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碧强︱用行舍藏：孔子的隐逸观

通常认为，孔子是积极入世的，他虽历经磨难，仍念念不忘“天下归仁”的政治理想。然而，我们通读《论语》后发现，孔子思想中还有隐逸出世的一面。《论语》里记载了逸民和隐者的行迹，可见隐逸现象在孔子之前便已存在。相对于逸民多为历史人物，隐者则多与孔子同时代，他们对孔子的评价以及孔子的回应值得玩味，背后的理论问题更是引人深思。孔子的隐逸观展现了儒者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张力，是儒家对生命意义追问的集中体现。

一、性格各异的隐者

《论语》中明确记载的隐者有六位，分别是石门守门人、荷蒉者、楚狂接舆、长沮、桀溺、荷蓧丈人。朱熹认为，《论语·八佾》篇中的“仪封人”可能也是一位隐者。（朱熹：《论语集注》）隐者又叫隐士，他们学识渊博，有从政能力，但或是生性淡薄，或是政治斗争失意，或是想逃离黑暗的现实，最终选择了隐居的生活。“这些人是消极和隐逸的，然而，他们表现了当时的时代精神——对现实的批评和反抗。他们通过逃避当时可悲的社会环境而表明了他们的反抗。”（《胡适全集》第5卷《先秦名学史》）

《续修圣迹图后学录》之“先圣行教小影·颜子从行”

（一）石门守门人

《论语·宪问》（下引《论语》仅标注篇名）载：

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

石门守门人似乎对孔子不无嘲讽，但嘲讽中又饱含着惺惺相惜。二人虽取道不同，但不趋炎附势、不同流合污是一致的。石门守门人绝非简单的下层小吏，他清楚孔子的政治主张，也对时局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认为，仅凭个人的力量根本无法改变世道衰微，因此自己选择当一名不问世事的小吏，甘于过隐居平淡的生活。如果说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石门守门人便是“知其不可而不为”。无论哪一种选择，“知其不可”是相通的，可见石门小吏对孔子有同情的理解。

（二）荷蒉者

《宪问》载：

子击磬于卫，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子曰：“果哉！末之难矣。”

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他到处宣传自己的政治理念，却得不到施展才华的机会。可以想见，他的心情是苦闷的。荷蒉者能够从击磬中领会孔子的心意，可见其有很高的艺术修养，绝非等闲之辈。

孔子说过：“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学而》）荷蒉者认为孔子内心矛盾：既然不患人之不己知，又为何苦闷呢？“深则厉，浅则揭”典出《诗经》，水深比喻社会非常黑暗，只好听之任之，索性连着衣裳直接走过去；水浅比喻黑暗的程度不深，还可以使自己不受沾染，不妨撩起衣裳以免濡湿。无论“深”或“浅”，孔子皆应对不当，两头不讨好。

（三）楚狂接舆

《微子》载：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

接舆把孔子比喻成凤，可见他对孔子的德行是佩服的。凤“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出现在这样一个衰微的时代，实乃不幸。言下之意，孔子生不逢时。接舆认为，在当今时代从政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建议孔子急流勇退，不要做无用功。“凤兮凤兮，何德之衰”不禁让人联想到孔子71岁时，鲁哀公西狩获麟，孔子见象征祥瑞的神兽被猎杀而深感伤心绝望，遂停止修《春秋》。接舆的歌似乎也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孔子的命运。

明·仇英绘、文徵明书《孔子圣迹图·接舆狂歌图》

（四）长沮、桀溺

《微子》载：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子路向长沮、桀溺询问渡口，二人皆没有正面回答子路，反而借题发挥，将孔子讽刺了一番：为人开路的人，还需要向别人问路吗？既不知渡口在何处，又何以治国，遑论平天下？他们认为，孔子的逃避并不彻底，并劝告子路，与其逃避坏人，不如逃避坏世道，这便是他们的“指点迷津”。桀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的反问表明，个人在时代大势面前微不足道。隐逸有“辟人”和“辟世”两种方式，孔子只“辟人”，终究是徒劳的。孔子身隐而心不隐，说明他还有入仕救世之心。真正的隐是身心俱隐，既逃避坏人，也逃避坏世道。从“知其不可而不为”到“知其不可而逃”，隐逸的程度更深了。

（五）荷蓧丈人

《微子》载：

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

荷蓧丈人的行为表现出两面性：一方面，他不认同孔子和弟子周游列国的行为；另一方面，他又善待和尊重孔门弟子。子路借宿丈人家时，应该和丈人及其两个儿子有交谈，以便对方进一步了解孔子的学说和思想。孔子想见丈人而不得，可见二人“道不同，不相为谋”（《卫灵公》）。

综上，孔子同时代的这些隐士有明显的遁世倾向，他们拒绝与权贵合作，以此来保持人格的独立。这种精神气质与道家较为接近。然而，他们又不同于纯粹的道家，后者对政治不抱有任何期望。陈鼓应说：“隐士观察社会的眼光是极为敏锐的，他们对天下无道的感受也比一般人来得痛切。他们是属于眼极冷，而心肠又极热的一批人。”（陈鼓应、白奚：《老子评传》）隐士们虽然逃避政治，但对于世事极为关注，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他们通过批判的方式表达着对政治的关心。

二、孔子对隐者的态度

隐者自食其力，且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孔子对他们很尊敬，羡慕他们自由自在的生活。隐逸不完全是消极的，原因有三：其一，隐逸可以不降志，不屈道，全性保真；其二，隐逸自有可乐，有其独立的价值；其三，隐逸更有助于修身、讲学、明道，是一种“隔离性智慧”。（何怀宏：《孔子与隐士》）入世出世乃个人的选择，任何选择都有其合理性。由此可见，孔子有着开阔的胸怀，能够包容不同的生活方式。

子曰：“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宪问》）隐逸有各种类型，其深浅程度也不同。避世，即避开乱世；避地，即避开乱地；避色和避言，即避开恶语凶色或巧言令色之人，本质上是避人。隐士属于避世一类，孔子属于避地一类。孔子对于避世的隐者给予很高的评价，称之为“贤者”，认为他们保持了品行的高洁。

然而，孔子终究没有避世。

亚里士多德有句名言：“城邦之外，非神即兽。”（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人是政治的动物。在此前提下，隐逸只能就程度而言，无法完全做到与世隔绝。“鸟兽”代表了一种自然状态，它对于保持人的本性有帮助，但这仅仅是一种理想，现实中并不存在。人要生存和发展，就免不了与他人打交道，在打交道的过程中，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团体生活就发展起来了。长沮、桀溺看似“辟世”了，“可还不是得两个人合伙才能耕种，才能活下去？‘辟世’说着容易，真‘辟’得了吗？不过是矫情罢了”。（李山：《孔子：永不妥协的大生命》）隐士对无道政治的批判有其合理性，他们的选择应该被尊重，但并不值得效仿。如果人人都归隐山林，共同体便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即便归隐山林，政治依然存在。庄子尽管是儒家的批评者，但他对这一点看得很透：“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庄子·人间世》）君臣在这里并不一定是实指，而是政治的象征；从某种程度上讲，政治是人的“宿命”。

《微子》篇载：“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仕”即从政，从政的目的是让道义施行于天下。荷蓧丈人招待子路，又让自己的两个儿子与子路相见，说明他心中还有“长幼之节”。庄子说：“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庄子·人间世》）“长幼之节”代表人伦，是政治在家庭中的表现。“君臣之义”是“长幼之节”的扩展和延伸，既然“长幼之节”不能废弃，那么“君臣之义”又如何能废弃？人同此心，自己希望家庭内有“长幼之节”，别人何尝不希望有？隐者避世，表面上看避得最深最彻底，实际上却放弃了士人对于社会的责任，是“无义”的表现。

庄子塑像

依子路的逻辑，“与人同群”是为了行大道，而“与鸟兽同群”，纵然是贤者，也不过是行小道而已，二者泾渭分明。孟子批评“与鸟兽同群”的做法是“禽兽之道”，深得孔子之意。天下无道，孔子的理想得不到实现，对此，他心里是清楚的。孔子为什么还要栖栖遑遑？只不过因为这是他该做的罢了。儒家讲究知行合一，对于该做的就努力去做，不考虑结果如何。隐者认为“不可为就不为”，儒者认为“不可为犹当为”。救国救民，就是儒者的“当为”。从伦理学的角度说，这是一种动机论的思维方式。

孔子也渴望逍遥，故有“吾与点也”（《先进》）的喟叹。但他知道，人活于世，不能轻飘飘地，终究要有所担当。

《八佾》篇载：“仪封人请见。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从者见之。出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木铎”是一种铜质木舌的铃铛，声音浑厚而温润。古代公家若有重要的事要宣布，便摇响铃铛，召集大家来听。仪封人将孔子比作木铎，意在说明上天要让孔子来做民众的导师，警醒和教化世人，让天下从无道归于有道。孔子以道义为担当，他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述而》），又说“匡人其如予何”（《子罕》），皆表达了其对使命的自觉和信心。

孔子的避地和避人虽然看上去矛盾，但隐逸中又保留了对道义的追求。他没有失去对行道的信心，而是用一种较为曲折的方式追求道义。天下越是无道，儒者越要入世，救万民于水火。要是连儒者也跟着隐遁，世道岂不更加衰微？相对于避世，避地和避人实践起来难度更大。正由于此，孔子和弟子们的坚持才显得无比珍贵。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可以对“深则厉，浅则揭”有更深的理解：最浅的往往是最深的，因而也是最难把握的，它需要极高的智慧，任何对原则僵化的固执往往都会导致相反的结果。

孔子对隐者的态度是复杂的。一方面，他赞同隐者的“辟”，自己也在“辟”，这是他和隐者的相同点。另一方面，他又对隐者“辟”的方式提出批评，认为避世看似高洁，其实做不到，并且会对人伦造成根本的破坏。相对而言，避地和避人的方式更为可行。孔子的这种隐逸观既表明了原则，又没有放弃对道义的坚守，是执经达权的体现。

三、孔子的隐逸思想

除了同时代的六位隐者外，孔子还对古代的逸民进行了介绍：

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微子》）

宋·李唐《采薇图》（局部）中隐居首阳山的伯夷与叔齐

孔子将逸民划分为三类：第一类，不动摇自己的意志，不辱没自己的身份；第二类，降低自己的意志，辱没自己的身份，但是言语合乎法度，行为经过思虑；第三类，放肆直言，行为廉洁。孔子虽夸赞和景仰逸民，但认为自己与他们不同，这种不同体现在价值选择上。若将逸民与《论语》中的隐者对照互参，方能对孔子的隐逸观有更为全面的认识。

“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一句，正是孔子区别于隐逸群体的关键，这与孔子的“毋必毋固”（《子罕》）形成内在呼应。世人心中的“可”与“不可”往往暗含了某种预设，是依据一定标准做出的选择，凡是符合标准的就是“可”，不符合标准的就是“不可”。这种先入为主的判断方式带有先验局限，常常容易催生道德层面的偏执。现实世界是具体的，极其复杂，单纯的定义无法穷尽各种可能性，而孔子的“无可无不可”，正是跳出“可”与“不可”二元对立评判框架的通达智慧。

于是就引出了“义”的思想。孔子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与之比。”（《里仁》）类似的言论还有：“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子路》）义者，宜也，和时机紧密关联，故称“时义”。“时义”也叫“时命”，庄子对儒家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却也承认“时命”的存在：

隐，故不自隐。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庄子·缮性》）

孟子评价几位圣人道：

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孟子·万章下》）

元·赵孟頫《汤王征尹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清者、任者、和者都只是“圣”的具体体现。孟子说孔子“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孟子·公孙丑上》），唯义是从，被称作“圣之时者”。作为“圣之时者”，没有特定的性质，一切随形势的变化而变化。这看上去缺乏规划性，实际上是很高的智慧。智慧如果事先被规划，就容易陷入胶固，也就不成其为智慧了。“圣之时”意味着随时变易，该清则清，该任则任，该和则和，如此高深的智慧当然是“集大成”。

与“义”紧密相关的是“仁”。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成仁”即成就道德，完善自身德行。在孔子看来，人是社会教化的产物，个人道德的成就离不开社会。隐者追求个人品行的高洁，却忽略了对社会的责任，这是不仁的表现，最多只能叫小仁而不是大仁。孔子对仕和隐的思考，与他对仁义的思考有密切关联。

孔子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泰伯》）但是对怎么“隐”，孔子和隐者有区别。如前所述，隐者是身心俱隐，孔子是身隐而心不隐。“人能弘道”（《卫灵公》），通过人的努力，终究可以有所作为。在孔子这里，隐居是为了积累力量，等待时机，一旦时机成熟，就应该入世从政。

君子以义为先，是价值的承担者。孔子说：“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季氏》）一般人可以选择彻底归隐，但君子不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对“不仕无义”就能有更深一层的领会。孔子说：“国无道，隐之可也；国有道，则衮冕而执玉。”（《孔子家语·三恕》）他的隐在隐者们看来不够彻底，但孔子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保留行道的可能性。

孔子坚信天道循环，天下不会一直无道下去。他以道义为担当，以退为进，看似矛盾，实际上体现了君子“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天下无道，是否真的已经如洪水泛滥般不可救，需要做了才知道。如果在竭尽全力之后依然于事无补，那意味着天命难违；在此之前，只要有一丝可能性，都要努力做好自己的本分，如此才能心安。孟子的概括堪称精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

对于“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公冶长》），“子欲居九夷”（《子罕》），过去的诠释大多认为孔子是在发牢骚抱怨。然而，孔子去海上，居九夷，或许也有行道的考虑。海上和九夷都是文化边缘地带，行道的难度比较大，但并非全无可能。在一张白纸上绘就文化建设的蓝图，看似艰难，实际上反而更容易做出成绩。王阳明被贬到贵州龙场驿，依然可以讲学传道，促进当地的文化发展，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吗？

综上可见，孔子对君子、天道、仁义、时命等问题皆有过深入思考，这些思考集中体现在他的隐逸观上。“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尧曰》）《易经》乾卦初九爻曰：“潜龙勿用。”君子的使命就是承担道义，但不可做无谓的牺牲，在条件不成熟时，需要努力修炼自己，静待时机。孔子的隐逸观以行道为终极追求，相较于隐者而言更为积极，不仅符合中道，也更有可行性。

结　语

陈洪说：“当我们回眸中国隐士风采之际，孔子便自然成为思考的逻辑起点。”（陈洪：《高山流水：隐逸人格》）逸民和隐者，虽然有隐逸之举，但没有对隐逸进行系统思考，开启系统思考的是孔子。他的入世和出世、仕和隐、进和退皆以道为根据，是他基于对“性与天道”的体悟做出的自觉选择。孔子一生有隐有见，有退有进，但进是第一位的，退是第二位的。进是经，退是权，经权统一，不落一端；进是仁，退是智，既仁且智，圣之时也。《易传》说：“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系辞下》）儒者以道义为担当，不免沉重，但隐逸思想的注入，使得儒者在现实政治之外，获得了更加广阔而超越的精神空间。故而孔子的隐逸观可以用八个字概括：“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述而》）

【本文刊载于《走进孔子（中英文）》2026年第3期。本刊出版版权所有，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文字及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