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致远(857—?),字海夫,号孤云,新罗王朝末期人。他12岁入唐求学,18岁进士及第。其传世之作《桂苑笔耕集》,是朝鲜半岛第一部汉文诗集,被收录于宋代《崇文总目》。他也是朝鲜半岛历史上第一位留下个人文集的学者、诗人和文学家,因此成为朝鲜半岛汉文学的开山鼻祖,被誉为“东国儒宗”“东国文学之祖”,备受尊崇。崔致远先是被高丽王朝追赠为“内史令”,后又被追谥为“文昌侯”,并令其从祀朝鲜半岛文庙,成为首位从祀文庙的半岛先贤。崔致远不只专精儒学,也深谙佛道义理。这样一位复合型历史人物,何以能在高丽中期跻身文庙从祀之列?其祀典在历史长河中经历了怎样的起伏?背后又有着何种深层的政治文化动因?本文我们便梳理崔致远入祀文庙的历程,考察朝鲜半岛文庙从祀背后暗藏的政治和文化缘由。

崔致远雕像
一、从边缘到中心:崔致远文庙从祀历程
儒学传入朝鲜半岛的时间可追溯至公元前4世纪左右,而正规的儒学教育机构的建立则比较晚,从文献记载来看,朝鲜半岛最早于372年(高句丽小兽林王二年)设立太学,以儒家“五经”作为教学内容。位于高句丽南部的百济则于384年设立太学,传授儒家经典。而位于半岛最南端的新罗距离中国最远,是最晚接触儒学的朝鲜半岛国家。648年(新罗真德女王二年),派遣至唐朝的金春秋参加了长安国子监的释奠礼。675年,新罗统一了朝鲜半岛,与中国的联系更加紧密,接触中国文化的机会增多。682年(神文王二年),新罗仿唐朝制度,设立国学。717年(圣德王十六年)“秋九月,入唐大监守忠回,献文宣王、十哲、七十二弟子图,即置于大学”(金富轼:《三国史记》卷八),儒学在朝鲜半岛的影响力逐渐扩大。918年,王建灭新罗,建立高丽王朝。为巩固统治,高丽“立文宣王庙于国子监”(郑麟趾:《高丽史》卷七四),文庙作为制度化的象征空间在朝鲜半岛得以确立。首位从祀文庙的半岛先贤,并非后世熟知的李退溪、李栗谷等性理学大师,而是活跃于9世纪末的文人政治家——崔致远。

高丽太祖王建像
清儒钱大昕说:“孔庙从祀,非寻常事。”(钱大昕:《潜研堂文集·王䓨奏从祀事》)王守仁的弟子薛侃上《请从祀疏》,敦请朝廷批准其师从祀孔庙时,也曾说:“从祀孔庙,万代瞻仰,甚盛举也。”(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三九)从某种意义上讲,身后能从祀文庙,堪称儒者的最高追求。崔致远从祀文庙,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其间经历了复杂且严谨的酝酿与确认过程。崔致远之所以能够从祀文庙,乃是由于其“密赞祖业”(밀찬조업)的功绩。
(一)“密赞祖业”:一个关键叙事的生成
高丽建国初期,为确立自身的历史正统性,迫切需要建构跨越新旧王朝的文化连续性。在此背景下,崔致远“密赞祖业”的说辞应运而生。《三国史记》明确记载:高丽显宗感念崔致远曾密襄太祖王建成开国大业,故而对其予以追赠:1020年(显宗十一年),崔致远被追赠为“内史令”;1033年(德宗二年),被追谥为“文昌侯”。(参见金富轼:《三国史记》卷四六《崔致远传》)崔致远密赞高丽祖业的说法一直延续到朝鲜王朝时期,高丽高宗时期崔滋的《补闲集》和朝鲜王朝时期的地理志书《新增东国舆地胜览》都有关于崔致远“密赞祖业”的记载。若此属实,则表明崔致远晚年的确与王建阵营保持着联系,并参与了统一朝鲜半岛的谋划。
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在朝鲜王朝时期,崔致远“密赞祖业”的历史叙事也频遭质疑,其中批判最为严厉的是李瀷(1681—1763)及其弟子安鼎福(1712—1791)等人。他们认为,崔致远固然可凭佐助高丽王朝建立之功获得礼遇,但若将其尊奉为儒者典范,则尚有不妥之处。崔致远长期任职新罗朝廷,晚年却选择投身王建,协助高丽立国,以儒家伦理视角来看,这属于弃旧君而事新主,严重违背了君臣伦理大义,因此不能被尊奉为儒者典范,并质疑其从祀文庙的资格。李瀷等人的观点被朝鲜王朝时期相当多的儒者所认同。
当然,也有一部分儒者为崔致远从祀文庙辩护,认为他密赞高丽祖业的说法并不符合历史实际,其中比较知名的有郑克后(1577—1658)、黄景源(1709—1787)等人。郑克后在《西岳志》中认为,有关崔致远“密赞祖业”的历史依据不足,崔致远晚年的活动线与王建的建国活动线在时间上并不吻合。同时,他还依据崔致远向真圣女王敬献的《时务策》十余条的社会改革主张,以及崔致远在《四山碑铭》中流露出的复兴新罗旧制的情绪进行推论:所谓的“密赞祖业”之说,更像是后世假托崔致远之名构建的预言性叙事。还有学者推测,活跃在高丽初期的庆州崔氏(如崔凝、崔彦撝),可能才是真正为高丽太祖王建提供建国谋议的人。如是,李瀷等人以君臣伦理大义来质疑崔致远的从祀文庙资格,也就不成立了。
那么,崔致远“密赞祖业”这一历史叙事是如何形成并固化为一种历史认知的呢?其动机或需从高丽建国初期政治文化的建构中探寻。王建立国后,面临整合三国势力、确立自身正统性的迫切需求。崔致远作为前朝大儒,文名卓著,而且其任贤、重礼、安民等思想主张,与王建“量材任使”(金富轼:《三国史记》卷五〇)、整顿礼制的施政方向有契合之处。因此,高丽王朝将崔致远塑造为其“密赞”者。这一做法具有双重的政治效用:一是借用崔致远的声望笼络新罗人心,为高丽王朝王权的集中化奠定基础;二是这一叙事成功地将一位新罗末期的标志性文人转化为高丽王朝合法性的文化象征,为崔致远日后获得文庙从祀资格提供了关键依据。
(二)显宗定典:从祀的制度化
无论“密赞”史事的真相如何,崔致远作为文坛宗匠的声名及其超越具体功绩的象征价值,已沉淀为朝鲜半岛文化史上一个显著的文化符号。1020年(显宗十一年),高丽击退契丹入侵,国势稍振,朝廷追赠崔致远为内史令,令其“从祀先圣庙庭”(郑麟趾:《高丽史》卷四)。1023年(显宗十四年),又“追封崔致远为文昌侯”(郑麟趾:《高丽史》卷五),标志着崔致远的文庙从祀地位得以正式确立。
崔致远成为首位从祀朝鲜半岛文庙的本土先贤,可以说是其学术思想与政治影响双重作用的结果。从思想层面来看,显宗时期的高丽王朝并未像朝鲜王朝时期那样,奉行严格的“崇儒排佛”政策,而是倡导儒、佛、道三家互补,这一倾向在显宗时期的寺院碑文中清晰可见。当时官僚普遍认为,儒家孝道思想与佛教皆有助于“王道政治”,崔致远的学术思想恰恰体现了这一融合性,符合高丽王朝前期国家意识形态的需求。从政治层面来看,高丽王朝让崔致远从祀文庙是出于深层的政治考量。对内,这是以庆州崔氏为代表的新罗系文臣势力在显宗时期崛起的重要标志。作为显宗老师的崔沆(1209—1257)等身居要职,试图通过推动对其先祖崔致远的追崇,来巩固庆州崔氏家族的政治地位。对外,显宗在位后期,与契丹第三次交战获胜后,高丽王朝的外交策略变得更为灵活主动。此时将一位备受中原认可的“东国儒宗”提升至从祀文庙之列,也体现出其向宋朝与契丹展示自身文化自信的意图。
二、高丽王朝后期的从祀波折与朝鲜王朝时期的从祀争议
崔致远从祀文庙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其高丽王朝后期在元朝干预下遭遇的黜享与复享,以及朝鲜王朝时期对其从祀资格的争议,体现了高丽、朝鲜两朝试图彰显其民族独立性的文化意图。
(一)元朝干涉下的黜享:民族意识的压制
高丽后期,崔致远的文庙从祀地位遭遇了一番波折。1351年(忠定王三年)八月,高丽行释奠礼时出现状况。据《高丽史》记载,元朝人林巨不熟悉释奠礼制,以原有祝板上的祝文存在讹误,另行取用木版,命令成均馆官员重新书写祝文;且本次典礼未经国王审定,便擅自举行;同时将薛聪、崔致远的神位撤除,不再配享文庙。(参见郑麟趾:《高丽史》卷六二)此次崔致远从文庙从祀行列中被撤除,表面看是因为祝文错误,程序不正规,但结合时代背景考察,则含有深意。此次黜享发生在高丽受元朝深度干涉时期。元廷此前已多次介入高丽的文教事务:如1301年(忠烈王二十七年),元朝官员耶律希逸见高丽国学殿宇鄙陋,便让高丽遣使赴元迎孔子十哲像及祭器置于其中,并于1304年新建大成殿。(参见郑麟趾:《高丽史》卷三二)高丽人认为,崔致远被黜享是因为高丽挑战了元朝的权威。文庙祀典是维系政治秩序、构建统治合法性的重要载体,高丽的文庙制度基本遵循宋制,到了元朝依然如此。在高丽人的认知中,自己不经元朝同意,仍然擅自使用旧朝典制,是对元朝主导下的天下秩序的挑战,故而元臣以祝板有误为由撤去了崔致远的牌位。至于为什么撤的是崔致远的牌位,是因为崔致远是朝鲜半岛民族文化的载体和标志。

薛聪像
崔致远在高丽后期就已被李奎报(1168—1241)、李承休(1224—1300)等士人塑造成民族文化的象征。李奎报曾撰写《东明王篇》抗议蒙古入侵,他从民族自豪感出发,认为崔致远的成就已经超越了中国同时期的文人,谓其“以外国孤生入中朝,躝跞时之名辈”(李奎报:《东国李相国集》卷二二)。李承休在《帝王韵纪》中也将崔致远视为民族精神的象征,称赞崔致远“文章何人动中华,清河致远方延誉”。崔致远在高丽抵抗蒙古入侵、民族意识增强的背景下,被赋予了与中原正统文化抗衡的独特内涵。因此,元朝势力借祝板讹误问题而将崔致远黜享文庙,很可能是对高丽日益增强的民族意识所进行的一次针对性压制。
(二)“反元改革”中的复享:道统的重申
被黜享的崔致远,在1409年(朝鲜太宗九年)之前被恢复从祀文庙的资格。虽具体复享时间不详,但这一过程很可能与高丽末期的“反元改革”密切相关。恭愍王(1330—1374)在位期间推行了一系列旨在摆脱元朝控制、恢复高丽自主性的政策。其礼制方面的改革,包括修复大成殿、由名儒李穑(1328—1396)主持重整濒于废弛的释奠礼等。在这一“拨乱反正”、重塑国家礼制的背景下,恢复被元朝势力黜享的崔致远、薛聪,可以说是高丽王朝重申文化主体性与道统独立性的象征性举措。这一系列行动与恭愍王废止元朝设立的征东行省理问所、铲除奇辙等亲元势力、恢复高丽旧制等改革步调一致,共同构成了其“反元”政策的一体两面。值得注意的是,高丽王朝的“反元”倾向并非始自恭愍王。早在忠穆王(1337—1348)时期,高丽王朝便已设立“整治都监”,谋划改革,其矛头直指亲元势力。
综上所述,崔致远文庙升黜事件绝非简单的偶然变动,而是高丽王朝与元朝政治较量的具体体现:忠定王三年的黜享,可理解为元朝对高丽王朝内部日渐兴起的“反元”苗头的一次预防性打压;而崔致远的复享,则是元末衰微之际,高丽王朝民族自主意识增强,试图夺回文化主导权并重构独立道统体系的必然结果。
(三)朝鲜王朝时期崔致远从祀资格之争议
文庙从祀承载着文化正当性和政治合法性的双重意义,因而在整个朝鲜王朝时期始终是朝野瞩目的重大议题。朝鲜半岛文庙从祀者的功绩与行迹时常被朝鲜儒者审视和评价,并依据评议结果建议从祀人物的增置或罢黜。在此过程中,崔致远自然也成为众多儒者评议的对象。
与朝鲜王朝时期的文庙从祀者相比,崔致远作为高丽时期从祀朝鲜半岛文庙的儒者,其儒学方面的功绩似乎并不突出,导致他的文庙从祀资格受到质疑。16世纪,士林派兴起,他们推崇程朱理学,强调道德修养与伦理规范,并以此为标准评判历史人物。中宗(1488—1544)年间,李膂(1484—1512)和金絿(1488—1534)在建议郑梦周(1338—1392)从祀文庙时,为衬托郑梦周的德业,将崔致远作为比较对象,说崔致远虽是“东方文献之首”,却“非精研道学之人”。后来的李滉(1501—1570)批评崔致远是谄媚佛教之人,反对其从祀文庙。李珥(1536—1584)也质疑其与儒学的关联。士林派将崔致远的学问有意贬低为“词章训诂之学”,认为崔致远儒学成就不足,质疑崔致远的从祀资格,并推动郑梦周及“东方五贤”——朝鲜王朝时期的五位性理学者:李彦迪、金宏弼、郑汝昌、赵光祖和李滉——从祀文庙。

郑梦周像
对崔致远文庙从祀资格的质疑一直持续至朝鲜王朝后期。如宋时烈(1607—1689)认为,崔致远从祀是因为其在高丽时期文声卓著,若放在朝鲜王朝,其文章水平并不突出。正祖(1752—1800)虽然承认崔致远为“东方儒者之卓然者”,但对其从祀资格也持有异议。然而,也有不少学者主张,应历史地看待崔致远从祀文庙之事。周世鹏(1495—1554)指出,崔致远虽然没有显著的儒学功绩,但他将儒家的忠孝观念、治国理念以及唐代的典章制度,通过其著作和为官实践,系统地带回朝鲜半岛,为朝鲜半岛文教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配享孔庙当之无愧。地方儒林及崔氏后裔更积极推崇其功绩,如郑克后在《西岳志》中评价崔致远,称其出身海东,凭借文章与功业扬名中国,实为千古难得之人,完全具备从祀文庙的资格。
综上所述,崔致远的文庙从祀资格,是依据儒学已繁荣的朝鲜王朝时期的评判标准,还是依据儒学方兴未艾的高丽王朝时期的评判标准,结果大相径庭。由此可以看出,从祀文庙这一神圣资格的授予,有着极其严格的筛选程序。何人得以从祀,何人不得从祀,其选择标准本身便折射出不同时代的学术主流、政治需求与价值取向。
结 语
崔致远从祀文庙,贯穿高丽、朝鲜两朝,此过程绝非静态的荣典授予,而是遵循着“道统接续—学术导向—政治需要”这一规律动态演化。高丽王朝时期,崔致远被塑造为朝鲜半岛的“文化英雄”和“儒学拓荒者”,统治者试图通过其从祀文庙来构建王朝的文化合法性、提振民族自豪感,并在儒学传入朝鲜半岛初期树立一个兼具象征性与实用性的历史楷模。至朝鲜王朝时期,在性理学一尊、从祀标准趋于严苛的背景下,其从祀文庙的合理性遭遇到基于新标准的严格审视。这一时期士林派的质疑,实质上是将朱子学价值体系应用于历史人物评价时所引发的冲突,同时也体现出朝鲜王朝时期儒学“重道统、辟异端”的特点。尽管面临争议,崔致远的从祀地位仍凭借对朝鲜半岛文脉的开创之功,以及后世支持者的重新诠释得以延续。同时,元明之际的黜享与复享,更是民族意识与外强压力在文化主权上激烈博弈的晴雨表。

韩国庆州崔致远故居门前代表诗作《泛海》石碑
总的来看,崔致远从“东方文章之祖”到“东国儒宗”再到被质疑“纯儒”的过程,是朝鲜半岛在吸纳中华文化并试图构建自身文化主体性的过程中,其价值尺度与自我认同不断调整与演变的生动缩影。透过崔致远的从祀波折,我们得以窥见,儒学传入朝鲜半岛后不断在地化,并逐渐发展为东亚儒家文化圈内独具特色的有机组成部分。
【本文刊载于《走进孔子(中英文)》2026年第4期。本刊出版版权所有,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文字及图片。】

作 者 简 介
韩梦冬,孔子研究院文庙书院与礼乐文化研究中心二级翻译。
