爱天地万物的仁德。

最后,儒家关于生态保护与节制欲望的智慧也是非常珍贵的。《月令》讲,在初春要保护幼小的动植物,禁止伐木,禁捕母兽,意在告诫人们在取用动植物资源时,要考虑季节,不可以在动植物的生长繁衍期滥砍滥杀。《王制》讲“林麓川泽以时入而不禁”,提倡人类在利用自然资源时顾及资源的可持续性。又在论及天子、诸侯田猎之礼的时候,讲“不合围”“不掩群”,强调不要赶尽杀绝。此二篇还讲不要杀生取卵,不要毁坏巢穴,不要用怀胎的牲畜祭祀,体现了对天地生养万物的敬畏之心。

另一方面,人类节制欲望,有利于节约、保护自然资源。《乐记》讲,饮食、服饰、乐舞等礼节的制定,不是为了满足人的口腹耳目之欲望,而是为了让人返归“人道之正”。《曲礼》说每逢荒年,贵族在饮食等消费方面应节制,以体恤天地生养万物的不易。总之,儒家有关生态保护与节制物欲的提倡,是从外内两方面来阐明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深刻智慧的。

王剑:您阐述的三个方面都很重要,尤其是关于《礼记》生态智慧与“天人合一”理念的阐发,非常精深。我们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就不能忽视先秦儒家的生态智慧。


四、古礼中的土地、赋税制度与城建政策

王剑:我曾在《人民日报》读到您一篇文章,指出中华优秀传统制度文化具有礼治与法治相统一的特质,故而想请您就“礼治”概念来谈一谈古礼的政治价值。

郭齐勇:好的。在夏商周三代,“礼治”是“政治”的代名词,是涵摄“礼教”的一个更大的概念,因为三代都是政教合一的国家,礼教也是国家治理的一种手段。而除了各种社交礼仪、人生仪礼、宗教仪式与国家仪典外,古礼中还有许多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制度及治理方略,它们都是被统称为“礼”的。

首先是土地制度与俸禄制度。周朝有“一夫授田百亩”的制度设计,授田可以继承但不能买卖,以为农民提供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保障,这是《孟子》之“制民恒产”设计的根据。农民是被统治者,贵族与官员是统治者,后者主要依靠农夫的贡赋(粮食)生活。农夫的贡赋先上交给封建领主或官府,再分配给贵族与官员,这就是俸禄。

王剑:《王制》记载的土地制度与俸禄制度,实为三代经济稳固与政治运行的基础。东周以来,虽然封建制与土地公有制崩溃,逐渐被郡县制与土地私有制取代,但它们堪称中国赋税制度的起源,而且留下了授田法、井田制等宝贵经验,为新中国实行的土地公有制所继承。

郭齐勇:确实是这样。古礼中还记有三代完整的赋税制度与城市建设政策。《王制》中有一段名言:“古者公田藉而不税,市廛而不税,关讥而不征,林麓川泽以时入而不禁。夫圭田无征。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这段话阐释了古代的赋税与徭役政策:对于公田,采用“助”耕,不直接征收田税,用于祭祀之“圭田”无需纳税;市场中,仅对店铺征收租税,而不对流通的货物征税;关卡的职能仅限于稽查往来人员与货物,不额外征收税费;山林、河湖等自然资源向百姓开放,允许民众按照时令前往采伐、渔猎;官府征用民间劳力服徭役,每年的时长不能超过三天。《王制》还说城邑建设应以民居为中心,要丈量土地,确定规模,划定适宜的区域建民居与作坊、市场等,使民众安居乐业,饮食工作有节度,道德风气崇忠孝,然后兴办学校。

王剑:这样的赋税与城建制度,可谓“轻徭薄赋,使民休养生息,以民为本,使民安居乐业”,对于今天的税制改革与城市建设也有借鉴意义。


五、古礼中的福利、教育与选官制度

郭齐勇:古礼中还有今天称为福利制度的设计。如《礼记·王制》与《周礼》都记有养老制度与救济制度。从虞舜时期开始实行的养老礼规定,五十岁以上的老者,将依据其年龄层级的差异,享有相应的各类优待政策。夏商周三代君主均会按户籍逐一核查居民的年龄状况,以制定具体的徭役减免政策:若家中有八十岁以上的老人,一个儿子可免除徭役;若有九十岁以上的老人,则全家均可免服徭役;家中有残疾等生活无法自理者,可安排一人免服徭役;而为父母守丧的人,可在三年内免服徭役。

《王制》还记载:“少而无父者谓之孤,老而无子者谓之独,老而无妻者谓之矜,老而无夫者谓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穷而无告者也,皆有常饩。”这里的“常饩”,指的是国家定期提供的粮食救济或常态化的生活补助。书中还提到:“瘖、聋、跛、躃、断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这些表明,当时国家已对鳏寡孤独以及残疾人等社会群体建立了专门的救济机制,引导人民孝亲扶弱,淳厚乡风民俗,促进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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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曾家包汉墓出土养老图画像石拓片


王剑:这些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古老的福利制度吧,而且考虑得相当周到,规定得相当细致。虽然由于古代中国经济欠发达等原因,这些福利制度不能完全实施,但其仁爱精神与方针政策为社会主义中国所继承,其制度在当代得以全面实施。我们不仅有完备的退休及养老保险制度,还有覆盖面更广、保障力度更大的医疗保险及民政救助制度,儒家的“小康社会”理想终于实现了。

郭齐勇:是啊。古礼中还有详细的教育与选官制度。《王制》设计了选士教育与进士任职的一套制度:各乡考察“秀士”上报司徒为“选士”,司徒择其优者升入太学为“俊士”,选士、俊士免徭役称“造士”。乐正以《诗》《书》《礼》《乐》培养造士(含贵族子弟与庶人选拔者),按年龄设课,考试合格方能毕业。大乐正又择其优者荐于司马称“进士”,司马考察后上报进士名册于天子,天子定夺后委任以官职,授予爵位俸禄。

王剑:哦,原来这一套制度是汉代以来的学校制度与荐举制、科举制的雏形,连进士的称谓都一样,学校的课程内容也是以《诗》《书》《礼》《乐》为主的“六经”。这套制度一方面任人唯贤,选拔合格人才担任国家治理之职责;另一方面起到打破阶层固化、增强社会活力、缓和阶级矛盾的积极作用。

郭齐勇:我们回到礼治与法治相统一的话题。在社会治理上,儒家既重视德治,也重视法治。从《礼》书将礼、乐、刑、政并举来看,我们今天所说的“德治”包含礼乐教化与王道德政两个方面,它可以涵摄狭义的“礼治”,而今天所说的“法治”相当于古代的“刑”“律”与行政规范等。从中可以归纳“德主刑辅”的原则,可谓西汉以来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方略的基调。再谈谈古礼中的“刑”。从《王制》有关刑罚的论述中可见,古礼在案件审理、裁决及处罚的全过程中极为审慎,力求规避因草率断案或徇私舞弊造成的冤案,既恪守程序正义的原则,又以孝、忠等道德标准作为实质正义的权衡依据。

王剑:嗯。德主刑辅、儒法互补,是中国古礼蕴含的核心治理理念。近二十年来,我国始终坚持推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针,其实是对传统礼治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后,学界开始深入探讨,在落实“第五个现代化”建设目标的过程中,如何合理汲取中国古代德治与礼治的思想精华和治理智慧。

郭齐勇:关于古礼,最后不能不提的是《礼运》中的《大同》篇。大同社会是儒家以尧舜时代为蓝本所设想的理想社会,也可以说是无数中国人的梦想:选举贤能的人来治理国家,所有权力只为公有;人人讲信用,和睦相处,且不只顾自己的小家,还要使所有老年人都得到赡养,使所有鳏寡孤独残疾等不幸者都能得到照顾,使成年男子都有职务,使女子都能适时婚嫁;人人爱惜财物,勤恳工作,但绝不只为自己;这样的社会没有乱贼与强盗,没有阴谋与犯罪,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就是大同社会……

王剑:是啊,大同社会不仅是古代中国人的梦想,也为近现代从康有为到孙中山,再到毛泽东这些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所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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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中山纪念堂


郭齐勇:总之,古礼主张制民恒产、惠民教民、德主刑辅,即主张满足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重视民生、教育与法治,一方面保障农民掌握基本的生产资料,另一方面对社会老弱病残、鳏寡孤独和灾民予以扶助,以缓和社会矛盾。此外,古礼推行的选官制度与教育制度,为平民子弟提供了阶层跃迁与治理国家的机会。古礼中的土地制度、选举制度、法治与大同理想,体现了儒家追求的也是大多数中国人推崇的公平正义理念。这一套制度的原则有三:人民是政治的根本,保民、养民与教民是统治者的主要职责;君王官僚的统治以实现公共利益为目的,并要得到人民的认可;礼制分等级尊卑,但在法律判罚与个人发展机会上要体现公平。此即“仁政”与“王道”。与同时代的其他古文明相比,华夏古礼中的制度资源与治理智慧非常丰富,其政治理念相当先进,它们对于现代中国仍然具有借鉴意义或启示意义,同样可以作为当今我们树立“文化自信”的资本。


结 语

王剑:听您畅谈古礼的丰富功能、治理智慧与制度遗产,学生不仅大开眼界,而且颇受启发,从中发现很多可供“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精神与制度遗产。但是为什么从1919年五四运动直到今天,一说到“礼教”或“古礼”,人们总习惯为其贴上“封建”的标签呢?

郭齐勇:人们批判的所谓“封建礼教”虽与古礼不尽相同,但也是一脉相承的。徐复观先生指出:即使在封建时代,礼也是维系人与人的合理关系与人格尊严的,而不是“吃人的”;封建的宗法制度,主要靠“亲亲”与“尊尊”两种精神维系,礼是把两种精神融合在一起,定出一套适宜的行为规范,实际上大大缓和了政治中的压制关系。秦汉“大一统”以来的古礼,其中如“忠君”“守节”、孝道与“厚葬”等曾受到猛烈抨击。客观来说,这些虽然存在被君主专制倾向带偏的问题,但它们都是传统礼教的主流,在维护国家统一、维系社会稳定、促进人际和谐、安顿个人身心等方面都发挥了重大作用。

古礼”是中国人赖以建立文化认同与伦理共识的经典之一,是我们树立文化自信的源头活水。对于当今社会而言,很多古礼经过适当转化以后,还能在道德教化与文化建设等方面发挥巨大作用。当代的“中国文化”虽已加入大量现代元素,但仍然是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嫡子”,其文化范型与核心精神并未灭失。古礼对于当今中国的伦理秩序重建与道德人格培育,仍然具有奠基性的意义和重要的转化应用价值。

王剑:对于“古礼重建”的问题,我一直感到疑惑,不知其在当代中国还有多少必要性或可能性。听您一席话,备受鼓舞和启发,对于如何解决此难题,也增添了几分信心。以贵州为例,它位于祖国西南边陲,交通不甚便捷,经济落后,但在不少古城古镇、屯堡社区与“传统村落”中,保留了很多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古礼文化遗产的因子(如神龛牌位)。在贵州推进乡村文化振兴时,应注重发掘与转化本地深厚的古礼文化资源。最后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访谈!感恩您的谆谆教诲!欢迎您常来贵州!

郭齐勇:好的,也谢谢你!我喜爱贵州,会常来!



【本文刊载于《走进孔子(中英文)》2026年第2期。本刊出版版权所有,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文字及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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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简 介

  王剑,安顺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

郭齐勇,武汉大学国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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