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胜利︱传播与调适：《孔子圣迹图》的东渡

《孔子圣迹图》以孔子一生主要事迹为叙事主线，采用中国传统连环图画形式，将抽象的儒家义理转化为直观可感的视觉图像，是中国古代兼具历史叙事价值与视觉艺术内涵的经典图文典籍。明清时期，《孔子圣迹图》陆续传入日本，并深度融入其本土文化语境。这些图像不仅仅成为日本社会构建孔子形象、认知儒家文化的重要视觉媒介，更在儒学日本本土化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流播：长崎贸易下的汉籍东传

明清两代是《孔子圣迹图》雕版刊刻的黄金时代，成熟的印刷技术让孔子圣迹叙事从零散的模式发展为体系完备、流布广泛的儒家图像经典。《孔子圣迹图》版本众多，现存最早的是明朝正统九年（1444）张楷的刻本。张楷依据《史记·孔子世家》及《论语》《孟子》等资料，将孔子一生的重要行迹绘制成图，每幅图配有题记和赞文，为后世诸本之祖。弘治年间（1488—1505），何珣在张楷本的基础上又增补了8幅图，总计38幅，加以重刻。增补的8幅图仅有题记，未有赞词。何珣的重刻本奠定了此后相当长时间里《孔子圣迹图》的基本结构。万历年间（1573—1620），吴嘉谟编撰《孔圣家语图》，将其首卷的《圣迹图》与《孔子家语》原文逐一对应，开创了“图经互证”的新体例，让《孔子圣迹图》的图像叙事始终锚定于儒家经典。入清以后，明代的这些《孔子圣迹图》版本继续流传，并屡次被翻刻重刊，逐渐形成脉络明晰的版本传承体系，为其域外传播夯实了实物根基。

明·张楷绘《孔子圣迹图·归田谢过》

唐朝时期，儒学传入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8），儒学在日本的发展进入全盛期，成为日本的统治思想。江户幕府建立后，将朱子学确立为官学，以儒家伦理构建其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各地藩校、私塾、圣堂纷纷建立，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儒学教化体系，为《孔子圣迹图》在日本的传播提供了适宜的文化土壤。相较于晦涩难懂的纯文字儒家经典，图文兼备的《孔子圣迹图》能够直观呈现孔子生平与儒家核心伦理，极大地降低了儒学的接受门槛。《孔子圣迹图》既适配日本官方道德教化的需求，也能满足下层武士与庶民阶层的启蒙需要，故而在日本广为流布。此外，明末清初，朱舜水等明朝遗民东渡日本，在日本主持营造汤岛圣堂，推行儒家释奠礼仪，进一步推动了《孔子圣迹图》在日本的传播。

在《孔子圣迹图》东传日本的过程中，长崎贸易发挥了关键作用。长崎位于日本九州岛西部，面向中国大陆，自古以来就是沟通中国与日本的桥梁。江户时代，受锁国国策影响，日本几乎全部停止了同外国的交往，只留长崎一处，作为与中国贸易往来的唯一港口，长崎成为日本当时最为重要的贸易基地。为规范贸易秩序，幕府在长崎设置了专门安置中国商人的“唐人屋敷”，设立唐通事、唐年行司等职位，负责翻译、交易管理与商品查验。在贸易过程中，大量汉文书籍被传入日本。中国商船满载丝绸、瓷器与各类图书远赴长崎，儒书、史书、医书等汉文典籍以及书画是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圣迹图》由此也得以传入日本。通过长崎贸易传入日本的《孔子圣迹图》，涵盖了明代张楷本、何珣本、沈藩本、万历吴嘉谟本，以及清代吴门赐砚堂顾沅刻本等多个重要版本。这些版本的《圣迹图》上岸后，迅速传播，其去向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入藏宫内厅书陵部、内阁文库等官方机构，成为官方礼制与藩校教化的核心文本；二是被日本汉学家和儒士收藏，作为其学术研究的文献资料；三是被民间书商收存，作为底本进行翻刻与改编。这一多渠道传播网络，为《孔子圣迹图》在日本的广泛传播和本土化衍变奠定了文献基础。

《长崎唐船贸易绘卷》（局部）

二、衍变：从“摹刻”到“再造”的和刻本

1608年，萨摩藩主岛津家久主持刊刻了《孔子圣迹之图》，因该年是日本庆长十三年，故该版被简称为“庆长本”，这是日本现存最早的“和刻本”《孔子圣迹图》。“庆长本”以明代弘治十年（1497）何珣增补本为底本，共绘刻图像40幅，整体叙事以忠实摹刻为原则，卷前存张楷序与朱熹据《史记·孔子世家》所辑孔子事迹，卷尾附重刊《圣迹图跋》。在《孔子圣迹图》的域外传播史上，“庆长本”的版本学意义在于，它首次将《孔子圣迹图》引入日本本土刊刻体系，确立了早期和刻本的初始范式，为此后《孔子圣迹图》的本土化衍变提供了重要参照。

17世纪中后期，江户儒学阐释走向深化，日本儒者不再一味盲从中国原刊底本，开始立足本土文化立场，对《孔子圣迹图》的图文进行调适，推动了《圣迹图》从“摹刻”向“再造”的关键转折。这一转向的主要成果有二：其一，1659年（日本万治二年），林罗山奉将军德川家纲之命，编纂《圣迹图说谚解》（简称“万治本”）。此本精选27幅图像，图像有意弱化了背景与装饰，凸显核心人物的教化姿态，而其中最显著的变化是，图说文本采用了日文平假名阐释与注音。这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儒学融入日本本土文化语境的重要体现。其二，1691年（日本元禄四年），刊行《新刊圣迹图》（简称“元禄本”）。该本以“庆长本”为底本，突破原有叙事框架，重新编排内容，删去了“麒麟玉书”“二龙五老”“钧天降圣”等具有神异色彩的图像，增补了凸显儒家哲理的图像“观周欹器”，并调整了部分叙事次序。这种剔除神话附会、回归道德教化的图像改造，配合和式雕版工艺审美，使其成为江户幕府时期尊崇儒学的典范之作。

林罗山本《孔子圣迹图·退修诗书》

18世纪中后期至19世纪初，市民文化的繁荣与出版行业的商业化，使《孔子圣迹图》在日本的传播主导权由藩主、儒者下移至民间书商，版本面貌随之呈现出鲜明的世俗化倾向，从而完成了从儒家图像典籍向本土通俗读物的转化。1789年（日本宽政元年），由小林高英、高圆乘绘，江户书商小林新兵卫嵩山房刊行的《孔子行状图解》（简称“宽政本”），是这一世俗化改编的标志性成果。该本以明万历时期吴嘉谟《孔圣家语图》为底本，共收图39幅，采用下图上文的版式，附刻“历代帝王赞咏”“先圣历聘纪年”。《孔子行状图解》附有增补书籍广告，既凸显了鲜明的商业营销特征，也表明《孔子圣迹图》已然转向面向市民群体的商业化刊本。1805年（日本文化二年），嵩山房又刊行了《孔子事迹图解》（简称“文化本”），该版本采用传统木版雕印，再以线装方式装订，分上、中、下三册，内容参照明朝何珣本，绘画在承袭中国传统构图的同时，有机融入了日本本土艺术风格。该本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极大地拓展了孔子形象与儒家思想在江户时期民间的辐射面。

1838年（日本天保九年），小林新兵卫与冈田屋嘉七联合刊刻《大圣传》（简称“天保本”），这是《孔子圣迹图》本土化改造的巅峰之作。此版本由作家山东京传撰文、北尾重政绘图，故事框架仍源自中国母本，但画题已被完全重拟。以“崇祀”主题为例，中国明清刻本中的“汉高祀鲁”“真宗祀鲁”被替换为“唐玄宗皇帝敬圣德而谥文宣王”。这一改动不仅仅是名称的变化，更折射出编者对儒学传承谱系的重构意识。至此，日本《孔子圣迹图》画风彻底“和化”，文本更为通俗，完全转化为面向大众的通俗故事绘本，最终完成了《孔子圣迹图》向日本本土文化产品的蜕变。

《大圣传·唐玄宗皇帝敬圣德而谥文宣王》

三、涵化：儒学文化的本土认同

在明清时代的中国，孔子被奉为“万世师表”，祭孔是国家祀典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江户时期实行幕藩分立体制，德川幕府虽将朱子学定为官学，但既无力也无意复制中国的全国性祭孔体系。正因中央层面缺失统一的祭孔礼制，各藩大名便另辟蹊径，将《孔子圣迹图》纳入自身的政治象征系统，庆长年间萨摩藩刊刻的“家久本”便是典型。其刊刻初衷并非面向大众的儒学普及，而是将其供奉于藩校圣堂，作为各藩证明其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手段。至江户中期，“藩国祭孔”已成定制，孔子形象也从“天下素王”悄然转变为各藩确立正统性的政治符号。这一转化完整保留了祭孔的仪式外壳，却置换了其核心政治意涵：祭孔不再指向对中国中央王朝的文化认同，而是藩主宣示儒治立场、凝聚家臣人心的统治方式。

江户时代虽有活跃的汉学家群体，但《孔子圣迹图》若要真正嵌入日本社会肌理，必须跨越汉文的语言壁垒与武士阶层的文化垄断。“文化本”完成了这一突破：该版本采用中日双语对照，添加日文训点，将汉文经典转化为能被日本民众理解的文本；同时简化复杂构图，降低视觉理解难度。这些改编让《孔子圣迹图》彻底摆脱了精英阶层的案头收藏属性，进入乡村私塾与普通家庭，成为江户后期民间识字教育与道德训诫的通用教材。

《孔子圣迹图》视觉语言的本土化改造是儒学日本化最直观也最深刻的体现。早期和刻本，如萨摩藩“家久本”，几乎是明代底本的忠实复刻：孔子着宽袍大袖的中式儒服，场景为宫殿台阁，背景是典型的中国水墨山水。宽政年间的高圆乘本，风格已出现明显转向：画师首次将浮世绘的流畅线条与平面化技法融入绘制，人物轮廓更柔和，衣纹处理趋于简洁；建筑背景也开始融入日式枯山水、书院造等本土元素。天保年间北尾重政绘制的“天保本”，则将和化视觉构图推向顶峰：孔子虽仍保留儒服基本形制，但衣纹细节已大量采用日本传统的麻叶纹、流水纹；山水背景完全采用大和绘的平远构图与设色风格，空间处理极具和刻本特色。这种视觉改造并非单纯的审美偏好，而是认知策略的调整。中国式孔子图像强调其“圣人”的超凡地位，人物比例庄重，神态威严，与普通观者存在距离感。日本化后的孔子形象更趋近“凡人”的尺度，神态亲和，场景日常化，便于民众建立情感认同。正是通过这种从“神性圣人”到“凡人道德导师”的视觉转译，儒学在日本社会扎根，并成为其本土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

《大圣传·孔子戏游异众儿图》

明清时期，《孔子圣迹图》的东传是17—19世纪东亚儒学文化圈形成过程中极具代表性的文化现象。作为“图以载道”的视觉化儒学经典，它通过长崎贸易渠道传入日本后，并未停留在简单的图像复制层面，而是经历了从翻刻模仿到本土化改造的转变。这一过程展现了儒学在东亚传播的内在逻辑：文化传播从来不是单向的输出，而是双向的互动与重构。《孔子圣迹图》在日本的本土化演变，为我们理解东亚文化共同体的形成机制提供了独特的视觉文献视角，也为当代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启示。

【本文刊载于《走进孔子（中英文）》2026年第3期。本刊出版版权所有，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文字及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