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 | 探寻文庙释奠的古今之变与当代实践 孔子研究院举办“文庙释奠与礼乐文明”学术工作坊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通讯员 孔勇 记者 张清俐）9月20日，“文庙释奠与礼乐文明”学术工作坊在孔子研究院举办。与会学者围绕文庙释奠的历史源流、礼乐形态、典章制度、东亚传播与当代实践展开深入研讨，共同探寻这一延续千余年的古老礼仪在当代“活”起来的现实路径。孔子研究院党委副书记、院长、研究员孔德立出席活动并致辞，党委委员、副院长、研究员刘续兵、魏衍华参加活动。孔子研究院文庙书院与礼乐文化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尼山青年学者”房伟主持活动。
会议现场
孔子研究院党委副书记、院长、研究员孔德立出席活动并致辞
释奠溯源：崇德报本与教化人心
孔子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孔祥林认为，崇德报本、教化人心是文庙释奠的根本价值。国家通过加封谥号、建庙奉祀、制定释奠制度体现对孔子的尊崇，文庙因此由孔子家庙发展为国家尊崇传统思想文化的象征；明洪武年间一度停祀，钱唐、程徐上疏力陈“祀其教、祀其道”，终恢复通祀，说明释奠重在报本；释奠礼重在培养后备官员，以“人皆可以为尧舜”为理论基础，从祀榜样由“传经”“明道”扩展到“行道”，并辅以名宦祠、乡贤祠形成教化网络。其根本指向是孔子之教与帝王之政相辅而行，实现国家长治久安。
孔子研究院文庙书院与礼乐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特聘研究员程奇立认为，释奠礼起源于周代祭祀先圣先师的学校礼仪，定型于隋唐、完备于明清。其文化意义有三：礼制上，作为唯一存续的古代官学礼仪，完善华夏礼乐体系；文脉上，通过配享从祀树立儒家传承谱系；教育上，固化尊师重道传统。当代价值有四：守护文明根脉、筑牢文化自信；赋能立德树人；敦风化俗、涵养新风；打造礼乐品牌、推动文明传播。
河南大学教授、信阳学院特聘教授赵国权以“祭”与“学”关系为线索，将“庙学”历史分为三阶段，先秦至魏晋“有学无庙”，唐宋元明清庙学合一，清末新学堂兴起后“学退庙存”。在“有学无庙”阶段，祭祀并非空白，周代已将祭祀纳入国家礼制与教育体制，礼书所载先圣先师及释奠、释菜、释币等学祭礼仪，正是学校祭祀的具体形态。若以祭祀礼仪而非庙宇建筑为标志，学祭从先秦时代已开始，由此庙学则有两千年以上历史。先秦孔、孟、荀及《礼记》的学祭理论，构成后世庙学祭孔的理论来源。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副教授何青翰认为，文庙始终受到政教秩序的牵引。中国传统政教是行政与礼教内外贯通的实践，西方则是神圣与世俗二元对立。就中国而言，既有孔子“有德无位”，又有历代不断回复“君师合一”，二者并不截然分离。近代康有为倡孔教终归失败，既因文庙教化本非独立教权、无法导出西方式教权，也因借复辟定国教有逆民主潮流。今天应立足百姓朴素情感，坚持“有教无类”，为文庙论证新的伦理秩序，使其成为活着的传统，服务当代文化建设。
孔子研究院文庙书院与礼乐文化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房伟认为，孔子祭祀由自发走向自觉、由个体追思走向国家祀典，绵延两千余年。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卒后，形成了最早的三个祭祀群体，构成“三脉”，即孔氏后人的血缘性家庙祭祀，孔门弟子的非血缘性学庙祭祀，鲁人的公共性国庙祭祀。柳下惠论祀典提出“法施于民”等五原则，表明鲁地早有成熟的祀典土壤。三脉同源，使文庙兼具家庙、学庙、国庙性质；曲阜孔庙集三者于一身，州县文庙以学庙为主兼承国家祀典，这正生动体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和合共生的文化特质。
礼制考辨：典章器物与庙学空间
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覃力维以《南齐书·礼志》王俭“释奠议”为核心，强调文本次序不等于历史次序，王俭重新编排陆纳、车胤、范宁、范宣诸说，将其还原为东晋成帝、穆帝、孝武三朝立学释奠。王俭议确立两个标准：释奠定为中祀，开创唐宋以后的主流礼制；爵位“引同上公”，用轩县、六佾，避开王者与亭侯两端。另从史志的书写模式看，并非释奠由嘉礼移入吉礼，而是“立学”由嘉礼移归吉礼；《通典》已分学校“释奠”与家族“孔子祠”两类，代表着古代孔子祭祀的主要形态。
孔子研究院党委委员、副院长、研究员刘续兵认为，先秦、唐代和当代，是释奠礼最值得关注的三个阶段。先秦释奠与军事、田猎、外交密切相关，经历从武到文、由庙到学、从“非时”到“常时”三个转向，承载着传承文明、凝聚共识、培育敬畏三层内涵。贞观四年诏令州县立孔子庙与开元二十年《大唐开元礼》颁行是唐代释奠礼定型的两大标志，形成了制度与空间的双向互动，具体表现为祭祀对象层级化、仪节流程规范化、礼器乐舞符号化。他认为，新时代文庙释奠礼的守正创新可以从历史中得到镜鉴：坚守“敬”的精神内核，把握礼的损益之道，拒绝机械复古；接续庙学合一、使文庙成为活着的传统；统一范式与在地调试结合，重视“自下而上”；立足人文内涵，推动释奠礼世界传播，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常会营指出，庙学即孔庙与官学一体化，典型为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形成“左庙右学”的形制。庙学合一源于三代“祭教合一”，唐贞观四年州县立庙后正式形成。其功能有六，祭孔讲经、礼乐教化、古代教育、科举基地、儒学道统物质载体、治统与道统交汇。庙学三礼中，释奠规格最高，释菜礼轻，是最早“开学典礼”，释褐礼由新科进士脱布衣换官服，结合登进与尊师。他强调“富而后教”，认为各类公祭有利于凝聚华人、增强文化自信，而儒学以礼乐治国化民，对国家乃至世界长治久安贡献深远，应保护、研究并活化庙学遗产。
孔子研究院文庙书院与礼乐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实习员刘峻朋依据明代冠服制度，结合明代文庙规格、祭孔类型和参祭人群之别，归纳介绍了六种明代祭孔常用冠服，认为其中以品官祭服和乐舞生红绢大袖袍最具代表性，前者是包括青罗衣、赤罗裳、白纱中单、梁冠、蔽膝、后绶、大带、革带、组佩、笏、履在内的套装，在孔府旧藏文物中存留有实物样本；后者为圆领袍，胸背处画绘葵花图样，配黑介帻，目前各地祭孔乐舞服饰多脱胎于此。他指出服制与实践间存在张力，建议当代祭孔服饰应配伍齐全、用途分明、风格庄重，同时体现民族特色，并关注女性祭服研究。
山东大学历史学院历史学系副主任、副教授孔勇指出，雍正朝是自唐开元确立孔庙从祀体系之后，制度变动最为剧烈的时期，年羹尧在其中起到了推动作用。他利用新见档案，大致还原了雍正朝孔庙从祀体系的厘定过程：先是雍正元年议大成殿配享，次年转向讨论两庑从祀。经年羹尧密奏、群臣商议、皇帝谕准，最终确定复祀六人、增祀二十人。此次孔庙从祀变化，折射出雍正初期“道统”的丰富内涵及其表现，但就其缘起而言则存在偶然性。
交流互鉴：域外薪传与当代“两创”
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李月珊认为，释奠礼中的“讲”指讲经，“诗”指赋诗，二者原本是释奠的附属环节。《礼记·文王世子》已有“合语”记载，魏晋、唐代于视学时行释奠讲经，明清皇帝也有以诗训政之举，但讲经、赋诗在中国并非释奠必要环节；日本却将其固定为常设项目，形成特色。奈良时代日本仿唐制，吉备真备携回唐礼；至平安时代9世纪上半叶，日本开始施行“七经轮转讲读”及讲经后赋诗，《延喜式》进一步固定讲经、内论义、赋诗等仪程，以补偿未行科举而缺少的礼仪能量。江户时代，林家将讲经赋诗纳入释奠祭仪，地方藩校则多在祭仪后举行；至今，日本释奠仍有征集汉诗的传统。她认为，讲经赋诗是对经典的阐发、对孔子尊崇的再确认，正是让经典在当下活化、使礼乐教化落到地方的一种方式。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后魏子尧以正定文庙与韩国成均馆为例，比较释奠礼现代“两创”的两种形态及其限度。他强调，义理发挥不能凭空制作仪节，现代化不等于西洋化，改造须以不丧失文化属性为前提。正定文庙按《頖宫礼乐疏》小规模复原，将领导讲话、学生诵读、乐舞融入其中，是温和的“两创”路径；成均馆则延续“庙学合一”，其释奠大祭为韩国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形式以存古损益为主要特征。近年成均馆、韩国各地乡校的相关礼仪又推进了女性献官的设立。他认为，应对在保留文化属性前提下顺时微调，使释奠成为活化的文脉。
近年来，孔子研究院持续加强学术建设，组建六个研究中心，推动有组织科研、聚力攻关重大课题，以高水平学术建设牵引高质量发展。本次工作坊由孔子研究院文庙书院与礼乐文化研究中心主办，是该中心凝聚学术力量、推动文化“两创”的具体举措。下一步，该中心将持续深化文庙释奠与礼乐文明研究，搭建高水平学术交流平台，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贡献更多学术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