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科学把握、深入挖掘传统廉洁文化的思想内涵,总结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治理经验及人物风范,积极探索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路径,让传统廉洁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

传统廉洁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经千年积淀而愈显珍贵,以其深厚的历史底蕴、清晰的脉络传承、丰富的内容样式,成为新时代涵养风清气正、清正廉洁政治生态的重要文化资源。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把廉洁文化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明确要求“要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并主张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的历史智慧,使其成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内容。我们要科学把握、深入挖掘传统廉洁文化的思想内涵,总结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治理经验及人物风范,积极探索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路径,让传统廉洁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

阆中古城川北道署廉洁堂(视觉中国/图)
传统廉洁文化的历史谱系:廉洁何以成为治理传统
“廉洁”一词,始见于屈原的辞赋。屈原在《楚辞·招魂》中写道:“朕幼清以廉洁兮,身服义而未沫。”又在《楚辞·卜居》中叩问:“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乎?将突梯滑稽,如脂如韦,以洁楹乎?”可见,廉洁既是屈原对高洁品性的自觉持守,更是其践行道义的主动选择。何为“廉洁”?东汉王逸注释为:“不受曰廉,不污曰洁。”以“不受”拒斥外来不义之物的诱惑,以“不污”守护自己内在品性的清白。一拒一守,由外而内,完成人格修养的内在淬炼与精神升华。廉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核心价值,不仅因其关乎个体道德修养,更因“廉”与“政”的内在关联,使之深度嵌入国家治理实践,由此凝练出“廉者,政之本也”的深刻认知。当廉洁从个人操守向国家治理延伸,廉洁文化的构建便愈发具有现实必要性和紧迫性,其理论谱系也随之不断丰富完善,成为理解古代治国理政逻辑与中华政治文明的一把钥匙。
百家争鸣孕育廉为治本。传统廉洁文化并非出于一家学说,而是由多种治理智慧共同滋养而成。儒家以“仁”为核心道德理念,强调为政以德、以德化人,有“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等主张,将廉洁视为坚持操守、追求仁政的必然要求;墨家关心民生疾苦,力倡“节用”“节葬”“非乐”等反对奢靡浪费、反映底层民众诉求的主张,强调“俭节则昌,淫佚则亡”,在把“贫则见廉”作为君子修身之道的同时,更将廉洁与国家存亡兴衰紧密关联;道家主张“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在回归天性本真中摒弃私欲贪念,做到不被外物所役、不为名利所累,以精神超脱消解腐败贪欲之源,让廉洁成为一种返本归真的生命境界;法家着眼于制度刚性,注重以法律政令约束权力运行,把廉洁视作为官从政之本,强调运用法制手段明确贪廉边界、防止政治腐败、确保公正廉洁。不同学派的廉洁思想虽有不同着力点,但却共同反映出对廉洁价值的深刻共识和自觉探索,构成传统廉洁文化多元一体的理论图景。
制度约束筑牢廉政根基。廉洁文化的形成不仅依赖于思想观念的内在驱动,更依托于与之匹配的制度建设。历代王朝均有防止官吏腐败、确保为政清廉的机制探索,并逐步构建出一套完整的廉政制度体系。在官吏选拔上,将道德品行作为重要考量,强调选任以廉的用人导向。汉代察举孝廉,注重选取有孝、廉之德的人才入仕为官。隋唐后实行科举制度,以考试选拔能人贤士,对荐举制下选人用人腐败之弊进行了有效遏制;在官吏考核上,早在西周时期便已有“六廉”之说,即以廉为本综合考核官吏的德行与政绩。此后秦朝的“五善五失”、唐代的“四善二十七最”和清代的“四格八法”等官吏考核标准,均将廉洁奉公作为核心指标,奖廉勤、惩贪腐的价值导向一以贯之;在官吏管理上,历代王朝不断建立和完善监察机制,通过设立御史台、都察院等专职监察机构,制定《监御史九条》《刺史六条》《监察六法》《钦定台规》等专门监督法规,同时推行《吕刑》《大诰》等惩贪法令,不断强化制度刚性。各环节互为支撑、环环相扣,共同构成惩贪倡廉的制度屏障,着力筑牢廉政根基。
治乱兴衰昭示廉治得失。在中国古代社会,王朝的兴衰更替与吏治清廉程度密切相关。吏治清明,则民心归附、政通人和;吏治败坏,则民怨沸腾,政权亦有倾覆之危。“吏不廉平则治道衰”,在历朝历代兴衰更替中反复得到印证。有鉴于此,历史上不少有作为的政治家和统治者大都重视整肃吏治、倡导廉政,并将其视为维系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举措。古代廉政思想及其实践虽然受到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但其中所蕴含的重视民生、强调官员操守、追求政治清明等理念仍具有一定的历史借鉴意义。同时,古代社会对明君贤臣的期盼也反映出民众对于清明政治和良善治理的向往。“有道之君,以逸逸人;无道之君,以乐乐身”等说法既体现了对以民为本、勤政爱民之君的肯定,也说明廉政建设离不开执政者的道德自觉和责任担当。总体来看,中国古代廉政建设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吏治腐败问题,但其积累的经验和教训仍为后世推进廉政制度建设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提供了有益启示。
传统廉洁文化的承载样态:立体多元的文化载体与内涵表达
传统廉洁文化之所以能够在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中连绵延续,不仅在于其有着深厚的思想根基以及不断完善的制度体系,更在于这些理念与规范有着丰富多元、生动具体的文化载体,由此才能完成从主流价值的引领到社会风尚的浸润的过程,使廉洁理念逐步成为全社会广泛认同的思想共识。正是这套立体多元的文化承载网络,使廉洁不仅是一种政治要求,更成为一种深入人心的文化传统与生活方式。
古代官箴的廉洁劝诫。官箴是以“从政者”为规诫对象的专门文体,主要记载古代官员的为官之道和从政经验,其经典书目往往被视为从政圭臬,列为官员入仕的必读书目。官箴典籍浩瀚,其中有关廉洁自律的劝诫尤为丰富。唐代武则天敕令编纂的《臣轨》专设“廉洁”一章,提出“廉平之德,吏之宝也”“君子行廉以全其真,守清以保其身”等,教育官员廉洁从政、竭诚尽忠。南宋吕本中所著《官箴》开篇即说“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将清廉置于为官准则之首,同时告诫“当官既自廉洁,又须关防小人”,在弘扬廉洁之风的同时,也传授为政者应具备的防微杜渐的官场处世智慧。清代陈宏谋所撰《五种遗规》中的《从政遗规》更是系统辑录了历史上诸多清官贤吏的言行事迹与为官心得,为后世官员廉洁奉公提供了行为范本和历史镜鉴。“公生明,廉生威”“清慎勤”等经典官箴格言,以凝练文字形式反映出深刻义理,更通过书法、匾额、碑刻等多种形式广泛流传,让廉洁文化更加可感可视,深入人心。
家规家训的传承教化。廉洁文化不仅见于庙堂之上,其根脉更深植于良好家风家教之中,并通过代代相传的家规家训,将清正廉洁融入家庭教育的价值理念和行为准则。诸葛亮在临终前写给八岁儿子的家书中教导其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通过保持内心宁静、生活俭朴来涵养高尚品德、抵制外界的干扰和诱惑。南朝梁代的徐勉告诫其子“吾家世清廉,故常居贫素”,教诲其要以先代风范为榜样,坚守清廉本色。“人遗子孙以财,我遗之以清白”一句,是廉洁文化在家风传承中的生动写照。清白传家的理念影响十分深远,晚清名臣曾国藩给胞弟的家书中写道:“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颜氏家训》《朱子家训》等家训经典无不将廉洁自律作为重要内容加以强调,为后世树立了宝贵典范。家庭教育是廉洁文化延续不断的重要根基,它将清正廉洁的价值理念注入中华民族的血脉基因,在潜移默化中滋养了后世子孙的道德品格。
清官廉吏的榜样示范。清正廉洁的价值观念不能只停留在抽象的道德规范层面,更需要鲜活的人物形象作为具象承载,才能真正触动人心、引发共鸣,并成为可效仿、可追随的行动范本。东汉杨震暮夜却金,以“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严词拒绝曾举荐过的昌邑县令王密所赠的“金十斤”,告诫世人清正自守是无论公私、不分昼夜的内在自觉。明朝于谦一生清廉刚正、忠心报国,他在《入京》诗中写有“清风两袖朝天去,免碍闾阎话短长”,以“两袖清风”表达自己为官的清白与坦荡,后来更以实际行动诠释了“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铮铮誓言。以狄仁杰、包拯、海瑞、于成龙、刘墉等为代表的清官群体不仅在史册中熠熠生辉,更在民间传说与戏曲文学中被不断传颂与赞扬,他们是百姓所期盼的廉明公正的化身,更是廉洁文化在世人心中最具象化的精神符号。清官廉吏与贪官污吏之间鲜明的形象对比,凸显出廉洁奉公的崇高与可贵以及贪污腐败的危害与可耻,使得廉洁文化在一正一反的对照中更有价值、更受推崇、更具感召力。
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
新时代以来,传统廉洁文化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不仅焕发出新的文化生命力,更成为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引用古籍典故中的廉洁内容,注重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廉洁因子,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涵养清正廉洁的政治品格。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意见》也明确指出,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克己奉公、清廉自守的精神境界。这要求我们要更加自觉地汲取传统廉洁文化的滋养,推动历史底蕴转化为精神动力,筑牢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深厚文化根基。
深挖传统廉洁文化思想精髓。系统挖掘历史文献、文化经典、文物古迹中的廉洁思想,提炼蕴含其中的核心理念,将传统廉洁文化同现代治理实践紧密结合,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与实践价值。民本思想作为传统廉洁文化的理论基石,从思想层面深刻回答了“为何要廉洁”这一根本问题,并贯穿于古代社会治理的始终。廉洁的价值不仅在于持守高洁品格,更在于其具有维护民众利益、稳固执政根基的政治功能。中国共产党将民本思想提升到人民至上的高度,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宗旨,将廉洁要求深深根植于党的初心使命之中,使得廉洁奉公成为共产党人内在的政治品格。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通过更加健全的制度设计、更加严密的执纪监督和更加广泛的社会参与,将廉洁要求真正落到实处,从而超越了传统廉洁文化的历史局限。因此,在充分汲取传统廉洁思想精华的同时,我们也要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古代反腐倡廉的思想与实践进行科学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推动传统廉洁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使其成为滋养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不竭源泉。
主动融入党员干部廉洁教育。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手中掌握人民赋予的公权力,必须始终牢记权力来自人民、必须用于人民,决不能将权力视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封建官吏尚能以“废贪而立廉”自勉,作为先进阶级代表的共产党员应以更高标准廉洁自律,把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看成极大的耻辱,将廉洁从政确立为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在党性教育、警示教育中,应注重以廉洁文化滋养党员干部身心,融入传统廉洁文化中的优秀思想资源,引导党员干部从古代先贤、清官廉吏的嘉言懿行中汲取精神力量,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要怀德自重、洁身自好,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管好身边人身边事,真正做到清正廉洁”。这就要求领导干部不仅要廉洁自律,也要廉洁齐家,让廉洁要求融入家风建设之中,善于从传统家训家规中汲取涵养家风的智慧,引导家人亲属自觉抵制不良风气,形成崇廉尚洁的家庭氛围,实现从廉洁律己到清白传家的深层延伸。
多举措讲好新时代廉洁故事。传统廉洁文化中蕴藏着丰富的叙事资源,历史上清官廉吏的为政箴言、家风家训、感人事迹等都是讲好新时代廉洁故事的生动素材,即便跨越千年时光,依然能够引发人们的共鸣与思考。我们要充分运用现代化的传播手段,让传统廉洁文化“活”起来,让承载着廉洁精神的历史人物和经典故事以人民群众更加喜闻乐见的方式走入大众视野。同时,我们也要充分借鉴传统廉洁文化历史传承中的有益经验,深入挖掘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廉洁内涵,讲好革命先辈、时代楷模的廉洁故事,挖掘党员干部在平凡岗位上实干担当、廉洁奉公的鲜活案例,使廉洁故事更具时代感和感染力,推动新时代廉洁文化不仅在干部队伍中入脑入心,更要在全社会蔚然成风,以此激发人民群众对廉洁价值的认同与追求,凝聚全社会参与廉洁文化建设的强大合力。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营养剂。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和历史自觉,坚持古为今用,努力推进廉洁文化融入党和人民事业的各项工作中,为早日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起更强大的精神力量。
作者:朱继东,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泽中,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